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神秘的谶言 作者:世外老人-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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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玄英对于谶言的解读水平，估也也是一半瓶子水，他坚信得天下者，会是李密！他的坚信给了李密一个强大的心里喑示，也让翟让这些山大王也相了信。但李密最后的结局，却让所有支持他的人失大望！
又到了问天下“谁才是真正的英雄”的时候了。答案就在李世民身上。纵观李唐王朝所以能崛起，以及李唐王朝崛起的过程，中国的唐朝是一片历史的天空的话，李世民就在于这片天空里，最亮亮的太阳！ 在唐公李渊为官太原时，李世民还是一孩子。晋阳令刘文静一次偶然机会，碰到李世民，他惊叹曰：“此非常之人，汉高魏武未必能及也！”
这刘文静可能也会给人相面，但他说给老朋友裴寂听时，裴寂也可能与李世民的父太熟，天天看着李世民这孩子长大，所以对于李世民很“非常”一面，没有感觉。见刘文静如此夸张地夸李世民，他“不以为然”。当笑话听了，没有当回事儿。
后来，刘文静因为杨玄感造反一事，受到牵连，被皇帝下令关在太原的大牢里。作为朋友，李世民到牢里看望李世民，刘文静叹息道：“现天下大乱，非命世之才，无以安天下！”
李唐王朝的开国元老刘文静也是天生反骨，因为与杨玄感瓜葛，所以被皇帝关在牢里，但却不思悔改，依然不忘用激将法，忽悠李世民。当然，这很可能是刘文静的脱身之计。从前敢皇帝造反的人，可是要灭门的大罪。刘文静因为造反被关在牢里，没有意外情况，早晚得挨皇帝一刀。如能让李世民和他走上一条道，他就能活下来，所以刘文静刚开始说李世民“非常之人”的话，比较可信，但在太原大牢里的所言，更多的是在为他自个儿脱身设局。
不出刘文静所料，李世民听刘文静如此一说，有点不爽。他对刘文静说：“先生凭什么说当世无才？我今天所以来看先生，非是想效儿女之情，是想和先生共商大事，对于当今之乱世，先生有什么好计谋？”
刘文静听李世民如此发问，他能肯定自己死不了啦！而且很可能有一份光明的前途，已经放到自己的面前！所以刘文静喜颠颠地说：“现主上（杨广）南巡江淮，流连不返，李密义军进逼东都，天下已经大乱，正是英雄逐鹿之时！现太原四效百姓，因避乱入城，文静为官多年，知其中若干豪杰，一旦义旗高举，可收十万豪杰。而令父唐公后下，尚有数万将士，号令天下，剩虚入关，不出半年，帝业可成也！”
昔诸葛亮与刘备有隆中之对，而刘文静与李世民，也有狱中之对。刘文静一席话，基本是给李世指正出李唐义军未来的发展方略。比文字功夫而言，刘文静的狱中对，与诸葛武候的隆中对差远了，但就实际效果而言，狱中对的结局，比隆中对好太多了！李唐王朝所以有一个开始，就是从刘文静的狱中对开始！
李世民听刘文静一说，哈哈大笑，他道：“先生之言，正合吾意！”
但只李世民与刘文静谈到一处没有用啊，此时山西最高长官是李渊。李渊这个人，也是当世一个文化人，受儒家思影响较深。李世民，刘文静对大隋王朝动野心眼儿时，李渊还在想着怎样为大隋王朝，平定山西附近的动乱。也许因为事关重大，或者李渊平日家教颇严，所以李世民与刘文静谋划好了之后，李世民好长时间，不敢鼓动父亲造反。《资治通鉴》：世民恐渊不从，犹疑之，不敢言。
还是刘文静出主意，让李世民先说动裴寂。而这个裴寂，对于李世民感觉，还没有到位，李世民没有办法说通裴寂。最后手下人出了一个主意，裴寂喜欢赌博，李世民对裴寂也搞起了腐败活动：“使龙山令高斌廉与裴寂博，稍以输之”，在赢了李世民的钱之后，这裴寂居然对李世民有重新“认识”，答应帮李世民做李渊的工作。
此时，李渊手下大将，征突厥失利，按隋律李渊这个长官，也得连坐。李世民逮到机会，他向李渊进言道：“今主上无道，百姓穷困，晋阳城外皆为战场，父亲如守小节，则治内有盗，出兵失利，按皇律，家破人亡，为时不远！不如顺民心，高举义旗，或可转危为安！”
李渊听二儿子李世民此话，他吓出一身汗！他没有想到儿子，有这么狂悖的野心，而且还敢明目张胆地对他说出来！人都说“知子莫若父”，而李渊这个时候，好象不认识自己的儿子李世民了！李渊愣半响，才惊醒过来，他大声斥责李世民：“你怎么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话，我要把他送官法办！”
李渊斥责李世民，不是虚情假意。刚才就说了，李渊是一受儒家思想教化颇深的文化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已经渗入了他们的血脉与骨髓，在纯正的儒家信徒们那儿，他们已经自觉地阉割了“革命”或“造反”的神经或精神。如同皇宫里的太监们，阉割了男性的特征之后，他们才有可能获得皇帝的宠幸一样；儒家思想，非得把文化人野心，革命精神完全阉割之后，他们的学术思想，才能获得历代帝王配享冷猪肉的政治待遇！
李世民见父亲对于他梦想的大业，居然是如此态度，他的心冷了大半，他对李渊说：“世民观天时人心如此，才敢发言，父亲必欲送世民告官，世民不敢辞死！”
李渊叹了一口气说：“我怎么舍得办你？你刚才所言，不要再说了！”随后，李渊陷入了沉思，李世民轻轻退了出来。
见父亲没有太生气，李世民到是“知父莫若子”，他认为这件事可能有门，所以第二天，他旧事再提：“今盗贼便于天下，父亲受诏讨贼，而贼能尽乎？不能尽，则是父亲之过，自然不能免罪。而世人都认为“李氏当为天子”，父亲纵能讨尽全国贼，则功高未必能获赏，因为我家亦姓李氏，只能招至更多的猜忌与怀疑，儿昨日之言，或许是保全之策，请父亲三思！”
李世民的话很有意思啊？
李渊受皇帝之诏，有讨贼之责，但当时所以盗贼横行，也是当时的社会体制病，那是一个特容易产生盗贼的体制，所以体制不变，盗贼不止！这个观点也许是当世许多人的共识。再者，李世民拿谶言吓李渊，即就李渊能力无限，把全国的盗贼都讨光了，但因为李渊姓李，许多人原本怀疑“李氏当为天子”，李渊如果做了李氏之子的出头鸟，必然会招致皇帝的猜忌！前行无门，后通是墙！这李渊的日子没法子过了，好象只有听从儿子的话，造他娘的反！
最后，李渊长叹息道：“你的话，为父想了一夜，很有道理啊！从今而后，家破人亡，由你而起；或能化家为国，也是由你而起啊！”
争得了李渊的同意，至此，李世民为李唐王朝的创建，完成了他的第一推动力。
十四、反复的李渊
1945年7 月，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谈古论今时，说到中国历史里有一个著名的定律… 政权周期律。黄炎培先生说：“我生六十年，耳闻不谈，所就亲眼看到，是所谓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炎培先生提出的政权周期律，普便存在于中国历史的每朝每代。以大隋王朝为例：隋文帝杨坚辅政北周王朝，只有两三年时间，把北周国据为己有。隋王朝算得上是“其兴也勃焉。”但杨坚一死，隋炀帝上台之后，横征暴敛、大兴土木，前前后后也只有十余年时间，若大的隋王朝就灭亡了。用炎培先生理论讲：其亡也忽焉。
隋王朝的灭亡过程，可以总结出炎培先生的政权周期律。而另一位史学专家，柏扬先生在《中国人史纲里》还总结出另一个著名的历史定律：瓶颈现象。
何谓历史的瓶颈现象？
柏扬先生是这样定义的：一个政权发生危机，（杨广称帝之后，隋王朝就进入了空前的危机）就进入了历史的瓶颈，如顺利通过瓶颈，政权就能维持，甚至出现中兴；反之，则会短命。
隋王朝没有能解决好杨广政权的危机，按柏扬理论，则会短命。（只传两世）这个王朝存国时间，所传帝王世数，与王朝最初的开拓者杨坚的雄材大略、深谋远虑，不成正比，（中国的大秦王朝也是如此，）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
毛泽东先生见黄炎培提出政权周期律后，他深有同感。作为新中国的开国元首，他十分自信地给历史周期律，开出一著名济世良处方：民主。
所有通悉历史的高手，不能不为毛泽东开出的这贴良药，拍手叫好。只是可惜，民主这贴良药，但凡世界上所有的独裁者，都不乍愿意服用，一定程度上，包括毛先生自己！
隋王朝虽然没有渡过他的历史瓶颈，但隋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已经打出了一个大一统的中国。所以当隋王朝轰然倒塌之后，这个王朝却为后来的唐王朝，准备了十分丰厚的政治遗产：广袤的国土，以及民众对大一统中国的喜欢与怀念。
对隋唐两朝来说，杨坚是一个先行者，他努力开创了一个盛世！他的子孙虽有能但无德，最后大隋王朝的一切，被一位和杨坚一样优秀，或者比杨坚还有雄材大略、还更会深谋远虑的皇帝继承。把柏扬先生瓶颈理论完善一下：隋王朝没有能渡过他们的历史瓶颈，但继承者如果能在最智短的时间内，把刚刚才开始“散”的民心士气聚拢起来，则柏扬先生的瓶颈理论，居然还有效！
这个新兴的唐王朝，代替老的隋王朝。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渡过了国家与民族一时的政权危机。新政权的维持自然不成问题，而这个国家或民族还会出现中兴！
中国历史上，汉王朝取代秦王朝，渡过了咱中国那一时期的政权危机，然后中兴。
唐王朝取代隋王朝，渡过了中国那一时期的政权危机，然后大兴。
宋王朝取代后周王朝，渡过了中国那个时期的政权危机，然后中国又兴！
这里重点说说唐王朝，唐王朝所以能快速地取代大隋王朝，让大唐王朝“其兴也勃”，起核心动力就是李世民。
隋义宁元年，公元618 年，李世民做通了父亲李渊的工作，准备起事。其时李渊虽然答应李世民起义，但他对于起义能不能成功，心里没有底。所以在杨广赦免了他“不能御寇”的罪名、及“使复旧任”后，《资治通鉴》里说李渊“谋（反）亦缓。”又不想反了。
他的副手，河东副讨捕史夏候端，据说善于占卜、会给人看相。他对李渊说：“今年以来，玉床不安，帝座不稳，一年之内，必有真人崛起，属下思来想去，非君而谁？”李渊这个人说好听了，是从善如流；说难听了，就中耳根子软。他听夏候端如此一说，心又开始痒痒了。
几天之后，李渊的另一手下许世绪，也来凑热闹，他向李渊进言道：“公姓名应于图谶，据四战之地，举事则帝业可居，希公图之！”
这些人都跳出来鼓捣李渊造反。有人拿天象说话，有人拿图箓说话，是他们真的看出了什么吗？难道没有可能，是这些人想购买李渊的原始股，明明什么也没有看出来，但看到天下大乱了，所以到李渊面前投一机，如李渊能成了功，他们也有大把大把的政治红利！
隋义宁元年六月，李渊终于下定了“革命”的决心，但李渊这个人玩政治的手法很成熟，决心“革命”了，他没有在第一时间，打出“革命”的旗子。而是相当老到，有条不紊做地做了几件事：
一，搅浑大隋王朝的水。
隋炀帝这家伙坏事干尽，许多人有眼共睹。但咱中国人有一脾性，只有自个儿碗里还有一粒粮食，自个儿身上还有一根丝条，他们就不会起来“造反”，或者“革命”。
李渊治下的山西，偶有盗贼，但老百姓的日子还能过下去。但李渊想“造反”了，老百姓却没有“革命”精神，这对于李渊来说，可不是好事儿。所以李渊想出了一歪招：“诈为敕书，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年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悉为兵期岁暮集涿郡，击高丽。”
李渊假传圣旨，说皇帝要伐高丽。讨伐高丽，对于当时隋王朝许多人来说，是一场恶梦，现在皇帝居然又要讨伐高丽。所以“人情忷忷，思乱者众。”
李渊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而李唐王朝的皇帝，在咱中国人心中，还是蛮仁慈的。但李渊在李唐王朝创建的非常时期，为了达到他的政治目的，用了非常之手段，现在读来，是不咱道地，但可以理解啊。
二，寻求外援。
此时，李渊所据山西，只是中国一个地区，他本人也只是隋王朝一省部级干部。以一个地区想与整个国家叫板，总有一点胳膊想与大腿斗的味儿。所以刘文静劝李渊，与突厥国相结。按李渊当时的状况来说，说得更准确一点，是与突厥国相勾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