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第4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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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的校园里，西南联大师生坚持教学、读书、研究、实验，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开拓了一条空前的爱国、民主和科学，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道路；“创造了战时联合办学的典范，发扬了民主治校的精神”，培养出了一大批“创业之才”（《校史》前言）。也正是那个难忘的秋天，当大家稍稍安定下来的时候，日本鬼子的飞机开始袭击昆明了。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三日，我们初次听到了空袭警报的凄厉声；九月二十日，敌机九架对准美丽的春城疯狂地投下了炸弹，学校租来作为教职员和学生宿舍的昆华师范学校挨炸了。我那时就住在那里一个住了四十多个同学的大教室里，幸亏我们一听到“预先警报”就往外面田野里跑，躲避了。昆师后院边上有个破落的佛殿胜因寺，被炸了一半；平日中晚两顿饭我们就在寺里围着一张破桌站着吃的。从此以后，敌机时常来骚扰投弹，也因此，“跑警报”便成了我们生活中一个组成部分。汉语中第一次出现了“跑警报”这个新名词了。关于“跑警报”，我在作于一九四○年的那首长诗《一九四○春，昆明》（这首诗或许是我国新诗中采取现代派手法惟一集中描写日本鬼子轰炸的长诗）和作于一九九五年春《当敌机空袭的时候》一文中已有较详细的描述，这里从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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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瑞蕻：纪念西南联大60周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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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还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就是“泡茶馆”，因为坐得很久，所以叫“泡”。“泡茶馆”也成为联大师生（尤其是学生）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了。那时，学校附近如文林街、凤翥街、龙翔街等有许多本地人或外来人开的茶馆，除喝茶外，还可吃些糕饼、地瓜、花生米、小点心之类的东西。许多同学经常坐在里边泡杯茶，主要是看书、聊天、讨论问题、写东西、写读书报告甚至论文，等等。自由自在，舒畅随意，没有什么拘束；也可以在那里面跟老师们辩论什么，争得面红耳赤（当然，我们经常也在宿舍里或者在教室里就某件事，某个人，某本书，某个观点展开热烈的辩论，争个不休）。街上也有几家咖啡店，我记得昆师门口有一家“雅座”；北门街上那个店叫做“Caf■cheznous”（咖啡之家）更神气点。我记得燕卜荪先生喜欢独自坐在那儿，边喝咖啡，边抽烟，边看书。不过，师生们多半是走进一个小食店，随意吃碗“过桥米线”或者饵块（一种籼米做的白色糕，切成一片片的，配上佐料），那也是大家时常见面聊天的场所。这些都是联大师生生活中的一部分镜头，是直到如今仍令人怀念的一幅幅风俗画。
我从一九三七年秋入学到一九四○年夏联大外文系毕业后，立即找到了一个不坏的事儿，在温德（RobertWinter，原清华外文系教授）先生主持下的“基本英语学会”工作。后又在云南英专教英文（清华校友水天同先生是校长），最后转到岗头村昆明有名的南菁中学教高中一年级英语，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离开昆明上重庆去了。所以，我与西南联大有整三年可喜的缘分；我在昆明待了四年多。如今回忆起来，当年种种情景仍历历在目，仿佛这会儿就呈现在身边似的。根据我的亲身体会感受，或者一些理解——可说不上有什么深刻认识，特别研究——我觉得西南联大的优点长处，也许就用“西南联大精神”这六个字眼吧，可以用下面四句话，三十二个字概括起来，这就是：一、爱国救亡，抗战必胜；二、师生情谊，教学相长；三、民主思想，自由探索；四、中华情结，世界胸怀。关于第一点“爱国救亡，抗战必胜”，不必多说，大家都是清楚、了解的。在这里，我只是想就二、三、四这三点，这三个方面集中结合起来谈谈我的一些感受。重心放在第二点上，因为这是我感受最亲切，得益最深的。
任何学校，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主要的成员是教师和学生；起主导作用的是教师。教师领导学校，担任教学，教育学生，培植人才；教师的职责可以不一样，但目标一致，就是办好学校。西南联大继续坚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教授治校”的优良传统，并且在新的条件下，发展了这个传统。从校长到校务委员会、教授会、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到各院长各系主任、各研究所长等，都由教授担任。还有个特点，就是教授兼职（总务长、教务长、院长、系主任等）并不增加薪水，照样参加教学工作，课程负担跟一般教授相同。彼此之间是同事，不分什么上下级；他们更不是官，没有官僚味儿。从同学方面说来，他们都是老师，平时一律称为“先生”，从不叫什么这个主任那个长。随时随地大家都尊敬地叫梅先生、闻先生、吴先生、叶先生、沈先生……一九三一年梅贻琦先生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曾说：“所谓大学，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后来他又说过：“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就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这两句名言（也可称为警句）及其所代表着的精神在西南联大仍然得到贯彻。梅先生本人就是一个电机、机械学的专家，一个名副其实的学者、科学家，杰出的教育家，联大主要的领导人。梅先生的人品、学养、办事能力、待人接物，踏实诚挚，谦和沉着，富于责任心，在学校里享有很高的威望。生活又是那么朴素，在昆明经常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长袍走来走去。一九六二年梅先生逝世后，叶公超先生曾写了一篇怀念文章，称梅先生为“一位平实真诚的师友”；叶先生说：“他有一种无我的selfless的习惯，很像希腊人的斯多噶学派Stoic。他用不着宣传什么小我大我，好像生来就不重视‘我’，而把他对朋友，尤其对于学生和他的学校的责任，作为他的一切。……最令人想念他的就是他的真诚。处在中国的社会，他不说假话，不说虚伪的话，不恭维人，是很不容易的一椿事。”
上文提到梅先生说过一个大学不是靠大楼，而是靠大师，我认为这是至理名言。过去如此，现在也应该如此，欧美等国也是这样（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我在德国莱比锡大学任客座教授时，对此点有所了解。该校拥有一批国际著名学者，不少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这并不意味着大学不要大楼（在今天很需要许多座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而是说学校主要是师资力量，必须有好教授，尤其是各专业的大师。西南联大有许多大师，文理工科都有，这只要翻翻《校史》中的“院系史”部分就可以明白了。当年那些大师的年龄还只是在三十岁至五十岁之间，正处在壮年时期，而他们在科学、文化研究各方面已取得了成就，作出闪亮的贡献了。此外，还有一批跻身世界学术前沿的青年学者，这也是一份高强的力量。依我的感受来说，最可喜最可贵的是当时一般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厚、亲挚、密切、和谐的关系；那样亲切的师生情谊，认真的教学相长的学风应该大书特书，值得我们今天沉思，好好学习的。联大实行“通才教育”，即“自由教育”，强调基础教育和锻炼，十分重视基础课程，许多名教授担任基础课（比如说，中国文学史、西洋通史等），也有配合助教进行教学的。必修课外，开了许多选修课，甚至一门相同的课，由一至二三个教师担任，各讲各的，各有其特色，这就有“唱对台戏”的味儿，起着竞赛的互相促进作用了。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读，主要讲自己的专长、研究心得。平时师生在课堂上见面外，随时可以随意谈天，讨论问题，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某个学术观点争吵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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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瑞蕻：纪念西南联大60周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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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楚记得，一九三九年秋，有一天上午，我在联大租借的农校二楼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我一看就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和学生（我认得是徐贤修和钟开莱，这两位学长后来都在美国大学当教授，成了著名的学者专家）。他们在黑板前几把椅子上坐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演算起来，写了许多我根本看不懂的方程式，他边写边喊，说：“你们看，是不是这样？……”我看见徐贤修（清华大学算学系毕业留校任助教的温州老乡，当时教微分方程等课）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他就上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他们越吵越有劲，我看着挺有趣，当然我不懂他们吵什么。最后，大约又吵了半个多钟头，我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这事足可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学风。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它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所以直到如今我仍然牢记在心。
我还记得当时哲学系有个朱南铣同学（我跟他较熟悉）书念得很好，真有个哲学头脑，常常异想天开，也会写很不错的旧体诗。他戴副高度近视眼镜，背有点驼。我经常看见他跟他系里沈有鼎教授（数理逻辑专家）泡茶馆，一泡泡半天，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有时候也辩论起来，各不罢休。朱南铣有次告诉我他的一些学问是从沈先生的“信口开河”里捡到的。一九四○年我毕业后，就没有再看见他。后来听说“文革”中，他被下放劳动，一天晚上摸黑走路，不幸掉在池塘里淹死了。
我在这里再一次想起吴宓先生、叶公超先生、朱自清先生和沈从文先生来。关于吴先生、朱先生和沈先生我已写了三篇较长的文章，不重复了。这里再说一下叶先生。他可真是一位既精通英国语言文学（英文说得那么自然、漂亮、有味儿，听他的课实在是享受），又对国学有较深的修养；还善于写字绘画，长于画兰竹，曾说“喜画兰，怒画竹”。叶先生在外表有副西方绅士的派头，仿佛很神气，如果跟他接触多了，便会发现他是一个真诚、极有人情味儿的人，一个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他并没有什么架子，相反的跟年轻同事相处得挺好，乐于助人，而且十分重视人才，爱护人才。这里，我举一个例子：他很欣赏北大外文系一九三八年毕业生叶柽，留他在联大当助教，教大一英文。叶柽是我老乡、温州中学老同学，中英文都很棒。他喜欢英国萨克莱作品，很有研究，写过几篇论文。那时，叶先生和叶柽都住在昆华师范学校（联大教职员和学生宿舍）里，时常见面来往，叶先生有什么事就找叶柽，是十分亲近的。有一次，我正在叶柽住的一间屋子里，看见叶先生敲门进来了，就对叶柽（叶柽字石帆）说：“石帆，我这几天穷得要命，你借我点钱，过几天还你，行吧？”叶柽问他要多少，叶先生说：“五十吧！”叶柽说：“好！……”
我在南岳上学时，除外文系的课程（如叶先生的“大二英文”，燕卜荪先生的“莎士比亚”）外，我选修或旁听了几位教授的课（有时为了好奇，去看看某位名教授讲些什么，怎么讲的，只听那么两三次）。我去听过冯友兰先生讲“中国哲学史”。他个子较高，一把短胡子，穿件大褂，慢慢儿讲课，有时一句话要讲几分钟，因为他有点儿口吃。可真讲得有意思，妙语连珠喷射，教室里静悄悄的，使人进入哲理境界。我还去听罗庸先生的“杜诗”。罗先生是《论语》、《孟子》和杜诗专家，有精湛的研究。他声音洪亮，常讲得引人入胜，又富于风趣。那天，我去听课，他正好讲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一诗。教室里坐满了人，多数是中文系同学，我与外文系几个同学坐在最后边。罗先生一开始就读原诗：
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
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
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
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
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
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
泰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
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
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
惜哉瑶池饮，日宴昆仑丘。
先生来回走着放声念，好听得很。念完了就说：“懂了吧？不必解释了，这样的好诗，感慨万千！……”其实他自问自答，他从首句讲起，正好两节课，讲完了这首有名的五言古诗。
我眼前出现这么一个场景：罗先生自己仿佛就是杜甫，把诗人在长安慈恩寺塔上所见所闻所感深沉地一一传达出来；用声音，用眼神，用手势，把在高塔向东南西北四方外望所见的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