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第6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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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影响。”毛泽东确定今后的作战方针是：“我军作战方针，仍如过去所确立者，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蒋介石则确定如下方针：“今后剿匪的工作，斗智尤重于斗力。”蒋介石开动了脑筋，用他的“智”，下达《制定剿匪作战守则与六项要目之手令》。他提出今后对中共作战的“四大守则”：“一、积极进攻；二、迅速行动；三、特别注重火网之构成；四、夜间行动。”他制定的“六项要目”是：“搜索、警戒、侦察、掩护、联络与观察。”不过，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蒋介石益发处于不利的地位。一九四七年十月，毛泽东起草了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毛泽东写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现已大举反攻。南线我军已向长江流域进击，北线我军已向中长、北宁两路进击。我军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人民欢声雷动。整个敌我形势，和一年前比较，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
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内战祸首”。蒋介石对毛泽东下“通缉令”，而毛泽东此时来了个针锋相对，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逮捕、审判和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实际上，这也就是对蒋介石下“通缉令”。蒋介石和毛泽东互下“通缉令”，这与两年前他俩在重庆高举通红的葡萄酒杯，可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毛泽东还宣告：“本军对于蒋方人员，并不一概排斥，而是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这就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
面对中共由守势转为攻势，蒋介石意识到他已到了“存亡危急之秋”。蒋介石在这年十一月三十日，写下一篇《反省录》，对于他的处境作了如下描述：
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尤以榆林（陕西）、运城（山西）被围日久，无兵增援；十二日，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加之，陈毅股匪威胁徐州（江苏），拆毁黄口（江苏）至内黄（河南）铁路，而后进逼徐、宿（安徽）；陈赓股匪窜扰豫西，南阳、安阳震动；江南各省几乎遍呈风声鹤唳之象；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
毛泽东呢，此时他的心绪很好，胜券在握。他对蒋介石提高了调子，由“内战祸首”升级为“蒋介石匪帮”了！多少年来，总是蒋介石称毛泽东为“匪”，所以不停地“剿匪”。如今颠倒过来了，轮到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匪”了。这种称谓的变化，倒也鲜明地反映出蒋介石和毛泽东地位的变化。诚如古语所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蒋介石败了，也就成“寇”、成“匪”了！就在蒋介石写下那篇《反省录》之后二十多天——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
如今，轮到毛泽东以踌躇满志的姿态说话了：“现在，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二四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对于这样严峻的形势，蒋介石也心中明白。他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的日记中，十分形象地描述了他自己的悲凉心态：“阅地图所示共匪扩张之色别，令人惊怖，若对匪作战专重对付其军队主力，而不注重面积之原则，亦将陷于不可挽救之地步。”
第九部分：国共决战蒋介石步上中华民国总统宝座 1
就在蒋介石连吃败仗、目怵心惊之际，民怨高涨，他在国民党内的威信也随之不断下降，美国政府对他的信任度也在下降。
蒋介石面对危局，下了一步挽回之棋，曰“实行民主政治”。那便是召开被称为“民主之基”、“宪政之阶”的国民大会，实行宪法，选举总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向来受到人们的非议。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召开国民大会。这次国民大会实际上是由国民党一手包办，受到中共的激烈反对，拒绝参加，称之为“伪国大”。中国民主同盟等也拒绝参加。那次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眼下，蒋介石要按照《中华民国宪法》，选举总统、副总统，以表明这是“中华民国实行民主宪政的开始”。
蒋介石这人，骨子里嗜权如命，表面上却是谦谦君子。早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国民大会召开之时，蒋介石便曾发表这样的演说：“我个人本来没有政治欲望和兴趣，而且我今年已经六十岁，更不能像过去二十年一样担负繁重的重任，所以必须将国家的责任交托于全国的同胞。”这一回，蒋介石又显得很谦虚，他表示在“国家未能统一”之前，“决不竞选总统”而只“愿担任政府中除正副总统外之任何职责”。蒋介石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四日国民党临时中央全会上，提出了总统候选人的五项条件：
一、了解宪法，认识宪政，确保宪政制度；
二、富有民主精神及民主思想；
三、忠于戡乱建国之基本政策；
四、深熟我国历史、文化及民族传统；
五、对当前之国际情势与当代文化有深切认识。
蒋介石还说：“吾人可提一具有此种条件之党外人士出任总统候选人。”
蒋介石仿佛在给人们出哑谜，人们纷纷猜测究竟谁是蒋介石心目中的未来总统。按照蒋介石开列的这些条件，很多人推测是胡适。胡适早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便颇享盛名。抗战期间，出任驻美大使。后又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参与起草《中华民国宪法》。
他和美国有着良好的关系，又是文人的象征。
蒋介石常常叫人捉摸不透。他“决不竞选总统”，人们竟难以知悉他是否本意如此：真的吧，可能如此，推出胡适当象征性的元首，如同当年以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一样；假的吧，也可能如此，仿照古贤，总是要先来一番逊辞再三。
蒋介石再三坚辞总统候选人，倒是张群明白他的心意：《中华民国宪法》对总统的权力作了一些限制，必须进行修改。于是，在四月五日下午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通过了由陈布雷起草的一项决议案：“总裁力辞出任总统候选人，但经常会研究结果，认为国家当前的局势，正迫切需要总裁的继续领导，所以仍请总裁出任总统，以慰人民喁喁之望。常会并建议在本届国民大会中，通过宪法增加‘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总统在戡乱时期，得以紧急处分。”这新增的“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给予了总统以“紧急处分”的特殊权力，蒋介石满意了。于是，蒋介石也就不再“坚辞”了。
四月十八日，国民大会通过了“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蒋介石也就在总统候选人讨论会会上发表演讲。蒋介石追述了自己的奋斗史，从最初追随孙中山，到领导北伐，进行“剿共”，直至领导抗战。最后，蒋介石说了这么一番话：“我是国民党党员，以身许国，不计生死。我要完成总理遗志，对国民革命负责到底。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蒋介石既然说“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当然就一锤定音。他成了总统候选人。不过，光是他一人成为总统候选人，也就谈不上竞选，缺少民主的味道。于是，由居正参加陪选。居正那时担任立法院院长。
翌日，国民大会进行选举。蒋介石得二千四百三十票，居正得二百六十九票，蒋介石的得票数差不多是居正的十倍。这样，蒋介石也就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集总统、总裁于一身。总统的选举颇为顺利。副总统的选举，却风波迭起。
副总统的候选人，蒋介石原本内定孙科。孙科为孙中山嗣子，担任过立法院院长、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副主席。孙中山乃国民党的缔造者，孙科作为孙中山之子在国民党内颇享声誉，而且与蒋介石关系不错。由孙科出任副总统，也表明蒋介石对孙中山的忠诚之意。事出意外，忽地杀出一匹“黑马”，角逐副总统，打乱了蒋介石的阵脚。此人便是李宗仁。李宗仁与孙科同龄，小蒋介石四岁，乃桂系首领。李宗仁向来与蒋介石龃龉颇多：他先是一九二七年八月联合何应钦逼蒋介石下野；一九二九年三月，爆发蒋桂战争，李宗仁兵败，出走香港；这年十一月，他又联合张发奎反蒋，又败；翌年，与阎锡山、冯玉祥一起反蒋，再败；过一年——一九三一年五月，和陈济棠联名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一九三六年，再度联合陈济棠发动反蒋兵变……在抗战中，李宗仁因指挥台儿庄战役，给了日军沉重打击，名声大震。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委任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
第九部分：国共决战蒋介石步上中华民国总统宝座 2
李宗仁此人错综复杂，既反蒋、抗日，也反共。他在一九二七年四月，支持过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支持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
李宗仁一向“凡事不为天下先”。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李宗仁会跑出来竞选副总统。就连李宗仁手下的大将白崇禧都感到惊讶。幕后的底细，若干年后由李宗仁的政治秘书程思远道出：“后来我才知道李宗仁所以要竞选副总统，完全是出自司徒雷登的策动。”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原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在一九四七年夏去北平。九月八日，他在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的一份特别报告中写道：“在一般学生心目中，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目之为过去人物者。”司徒雷登又指出：“李宗仁将军之资望日高。”这表明，美国已把希望寄托在李宗仁身上。
有了美国的支持，李宗仁也就“当仁不让”了！他出马竞选副总统，自然使蒋介石心中不快，他曾说这“好比一把刀指着胸膛那样难过”。除了李宗仁、孙科之外，还有程潜、于右任以及莫德惠（社会贤达）、徐傅霖（民社党）等作为副总统的候选人。当然，主要的竞争对手是李宗仁和孙科。副总统的竞选，近乎白热化，那角逐的激烈程度绝不亚于一场精彩的球赛。四月二十三日，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的结果是：李宗仁得七百五十四票；孙科得五百五十九票；程潜得五百二十二票；于右任不足五百票；莫德惠、徐傅霖各得二百余票。李宗仁得票数虽然居于榜首，但不足当选票数，即未超过全额半数——一千五百二十三票。二十四日重选，李宗仁得一千一百六十三票，孙科得九百四十五票，程潜得六百十六票。李宗仁仍未过半数。这时，蒋介石对李宗仁施加压力。会场上散发种种传单，对李宗仁进行激烈攻击，说他的台儿庄的胜利是假的，说他的竞选口号跟共产党的口号差不多……二十五日，各报爆出大字标题新闻：李宗仁退出竞选！李宗仁以退为进，这一着棋是高明的。因为他一旦真的退出竞选，蒋介石的脸上也不好看了。于是，蒋介石只得出面，表示在选举中“不袒护、不支持任何一方”。李宗仁又重新参加竞选。二十八日，进行第三次选举。李宗仁得一千一百五十六票，孙科得一千零四十票，程潜得五百十五票。李宗仁仍未过半数。不得已，只好在二十九日进行第四次选举——这一次是“决选”，以谁多谁当选，不一定要过半数。李宗仁最后以一千四百三十八票，险胜孙科。就在南京忙于竞选的那些日子里，四月二十二日，延安重新回到中共手中。不过，毛泽东没有重返延安，却东渡黄河，由山西进入河北阜平县境内。蒋介石和李宗仁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正、副总统。毛泽东当即作出反应。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纪念“五一”节口号》，共二十三条。其中的第二条是：“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蒋介石做伪总统，就是他快要上断头台的预兆。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蒋介石呢？他则在五月十日的日记中这么颇为微妙地写道：“深夜静虑，此时只有前进，方是生路。凡事不能必其成功，亦不能过虑其必败。”一个“败”字，已在这位新总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