中国人史纲-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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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纯接到报告，赫然震怒──不是震怒宦官，而是震怒元稹，把元稹贬窜到江陵（湖北江陵）。陕西户县县长崔发得罪了在街头逞凶的宦官，第十六任皇帝李湛下令逮捕崔发，蜂拥而至的宦官群就在监狱中把崔发殴打。当河朔四镇于上世纪中叶归附中央时，四镇之一的成德战区（恒州·河北正定）节度使李宝臣征讨有功，李豫特派“敕使”宦官马承倩前往慰劳。马承倩临返长安前夕，李宝臣亲自到旅舍致谢，并送礼物绸缎一百匹。河朔贫苦，这已是超级重礼了，但马承倩却嫌太少，把它抛掷到道旁，大骂而去。李宝臣惭惧难当，他的部下提醒他说：“我们效命疆场，正用得着我们的时候，还是如此。一旦天下太平，还能活下去吗？”于是李宝臣决心脱离中央。
世界上没有人能阻止宦官的暴行，因为皇帝顽强地支持他。像第十一任皇帝李豫，每当“敕使”宦官回来复命时，他一定查问收到的礼物多少，如果收到的礼物太少，他就愤怒，不是认为看不起宦官，而是认为看不起他这个皇帝。于是宦官的暴行，不但公开，而且合法。凡不能使宦官满足的对象，随时都会发现忽然陷于“谋反”的巨案。虽然大臣们不断向皇帝建议加以拘束，但都遭拒绝。李豫的曾孙李纯根本就不承认宦官诬陷过大臣，他说：“宦官怎么敢诬陷大臣？”强调说：“即令有什么谗言，当皇帝的也不会听。”又得意洋洋地宣称：“宦官不过是一个家奴，为了方便，差使他们奔走而已。如果违法乱纪，除掉他们就跟拔掉一根毫毛一样。”
宦官是皇帝的家奴，一点不错，但对别人来说，却是恶魔。而且，一旦这些家奴掌握军权，家奴便不再是家奴了。最早掌握军权的宦官是李辅国，第十任皇帝李亨派他担任参谋总长（天下兵马大元帅府行军司马），不经过他批准，没有人能见到皇帝。接着是另一位宦官鱼朝恩，李亨派他当“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没有大元帅名义的大元帅，统率十个战区的节度使，在邺郡（河南安阳）讨伐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结果大败。
上世纪（八）八十年代，泾原战区（甘肃泾川）兵变，第十二任皇帝李适对将领们疑心更重，于是把禁军（左神策军、右神策军）交给宦官率领，两军司令官（中尉）也由宦官担任。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措施，从此禁军掌握在宦官手中，形势为之一变。第二次宦官时代与第一次宦官时代，在此分野。第一次宦官时代宦官的权力来自皇帝。第二次宦官时代宦官的权力，前期来自皇帝，后期来自他们所统率的禁军。
宦官掌握军权之初，对皇帝还存有敬畏，所以李纯还可以大言不惭地形容他们是家奴和毫毛。但时间累积下来，宦官在禁军中布置成功，培植下不可动摇的威望之后，就发生变化。李纯在夸口后不久的本世纪八二○年，即被宦官陈弘志谋杀，没有人知道使用什么凶器。接着，为了继位人选，宦官内部发生火拼。右禁军司令官梁守谦，把左禁军司令官吐突承璀和吐突承璀打算拥立的亲王李恽，一齐杀掉，改立太子李恒。这是一个开端，继任皇帝不由前任皇帝决定，而由宦官决定。前任皇帝即令生前决定了的，他死了之后也要经过宦官集团重新审查。
于是李纯所称的家奴时代和毫毛时代，成为过去。皇帝被杀被立，都身不由主，连自己都不能保护自己，这种现象越到以后越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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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三次宦官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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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朝自“靖难之役”后，国内安定三十余年。此三十余年位于本世纪（十五）初期，是中国人民在明王朝统治三百年中，惟一的比较幸福的日子。郑和下西洋，交趾省（越南北部）设立，和朱棣五次亲征，以及长城运河的建设工程，也都在这三十余年中完成。宦官的灾难虽然已经萌芽，像交趾监军马骐竟逼使交趾脱离祖国，即是一个恶兆。可是马骐终于受到惩罚，社会还有一线光明。而三十年代之后，宦官时代降临，连这一线光明也都消失，而终于完全黑暗。
这是中国第三次宦官时代，距第一次宦官时代（二世纪）一千三百年，距第二次宦官时代（九世纪）六百年。我们姑且说，第三次宦官时代始于本世纪（十五）三十年代一四三五年王振当权，终于下下世纪（十七）六十年代一六六一年明王朝覆亡，历时二百二十七年。──注意一个现象，宦官时代的结束，一定是王朝的覆亡。
──肯定时代的起讫时间，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但为了对社会形态有一个了解，必须如此，才可以有明确的印象。事实上二百余年间，宦官并不每年都在作怪。像下世纪（十六）第十二任皇帝朱厚熜在位的四十六年中，宦官就没有什么地位。
明王朝几乎每一个皇帝，都有他亲信并掌握权柄的宦官。没有特别亲信宦官的皇帝，如朱厚熜，则有特别亲信的贪官。
当三十年代朱祁镇即位时（一四三五年），年方九岁，还是一个顽童。由司礼太监王振带着他游戏，他对这个大玩伴，十分敬佩，尊称为“王先生”。最初，朱祁镇的祖母张太后，经常派人到内阁查问政事，发现王振有假传圣旨的情形。大怒之下，亲自主持内阁会议，要杀王振，一批乡愿大臣代为求情，才算幸免。但张太后不久逝世，王振的威风日增，没有人能控制他，不但成为太上宰相，而且成为太上皇帝。第三次宦官时代，遂由王振揭幕。
首先受害的是皇家教师（侍讲）刘球，刘球上奏章劝朱祁镇亲政，王振认为是讥讽自己，即把刘球逮入锦衣卫诏狱，乱刀砍死，尸体肢解，扔到荒郊。另一位受害人是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京师国子监祭酒）李时勉，有一天，王振前往视察，李时勉对他并没有表示特别的恭敬，王振就指控李时勉盗用国家树木，把他在大学门前带枷示众三天，大学生数千人哭号奔走，都不能解救，最后还是辗转求到朱祁镇的母亲何太后，何太后向朱祁镇询问，朱祁镇惊愕说：“一定是王振干的事。”才下令释放。最高法院副院长（大理少卿）薛瑄，在大庭广众下没有先向王振行礼。王振即逮捕薛瑄，下锦衣卫诏狱，以贪污受贿罪名判处死刑。处斩前夕，王振一位老仆人在厨房流泪，王振问他为什么时，老仆人说：“我跟薛瑄是同乡，深知他的为人。”并举出若干事证，王振才把薛瑄开释，但仍被贬谪至边疆铁岭（辽宁铁岭）。然而锦衣卫一位名王永的兵士，却没有这种好运。王永看不惯王振为非作歹，写匿名传单加以指责，事发后被捕，磔死。
权力所在，谄媚必然集中。工程部副部长（工部侍郎）王佑没有胡须，王振问他什么原因，王佑说：“老爷没有，儿子辈安敢有。”
──注意王佑这件事，这是第三次宦官时代的特征之一，政府高级官员和士大夫阶层，公然无耻地争向宦官卖身投靠，是第一第二两次宦官时代所没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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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迂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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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派用两分法把人类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君子系统，一是小人系统。这种分法本是经济的，后来发展为伦理的，后来更发展为政治的和道德的，遂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项重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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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死守着那可怜的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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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因职业上的需要，对产生“礼教”的那个古代，有一种强烈的崇拜感情，对于非古代的事物，则加排斥。问题是古不能复，在小场合的典礼上，人们还可以勉强遵守。但在大场合的典礼上，便格格不入，因而产生出许多不必要的笑柄和纠纷。用一个例子可作说明，下世纪（前五）二十年代纪元前四七八年，齐国国君姜骜和鲁国国君姬蒋，在蒙邑（山东蒙阴）举行高阶层会议，二人见面时，姜骜向姬蒋叩头（在八世纪之前，中国人席地而坐──正确地说，是坐在自己的小腿上。所以所谓叩头，只是深深地把头俯下，跟八世纪后必须屈辱地先行双膝跪地的叩头不同），这是所有礼节中最尊敬的一种。可是，鲁国国君姬蒋却双手一拱，只作了一个揖。这情形跟现代社交场合你伸出手，对方却不伸手，只微微点一下头一样。姜骜跟他的随从大臣都怒不可遏，鲁国傧相引经据典地说：“按‘礼教’的规定，国君见国君，不过作揖，国君只有见国王时才叩头，你们怎么连这都不懂！”齐国确实不懂，不过不久就懂了。四年后纪元前四七四年，两国国君又在顾邑（山东鄄城东北）会盟，齐国早就准备妥当，届时一声令下，跳出几个壮士，抓住姬蒋，强迫他向姜骜叩头。这时“礼教”排不上用场，姬蒋只好叩头。齐国为这件事曾编了一首诗歌：
鲁国人冥顽不灵
多少年都不清醒
使我们难以为情
他们死守着那可怜的儒书
引起无谓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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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的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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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古是儒家的中心思想，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九十年代时，滕国（山东滕州）国君姬定公逝世，他的儿子姬文公即位，向孟轲请教：他应该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孟轲指示姬文公首先应该“服三年之丧”，必须为死去的老爹穿三年孝服，在此三年期间，不准吃肉饮酒，不准听音乐，不准跟妻子同房，不准参加任何社交活动，不准处理任何公私事务——这一项最重要，一处理公私事务，便是功利，不是仁义了。更不准从事任何劳动，只准穿粗布衣服，盖粗布被，睡在草地上或木板上，专心专意地悲哀，最好是悲哀到骨瘦如柴、口吐鲜血或昏迷不醒。这种行为被称为“孝道”，是达到仁政的必要步骤，也是仁政的具体表现，国家由此即可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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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知识分子的文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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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朝有两种专属于贵族阶级的文字游戏，第一种是避讳制度，依儒书的规定，地位高贵的人的名字，神圣不可侵犯。地位低微的人必须提心吊胆地不去触及它，即令同音的字也不允许在文字上出现，有时候更不准说出口，否则便是“犯讳”。凡是“犯讳”的人，轻者要受处罚，重者可能处斩。嬴政大帝所以没有明令取消这个制度，大概它在本世纪（前三）还没有造成特别灾害的缘故。第二种就是谥法制度，依儒书的规定，一个尊贵的贵族死后（不够尊贵的贵族，如官职稍小和普通平民，都没有资格），他的儿子或部下，即根据他生前的行为特征，给他一个恰如其分的绰号。如周王朝第一任国王姬发，被称为“武王”，即武功盖世之王；如第十二任国王姬宫涅，被称为“幽王”，即黑暗不明之王。周王朝认为谥法制度是礼教的一部分，一个人为了顾虑死后的恶劣绰号，会主动地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个构想太天真了，它没有想到，满身罪恶的死者，如果权势仍然存在，便没有人敢提出恰当的形容词，而摇尾系统还会把字典上所有的高贵字句，全部堆到他头上。秦王朝灭亡后，儒家当权，谥法恢复，遂成为一个小丑表功制度。我们举一个例子作为说明，十七世纪明王朝那位吸毒的断头政治皇帝朱翊钧，他的绰号是“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二十世纪那位把清王朝搞垮了的老太婆那拉兰儿，她的绰号是“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仁献崇熙显皇后”。这种必须喘一口气才读得完的头衔，使人倒尽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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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的功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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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当了皇帝之后，他的那些大臣将军，都是当初一块当流氓的黑社会朋友，在皇宫里就像过去在刘邦家里一样，大吃大喝，喝醉了放声高歌，还拔出刀剑砍柱子助兴。不但一团糟乱，而且潜伏着可能被野心家利用的危险。刘邦知道应该改正，但他不知道如何改正。儒家学派的机会来了，这正是他们的专长。博士之一的叔孙通就请求由他制定朝见皇帝的仪式──简称“朝仪”。刘邦对儒家学派的复杂繁琐，深有戒心，所以他吩咐说：“你可以尝试，但要简单，在我能办得到的范围内去做。”叔孙通特地到儒家学派发源地的故鲁国首府曲阜，请了三十余位专家，连同自己的门徒一百余人共同拟订规章，并加以演习。一个月后，再集合大臣将军们演习。到了本世纪（前二）第一年（前二○○年），长乐宫落成，群臣朝贺，正式启用“朝仪”。大臣将军们在宫廷官员引导之下，顺序入殿（宫，指整个建筑；殿，指宫中某一部分建筑），分为两班，在两厢坐下（那时候的坐，是坐在跪着的自己的双腿上，一直到纪元后九世纪以后，中国才流行椅子凳子）。禁卫军官则在大臣将军们身后站定，然后听见一连串官员从远到近的传报：“皇帝驾到。”刘邦坐着特制的用人拉的“辇车”，像舞台上的镜头一样，适时地缓缓出现。宫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