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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

贫民律师 作者:约翰·格里森姆-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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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播说今天最高温度将是华氏二十度,低温是零度,一周之内不会再下雪。
  我走过大楼的大厅,没有碰到一个人同我打招呼。当我迈进电梯时,信息部门的一个叫布鲁斯的人也进了电梯,他郑重其事地向我问好:“你好吗,伙计?”
  “好,你呢?”我也问候他。
  “好,你看,我们都给你鼓劲,别泄气!”
  我点点头,好像他的支持十分关键,谢天谢地,他在二楼就下去了。但临走出电梯前还是亲昵地在我肩上拍了拍。让他们见鬼去吧,布鲁斯。
  我就像一件被损坏的物品,在我走过戴维尔太太的桌前和会议室时,我的脚步放慢了,我走过大理石地面的走廊,来到我的办公室,一屁股坐在皮转椅上,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
  波利留电话信息条有几种方式,如果是我愿意回电话的,而且碰巧也是她希望我回电话的信息,她就在我电话机旁留下一两张字条。如果是我不愿意回电话的,而且也是她不高兴让我回话的信息,则把这些字条并排地摆放在我桌子的一角上,一片粉红色的纸条,按时间顺序排列着。
  我一查共有三十九张字条,其中有几个是紧急的,有几个是上司来的,鲁道夫显得特别生气,这从波利的笔迹上可以看得出来。我一边拣起这一个个字条,一边慢慢地读着,然后再放到旁边。我决定静静地把咖啡喝完,然后再处理这些电话,所以我双手捧着咖啡杯,坐在办公桌旁慢慢地享用,目光茫然,正在这时鲁道夫走了进来。
  一定有人给他打电话通风报了信,也许是负责监视的帮办,也许是在电梯里遇到的那个叫布鲁斯的。也许是整个公司的人都十分警觉,不,他们都忙得很。
  “嗨,你好,迈克。”他的声音十分清脆,他坐下来,跷起二郎腿,开始一本正经的谈话。
  “嗨,鲁迪。”我说。这是我第一次当面叫他鲁迪,平时总是叫鲁道夫。除了他的现任妻子和他父母叫他鲁迪,再也没有人这样称呼他了。
  “你这两天到哪儿去了?”他问道,但语气里丝毫没有同情的意味。
  “孟菲斯。”
  “孟菲斯?”
  “是的,我需要看看父母。另外,家庭的精神病医生也在那里。”
  “精神病医生?”
  “是的,他观察了我两天。”
  “观察你?”
  “是的,就在铺着波斯地毯的漂亮的屋子里,每天都有鲑鱼吃,一天要付一千美元。”
  “两天?你在那里呆了两天?”
  “是的。”这个谎言没有让我感到不安,我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好。公司是十分严格的,有时甚至是很无情的。我做好了受鲁道夫一顿训斥的思想准备。他手中会有从执行委员会拿到的解雇通知单,他也可能会在离开我办公室几分钟后向上写一份报告。如果我要和他缓和下来,那份报告的措辞就不会很严厉,上司的态度也会缓和下来。这样生活就会轻松些,起码在一定时期内是这样的。
  “你该给公司打个电话告诉一声。”他说,但语气已不那么严厉。
  “你看,鲁道夫,我被关到小屋里,连电话都没有。”我的语气里带着点气恼,这样会得到他的同情和理解。
  过了一会他又问:“你没事吧?”
  “我没事。”
  “真的没事吗?”
  “精神病医生说我没事。”
  “百分之百?”
  “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没事,鲁道夫,我只是需要休息一下,仅此而已。现在没事了,又可以开足马力地工作了。”
  这正是鲁道夫所希望听到的。他笑了也放心多了,说道:“我们的任务太多了。”
  “我知道,我马上就去工作。”
  他实际上是跑着离开我的办公室的,他会径直去打电话,告诉上司公司的一名干将又回到工作岗位上来了。
  我锁上门,关上灯,然后花了一个小时痛苦地把桌子上的文件和便条纸看了一遍。一件事也没有做成,但至少我算是挨到了钟点。
  当我实在忍不下去时,我把那些便条塞进衣袋里,走出办公室。我溜出去时,没有人看见我。
  我在马萨诸塞大街的一个减价商店停了下来,在那里痛痛快快地狂买一番,什么糖果啦,儿童玩具啦,什么香皂、男士化妆品啦,各种型号的童袜、运动裤啦,还有一大包棉纸尿布,等等。一下子花了二百多美元,但我心里却无比愉快。
  我要让他们都能有一个温暖的地方,为此我不惜任何花费,即使是先住在汽车旅馆,住一个月也没问题,他们很快就可以成为我服务的对象,我即将为他们大声疾呼,为他们打官司,直到他们有一个适当的住处,为了帮他们呼吁我简直是急不可待了。
  我把汽车停在教堂的对面,这一次到这儿来我的恐惧心理已经轻得多了,但仍心怀不安。我很明智地把我从商店里买来的东西放在了汽车里。如果我就像圣诞老人那样突然出现,会引起混乱。我的意图是把那一家人带出来,把他们送到一家汽车旅馆,为他们办好住宿的手续,确保让他们洗了澡,换上干净衣服,经过消毒,然后带他们去吃饭,直到吃饱为止,再看他们是否要进行一下医疗检查。还有可能让他们都穿上鞋子、暖和的衣服,然后再吃点什么。我不在乎这将会花多少钱,用多长时问。
  我也不在乎人们是否在想又有一个白人在为自己赎罪。
  多利小姐看到我很高兴,她向我问候了一声就指着需要去皮的一堆蔬菜。不过,我还是巡视一下看奥塔里欧和他的家人是否还在,但我没有看见他们,他们已不在原来的地方了。我把地下室都找遍了,里面还有几十个流浪汉。他们不在高坛,也不在楼厅。
  我一边削土豆皮一边和多利聊天。她也记得这一家人,但当她九点钟来到这里时,他们就已离开了。
  “他们能到哪儿去呢?”我很纳闷地问。
  “亲爱的,这些人到处走。他们从一个供饭处又到另一处,也可能听说布莱伍德还有奶酪,或者又听说什么地方还发毯子。她甚至有可能在哪个快餐店打工而把孩子交给她姐姐照看,你根本没法知道。他们就是不会只呆在一个地方。”
  我真怀疑奥塔里欧的妈妈是否会有工作,但我不会与多利小姐在厨房里争论这些事。
  当吃午饭的队伍又排起来时,莫迪凯来了,他还没看见我,我就看见了他,当我们目光相遇时,他整个脸都绽出了笑容。
  一个新来的志愿服务者担负起做三明治的任务,我和莫迪凯负责照顾这些人吃饭,从锅里舀汤然后倒进他们的碗里。这里也有艺术。汤多菜少,会让他们瞪你,菜多汤少,后面的人就只有汤没有菜了。莫迪凯多年前就学会了这门艺术,每一舀都是有菜有汤。我让人瞪了好几次之后才学乖了。莫迪凯每发一份饭都伴以热情的问候:哈啰,你好,你怎么样,很高兴又见到你,等等。他们有些人还以一笑,但也有些人连头也不抬一下。
  快到正午时,门口就更挤了,徘起的队伍也更长了,也不知又从哪儿来了一些志愿服务者。厨房里一片愉快人们的嘈杂声和干活发出的各种声音。我还是在不断寻找奥塔里欧,圣诞老人在等候着,而这个小家伙却不见踪影。
  我们一直等到排饭的队伍全部完了才每人吃了一碗饭,由于桌子是满的,所以我们就在厨房倚着水池把饭吃完。
  “你还记得你昨天夜里换尿布的事吗?”我一边嚼着饭一边问道。
  “你以为我能忘得了吗?”
  “我今天没有见到他们。”
  他一边吃一边想,想了一会儿,说:“今天早晨我离开时他们还在这儿。”
  “那时是几点钟?”
  “六点钟,他们在那个角落睡得很香。”
  “他们能去哪儿呢?”
  “那可没准。”
  “那个小男孩告诉我他们睡在车里。”
  “你同他谈话啦?”
  “是的。”
  “那么你是想找到他,对不?”
  “是的。”
  “那可没指望。”
  午饭过后,太阳露出云层,屋里开始活动起来。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餐桌旁拿一只苹果或是个橘子,然后就离开了地下室。
  “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也是呆不住的。”他们看着这种情景,莫迪凯解释说。他们也有他们的规矩,有他们的习惯,有他们爱去的地方,有他们流浪汉的朋友,有他们的事要做。他们将回到他们的公园、小巷,去从雪中挖出被埋在里面的东西。
  “现在外面有二十度,今夜得接近零度。”我说。
  “他们还会回来,等到天黑这个地方就会拥挤起来。我们出去兜兜风吧。”
  我们向多利小姐请了假,她答应让我们出去一会儿。
  我的车和莫迪凯那辆用了很久的福特牌车停放在一起,他说,“你这样的车在这样的地方是长久不了的,你要想在这个区待上一段时间,你最好把它卖了,再换辆旧车。”
  我可舍不得把这辆心爱的车卖掉,听了他的话我有些不高兴。
  我们进了莫迪凯的福特车开出了停车场。刚进车不一会儿,我就意识到莫迪凯·格林是个开起车来叫人害怕的主儿,所以我赶紧系安全带。可是安全带竟是断了的,而他似乎不太在意。
  我们在华盛顿西北平整的街道上行驶,经过一个个街区,一排排用木板围起来的联立房屋区,还有那些连救护车司机都不肯进入的住宅区,那里的路面情况十分差,也经过一些学校,学校也用网状金属护栏围起,还有一些因骚乱而留下累累伤痕的区域。他可真是个令人惊讶的导游。这里每一英寸土地都是他的势力范围,每一个角落他都能讲一段故事,每一条街他都可以说出它的历史。我们也路过一些其他的供饭处和避难所。他对那些地方的厨师以及教士都很熟悉。教堂的好与坏,是有清晰的分野的,那就是它们对无家可归的人是开放还是关闭。他提到哈佛大学的法学院,那是令他无限骄傲的地方,在那里他学习五年法律,而夜里他除了一份专职以外还干一份兼职的工作。他指着一个被烧毁的联立房屋说,那是个进行可卡因交易的地方,他的第三个儿子卡修斯就是在这房前的人行道上丧生的。
  当我们接近他的办公室时,他问是否愿意在他的办公室停一会儿。他想要看看他的信件。我当然没有意见,我只是出来逛一逛,去哪儿都无所谓。
  办公室里又冷又暗,空无一人,他打开灯开始谈话:“这屋里一共三个人,我,索菲亚·门多萨,还有亚伯拉罕·莱博。索菲亚是个社会工作者,但她对街头犯罪活动的法律知识比我和亚伯拉罕加起来都多。”我跟着他围着一张张上面堆满东西的桌子转来转去。“这个屋子曾有七个律师工作,拥挤不堪,你能相信吗?那时候我们能从联邦政府拿到钱来支付这些法律费用。现在从政府那里我们一个子儿也拿不到,这真得谢谢共和党们。那边还有三个办公室,我这边也有三个。”他一边说着一边指着,“还有不少空地方。”
  他说的空地方是指人员缺少而言,实际上,你要是在屋里走动,不是碰翻了旧档案篮子,就是踢到一堆旧法律书上。
  “这所房子是谁的?”我问道。
  “是科恩基金会的。伦纳德·科恩是纽约一家大法律公司的创办人,他八十六岁时去世,如果活到现在他该有一百岁了,他的财产不计其数,他晚年时决定死后一分也不带走。所以他乐善好施,四处散财,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建立基金会资助那些为无家可归的人工作的律师,这个地方也是这样来的。基金会还办了三个律师事务所,这儿一个,纽约一个,纽瓦克一个。我是一九八三年受雇的,一九八四年做了这里的负责人。”
  “你们所有的资金来源都是来自一处吗?”
  “是的,实际上所有资金都来自一处。去年基金会给了我们十一万美元,而前年是十五万。所以我们减少了一名律师,而且现在是逐年减少,基金会经营不善,现在是在蚕食母金,我怀疑我五年后是否还能在这儿,也许用不了五年,也就是三年。”
  “你们可不可以搞募捐呢?”
  “噢,那当然,去年我们募捐了九千美元,但太费时问。我们可以当律师,也可以募捐,索菲亚人缘不好,亚伯拉罕是从纽约来的,他性情粗暴一些,就剩下我和我的人格魅力。”
  “那么间接收入怎么样呢?”我问道,我是刺探性地问,并不是很担心的,几乎每一个非营利组织都每年有一份年度报告公布这些数字。
  “每月二千。除了开销和留有少量积蓄之外,我们三个人就分这八万九千美元,我们是三一三十一,平均分配。索菲亚认为她是专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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