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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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史。我家在绍兴，生在淮阴，两地都承认我的父亲是职员，每月薪金不超过卅元，可是我的祖父、祖伯父和外祖父都当过知县，都是当官的。过去当官的，只有大贪污、小贪污，没有什么清官。我父亲一个月卅元，还穿件皮袍子，他怎么买得起？戚本禹同志劝我改，我革命了四十五年了，改它做什么？我是封建主义家庭出身，如果形式主义就是职员。这次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从这场斗争中就可以看出来，旧社会的四旧，旧家庭的旧思想，旧习惯影响很深，主要是影响思想。旧社会影响是很深的，一个人要过五关，政治关、思想关、家庭关、生活关、社会关，主要是思想关。因此旧社会出身的人，更要注意学习毛主席思想，要学到老，改造到老。出身好是一好，还要表现好，两好才能保证。有人说，我是天然的造反者，这不符合逻辑。有些就不能造反，乱造反就不好，这不是宿命论吗？这不行。还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按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办事。出身不好更要注意改造。我离家五十六年，从来没有回过家，主席问我为什么不回家？我说这样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回去就会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支持一下他们就会到处吹嘘，就会给地方工作造成很大困难。我不就有一个房子问题和一个坟的问题吗？我的房子已经交给政府了，可我的婶母说什么要把我生的地方留一间作纪念。可是我婶母是我出生后才来的，她怎么知道我生在哪儿呢？我和江渭清同志打了好几年官司才同意取消了。这不是很好吗？这不减少麻烦嘛！一堆坟，我这没儿没女的人，只好找两个侄子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侄儿还不通。还有一解放军侄子帮助我解决了这个问题，看来还是要靠解放军，是他说服了地方，说服了婶母。别看我是总理，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容易。当然，那时没有红卫兵，如果找红卫兵就好解决了。你们把封建的东西打掉了好多。政府就不好办。我为取消一个牌坊还得罪了一个民主人士，他反得可坚决，就是不同意。你们就来得彻底。我们这个院子里的大狮子，不也是被红卫兵搬走了吗？关于政策，一定要讲清楚。　
　　现在你们是少数，将来你们会是多数。要你来我往，不要长期对立，革命总是汇入毛泽东思想的汪洋大海的。工作组的影响后果总要一个阶段才能消除。但是工作组检讨再深，也不能解决你们本身的分歧问题，因为工作组不能说你们哪个是革命的，我也不能说。哈尔滨的同学斗省委就有三派，一派要斗这个，一派要斗那几个委员，我在接见他们三派时说：你们都是革命的。也要共同革命。抓革命，促生产，有的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不能丰产不丰收。伊春的木材不就减了产吗！那儿是出木材的。东北还有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能行？经过讨论以后，他们同意不争论了，都下乡帮助搞秋收了，很好！关的人也交省委了。所以在运动中要有两个不怕：一要挺身而出，敢于和师生见面，第二遇在违反政策的，我们要敢说，不符合政策的怎么不能说呢？要敢于解释党的政策。　
　　运动是主席领导的，我们没有讲清主席的政策。十六条，林彪同志和我的三次讲话，篇篇都是经过主席审查的。还有《人民日报》一篇社论。怎么能说早了呢？八月八日我到清华讲的革命造反精神是肯定了的，也是代表主席讲的。只讲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将是长期的，当时没讲红卫兵，因为还没有看出红卫兵的先锋作用。“八·八”还没有讲，有的同学说我讲了，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中，文化革命委员会等革命组织的“等”字就是讲了。要找错误缺点还是可以讲的，没有想到的事情还是很多的。例如九月十五日天安门接见原计划是七点开会的，毛主席五点钟就去了。他打电话叫我们，我们去了，主席走向群众，我们开道，我很着急，把我的嗓子喊哑了，到现在还没有好，一千多红卫兵上了天安门城楼，是主席提的，事先没有想到嘛！讲话时没有提到红卫兵是个缺点嘛！主席常常抓到了，可我们没有抓到。八月十八日主席提倡了，红卫兵就象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了。这一点中学的同学感到自豪，我劝他，“八·一八”以后参加的也很好。到廿号就冲向社会，一些通令、布告、呼吁书、倡议书等都出来了，对于这些我们是赞同的。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上的斗批改，从北京发展到全国。我们在许多地方也是跟不上的。从八月中旬到九月中旬，我们讲了抓革命，促生产。我们的工作不能没分工。大、中学校，大中城市搞文化大革命。工农兵，学生要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工人不能不搞生产，不能放假搞运动。他们和学校不同，这一点不能不尊重他们。农村只能和四清结合。农村三秋到了，只能抓三秋，不抓秋收怎么行呢？当然，他们文化革命和四清结合时间就要长些。你们学生将来可以有组织地去农村破四旧，但要宣传。当然，工厂也不要去干涉学校。　
　　北京到外地，外地到北京的串联，北京可以到外地，外地也可以到北京来，外地到外地就不要搞了。这一点中学生的意见大，我也不能回答。主要是运输问题，不是接待问题。现在运输大大超过了，每天有四十辆客运列车，而货运量减少了百分之十。这些不要出大字报。再增加运输量就要影响国家的经济建设。因此，外地去外地的串联就不能不停止了。当然，还有少数同学还把自由扩大些，这也是有的。　
　　你们乡下到农村搞秋收，很好。要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搞好和工农兵的团结，关键时刻要执行政策。你们要好好学习十六条，可以发给你们人手一册。　
　　代表：工作组怎么办？　
　　总理：工作组承认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就行了，不能说是右派，反革命。另外，他们也不能说你们是反革命。我告诉他们要把左、中、右的名单和调查的材料全部烧掉，一律作废。不要在这方面多纠缠，要快刀斩乱麻，要把学生和工作组解放出来，不然怎么搞斗批改？革委会统一不起来，以后再统一。你们再选举也不行吗？巴黎公社选举也不行吗？我要接见你们大家和你们五千人讨论嘛？当然，开大会就得要有准备。这话我们说得深一些。我并不是不会讲分寸的，我做外交工作还是可以的。不能说没有走火，但走火不大。在国际上抓住我的时候还是很少的。所以我建议你们要准备一下。你们的核心小组可以扩大些，有些问题可以归纳一下，以后再来讨论，明天开个会都来工人体育场。　
　　有些学校的同学提出接轨行政，有些同志还要快些去，要向主席提。我还要安排安排，准备准备，无非是打字机、广播室、房屋等物质方面的。我要把这方面搞好。中学我要管，我还欠半工半读一笔账呢！　
　　工作组造成的后果，不能说是永恒的。有人提出工作组成员能不能回去检讨？我现在不能答复。红卫兵要尊重工农兵。红卫兵要在三十岁以下，不能和民兵混在一起。党政机关，工厂，文化团体、商店不组织红卫兵，只搞民兵，也不搞串联。红卫兵要搞文化大革命。纠察队要地方保护那是不对的。他们的长处是根本的。要避开群众斗群众，也是不容易的。青岛市付市长不同意群众斗群众，谭启龙同志去那儿住了一个多月才解决了。这个问题，看来要经过一个时候的。　
　　党团生活是否恢复，中央正在研究。　
　　助学金卡了少数派，斗批还未搞完，怎么就可以改呢？　
　　炮打司令部，有人就不管你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先打一下再说。我看不尽然，打仗总是要选准目标嘛！　
　　学校的斗争是有准备地搞还是无准备地斗呢？我看要有准备。　
　　有人提出要轰黑五类子女走，这当然不能同意。　
　　（还有人递条子，要求总理解答。有人建议，现在已经两点多了，请总理休息。大家热烈鼓掌）　031）　周恩来在中央专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的讲话（摘录）

　　周恩来　
　　1966。09。25　
　　中央已决定工厂、企业、研究机关、农村、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一律不组织红卫兵。已经组织了的。要协商取消，把劲头用到科研和生产上去。　
　　032）　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　
　　1966。09。26　
　　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　
　　你们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成立整整二十天了，我因为忙，没有很早的来跟你们会见，很晚才来见你们，这是一件很抱歉的事，但是，总是来见你们了，今天能来见你们，这是我高兴的事。　
　　我现在首先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代表林彪同志、林彪副主席、代表国务院以及我个人向你们问好。（口号声、鼓掌）同时向你们首都革命造反总部以及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喊口号，鼓掌）　
　　我曾经参加过其它两个红卫兵的司令部所属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召开的大会，和他们讲过话，一次在这里，一次在先农坛体育场，今天第三次与首都大专院校的红卫兵见面，今天我讲话难免与上两次有些重复。重复的地方我讲的简单一些就算了。　
　　我想以这样的题目，首都各大专院校红卫兵出现的多数和少数的形势。少数，在学校里是少数，但也有的是多数，总起来说你们现在处于少数地位。正是这样，更有必要讲一讲。你们虽然处于少数地位，但是，你们敢于坚持你们认为对的方向，这一点值得称赞的。　
　　你们青少年是思潮起伏的时候，今天这样想，明天那样想。认识了一个真理，坚持一定的时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虽然你们是少数，但是敢于坚持这个少数的地位，这是特别好的品质。　
　　首都各大专院校的当权派一般都被批判了。不管是属于哪一类，一般都被批判了。特别是首都各大专院校普遍都派了工作组，工作组一般都处于原来当权派的位置，所以多数也被批判。这样造成了你们与他们的对立形势，就对他们不满，对他们是否包办代替，压制学生表示怀疑，而你们正是那时涌现出来的，因此在这个工作组的问题上你们有优先发言权。　
　　我虽到的学校不多，拿清华来说，是这么个形势。因为少数批判了工作组，和他们对立，因此，工作组就是挑起另一部分学生斗争这部分学生。这个错误属于工作组的。因此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七月二十九日　我已经说过了，我在清华的两次讲话也讲过了，为什么工作组造成这个错误的事情，少数处于被压制的地位，自己的意见不能申张，相反的另一方面，得到工作组的支持那一方面，给了打击甚至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方法，斗啊，围攻啊，甚至于打人啊，监视啊，这些行为，为什么造成这样，当然这是工作组领导的错误，刚才说了是属于路线性的、方向性的方针的错误。但这个错误为什么这么普遍，拿北京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来说，几乎很难找到不属于这类型的，也许这里头程度上有深浅，错误的严重有深浅，有多一些，有少一些，有做得恶劣一些，但是，这类错误带着普遍性，不仅北京，甚至于在全国，这种错误也几乎是很少有例外。为什么这样？那来源就不是仅仅的一个学校，或那个学校工作组的错误了，那就是派工作组……要负这个责任。在北京来说，各单位的工作组，都是市委派的了，而市委所以派出这样大的工作组，是由当时在中央工作的同志批准了，同意了，甚至主张。有时还坚持的，所以这个错误，主要的责任应由上边来负，工作组负一般的责任，工作组长负更多的责任，而主要的责任应由上级，首先是中央在当时做工作的一些同志来负。所以提到路线错误、方针错误，应该这样来追。　
　　提到主要的责任归之于谁，那么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呢？解决了，党的十一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党的十一中全会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长时间热烈鼓掌）。所以，党的十一中全会产生了从党内的在五月通过的一个“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内部通知，发展到一个公开的在　八月八日　宣布的十六条的规定。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纲领（长时间热烈鼓掌）。同时，又在十一中全会最后闭幕那天通过了十一中全会的公报，就是八月十二号、十三号广播，十四号见报的。它总结了过去的四年，从党的十中全会（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整整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