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7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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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可以回去了。如有特殊问题未解决，可留下少数代表，多数同志可以回去，因为你们有自己的生产任务、有业务。我以前同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谈话，一般是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这样好商谈问题。如果是两三个人，就更好商谈了。这样我们在座的就可以分别找同志们谈谈，每天谈一部分。共同性的问题一道谈，特殊的问题可以分开谈。希望你们回去商量商量，留下极少数代表，一个单位留下几个人，就可以解决问题，多数的同志劝他们回去。好在，电话也便当，可以联系。而且这样也可以把地方腾出来，好接待其它的同志。现在大中学校师生免费乘车串联已经告一段落，现在提倡全程的步行串联，学生回去的多了，来得少了。现在厂矿企业、事业单位来得人多了，可留少数代表在此商谈解决问题。有些问题还是要回去解决。这样可腾出更多的地方接待别的人。希望这次会见后，你们有问题的人，留下少数代表。我们还要通知有关主管部门和我们一起来共同解决问题。当然，这是我们的希望，希望你们回去讨论。我就说到这里。　
　　因为今天晚上我还有事，我就不留了，见了面了。谢谢你们。（热烈鼓掌）　
　　刘宁一：同志们，现在大家提了很多要求。我们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要了解大好形势。现在请陈毅副总理给我们讲话。　
　　陈毅副总理讲话　
　　我来讲讲国际形势。　
　　我们一方面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方面要研究国际形势。主席的最高指示说：“敌人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现在敌人对我们组织攻势，我们也要集中力量组织反击。　
　　我们的国际形势的主要现象，一个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从十月份开始，就开了很多会议，来反对中国，反对中国革命，反对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另外就是越南战争，是打下去呢，还是争取和谈？中国文化大革命和越南战争，是当前国际形势中的主要问题。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深远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比越南战争还要大！现在就两个问题讲一讲：　
　　第一个会议是美帝国主义及其头子约翰逊，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了个马尼拉会议，开了三天，发了个联合公报。这个公报，可以说就是两句话：叫越南人民接受和谈，叫他们从南越撤走军队；否则美帝就增兵，扩大战争，打下去，不从越南撤走！这是会议的基本调子。另外，挑拨中越关系，叫苏修帮忙，施加影响。简单的两句话说明了什么？说明美帝侵略越南，搞反对新中国的反革命联盟。但总统亲自出头，也只能纠集七个国家，其中南朝鲜和南越不能算是个完全的国家，所以说只有五个国家。他们希望日本参加，日本不参加。他们让英国参加，法国参加，英国、法国也不愿参加。他们希望马来亚参加，马来亚在英国的指使下，也不愿参加。他们拼凑，也只能拼凑五个国家、两个傀儡。这说明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小，美国在世界上越来越孤立。所以，他们不得不讲些违背他们意愿的话，讲些爱好和平的话，不得不讲他们没有进攻中国的意思。这话，一方面是假的，一方面是真的。说是假的，是因为他们想麻醉我们，想让我们睡觉，失去警惕；说是真的，是因为中国强大，他们不好下这个决心。因此，他硬着头皮这样讲。　
　　菲律宾到处有大学生、工人起来示威，叫约翰逊滚出去，问约翰逊究竟杀死了多少青年？十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开马尼拉会议时，菲律宾的一个代表团正在访问中国，有两个大学的五十多岁的大学校长对我讲：“马尼拉的会议是战争的会议，对菲律宾不好，会把菲律宾卷进越南战争，菲律宾不高兴，如果约翰逊不滚出去，我们两个大学就带头示威，回去学习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用红卫兵的形式起来轰垮这个会！……”他们来中国看到了中国的伟大建设，参观了工厂，和红卫兵座谈。他们很兴奋。他们很清楚：菲律宾的前途依靠中国。他们刚刚打败了西班牙殖民主义，又来了新殖民主义美帝国主义。美国比西班牙还坏。菲律宾唯一的希望是中国，他们这次访问中国，是向中国求援。他们拿出英文版《毛主席语录》，当着我们面，一连背了好几段。我都背不了这么多，很惭愧。我说你们来中国刚几天就能背这么多，他说不是，我们没来中国以前就读了好几年了。他们说语录这个形式很好。他们特别强调人民要依靠自己来解放自己，一个国家的民族建设要自力更生。　
　　马尼拉会议是战争的会议，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会议，促使很多人觉悟，认识到只有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才有前途。马尼拉会议没有中国参加，很多人不敢冒这个危险公开反对中国。法国和中国有外交关系，它也反对美国，不参加会议；英国更软弱，也不敢公开反对中国。马尼拉会议是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支离破碎的会议，一点也不完全。美国在越南丢盔弃甲，被打的焦头烂额，不可能搞个完整的阵容，只能搜集破铜烂铁，唱不出高调子，阵容不振，声势不壮。　
　　第二个会议，是不结盟的三国首脑会议。埃及的纳赛尔，南斯拉夫的铁托，印度的英迪拉。甘地参加了，是以不结盟的国家的名义召集，在新德里开的。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是如何配合美国搞越南和谈活动。三个人的调子不一样，劝越南和谈是一致的，怎样和谈？各人有各人的主张，但总的都是要想取得美援，向美国效点劳。实际上，他们在世界人民的压力下，又不敢冒这个危险。第二个问题是研究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各自的态度如何，没有消息透露，但事后，他们在招待记者时透露出来了。纳赛尔说他对中国的文化革命，没有更多的材料，不能表态。甘地夫人很反动，很丑恶，她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抱着仇视的态度。纳赛尔是个两面派，他在一定程度上要向中国表示好感，才有利于他在非洲的生存；另一方面，他基本上是配合美国搞和谈活动的。　
　　以上所说的第一个会，就是马尼拉会议，是美国直接出面，登台表演的。第二个会，新德里会议是由美国策动，由亚非三个不结盟国家出面登台表演的。它们想得到美援，但鉴于中国的强大，又不敢公开反对。这个会议的结果，是不能按它们美国老板意愿办事，关于中国的问题，更不能按美国的意愿办事。　
　　这两个会议，暴露了美国在越南的困境，暴露了美帝国主义面对中国的强大，不敢讲话。反，他们是要反的，但不敢公开反，更不敢明目张胆地按美国的意志来反。　
　　第三个会，是比新德里会议更糟糕的，在莫斯科召开的九国会议。这个会议是以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为主的。它与前两个会议的不同点是，他们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帜，开得是修正主义的会议。他们根本不提越南问题，不提反帝。他们提出联合援越，如果中国同意，就用陆地运输；如果中国不同意，用海路运输来援越。但不谴责美国，不敢在这个问题上对美国表态。另外，在会上还想谴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谴责中国共产党，但达不成协议。首先是罗马尼亚反对，古巴反对，意大利也反对。因此，会议没有发表公报，只发了消息，还说，参观发射宇宙飞船。　
　　马尼拉会议还有反动的政策作指导；新德里会议尽管打着招牌，还有个姿态；莫斯科会议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会议，打的是马列主义的旗号，实际上是修正主义的，还不如新德里，马尼拉会议，是无声的音乐！是没有音乐的舞会！无声无息，没有力、没有气。对美帝，对越南问题不敢讲；对中国问题，想讲，又不敢讲！　
　　这三个会，中国都没有参加。他们也没请。请我们也不去。实际上我们伟大的新中国的威望对会议起了影响，逼他们不得不讨论，也逼他们不敢表态。这就表现了帝、修、反力量的衰弱，我们力量的强大。　
　　罗马尼亚对中国是友好的，它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只有依靠中国的支持，它们才能顶住苏联的攻势，摆脱苏联的控制。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它是一致的。有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变修了，对马列主义只能停留在概念上，不能接受活生生的马列主义。但对这些国家仍然有工作可以做。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做统一战线工作。不要因为他们讲了些怪话，对我们不满，就放弃我们的争取工作。世界革命斗争是错综复杂的。　
　　第四个会议，是非洲三十多个国家每年一次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首脑会议。这个会议本来是反对帝国主义，联合新兴力量，建设新非洲的。这次实际上被美国操纵了。参加会议的国家有左、中、右，右派国家形式上独立，实际上受帝国主义支配；中间派在摇摇摆摆；还有些国家反帝，站在民族独立的立场与中国友好。三派搞一个会议，自然没有共同的语言。这样，反帝、反殖就不能成为非洲的共同语言。他们这个会，如果支持安哥拉、几内亚、刚果（利）、莫山比克的话，就要得罪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漏记）。这个会议，一年开一次，人到得很齐，表面上敷衍一下。总统们，国王们在一起，还要开开宴会，发表发表公报等等，这次就没有这种形式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有这个会议，认为有这个会议对他们不利。今年由美国出面搞了一个国际绑架事件，使这个会终止。几内亚外长和代表团先乘泛美航空公司去，塞古·杜尔总统准备晚一点去，从几内亚飞到埃塞俄比亚，不需要在加纳降落。但飞机起飞后通知几内亚外长要在加纳首都降落。几内亚外长提抗议，问为什么改变航线？回答是飞机需要在那里加油和修理。几内亚外长说我们几内亚与加纳断绝了外交关系，在那里降落，我们安全没有保障。他们不说话了。飞机到加纳首都降落后，外长就不下飞机，结果加纳宪兵就上飞机来抓，拳打脚踢地拉下来，不是文斗，搞开了武斗，搞开了审讯。美国搞的这个国际绑架案件，是对国际公法的破坏，也使非洲统一组织遭到了破坏。几内亚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把美国在几内亚的大使馆包围，把泛美航空公司的代表软禁起来。你搞绑架，我也来个反绑架！纳塞尔出面调停，也施加了一些压力。杜尔总统把一万多民兵动员起来包围了美国大使馆。结果美国承认失败把外长放了回去。但他们利用这个机会，还叫塞古·杜尔去参加会议，杜尔总统不去。这个会议就这样被冲散了！　
　　几内亚外长十号回去后，就找我们几内亚的大使，他说在我们被绑架受审讯时我们只听到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我们的声音，患难之中见朋友。其它大国都不吭声。对你们表示感谢，我们要友好下去。塞古·杜尔总统还宣布赶走美国和平队，不接受美援，并派代表团来中国研究签订经济合作协定。　
　　几内亚外长的被绑架，塞古·杜尔左倾，进一步与中国友好。苏联在重大问题上不敢吭声，中国的敢于主持正义，对非洲国家是最好的政治教育。　
　　一九六四年，我和总理一起去非洲访问。我们讲美国是真正的侵略者。可它们总讲不要责怪美国，也不要责怪越南。它们搞调和，对修正主义苏联装聋作哑，避开不谈。这是当时非洲对美苏两个原子大国的普通态度。　
　　一九六五年，我受毛主席委托去非洲访问六个国家。它们的态度有所改变，承认美国侵略越南不对，应该支持越南。也开始讲苏修不对，对亚非民族解放运动不支持，自私自利是错误的。但它们还是说越南应当和谈，打下去，吃不消，对越南不利。还认为苏修还是能够反帝的，说你们把它列入不反帝，是因为你们两大国有成见。我与塞古·杜尔总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和他争了两次，第一次六个钟头，第二次九个钟头。我们说反帝就要反修，苏联不反帝，出卖越南。塞古·杜尔根本不同意。我们俩争吵起来，闹得很厉害。我说：“今天你也不能说服我，我也不能说服你，十二点钟我还要上飞机呢，今天不谈了，以后让事实说话。如果事实证明我错了，我就向你承认错误，如果你错了呢？”他说：“我错了，我就承认。”这个总统很可爱，可以和他争论，谈起话来不觉得寂寞，也没有总统架子，争完了，他还自己开汽车送我，把我送到宾馆，他还说越南应该和谈。他一直送我到飞机场，说无论如何我们两国要友好下去，有争论，也许是我不对，不要生气，中国的外交政策我们是完全同意的。　
　　这次，完全不同了。他说美国和苏联的援助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