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2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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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总行代表反映三大案件问题）有两个人失踪了，人找到没有？（一同志说：卫戍区知道何伟在那里，说这是组织问题，不告诉我们）噢，卫戍区知道？傅崇碧没有向我讲过，等一会问问他。自由捉人，藏起来，此风不可长。这完全是绑票，彭真、罗瑞卿的作风，千万不要学这种东西。文化大革命是正大光明的，如坚持毛主席路线是打不倒的，背叛毛主席路线，你不打也要倒。你们不要搞这一套，这是苏修的做法。（一同志说：现在还有很多学校住在银行）这对业务不利了，你们要住在外边，白天去联络就行了。
不要先做结论，后搞材料。这不是毛泽东思想。对刘、邓也是一步一步发展的，从十一中全会到现在也是一步一步提高的。主席在六五年就与我谈了，如果主席那时早作结论，大家还不是服啦！经过文化革命，现在大家不是更服嘛！三大案件不要马上做结论，逐步认识，逐步提高。
（《前进报》一同志提出出报纸问题）报纸都要通过文革小组出版宣传组从新安排。
（有人提出要看中央会议记录）中央会议记录、党组记录都不能看。
五月五日 248）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周恩来 陈伯达 江青
1967。05。05
〖地点：人民大会堂江西厅；首长：总理、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萧华、杨成武、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德、傅崇碧、叶群等。〗
谢副总理：今天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同志到会。他们在百忙中来接见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这是中央文革小组同志对我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无微不至的关怀。各方面有什么意见先谈谈，文革小组同志要先听听你们的意见，然后文革小组再讲。有什么意见，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可以谈。
（革命委员会委员徐铠汇报说：全市性保守势力已经联合起来了。虽然人数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他们什么都不干，还要给工资。）
江青同志：他们什么都不管，为什么还要给他工资？（徐铠：有规定。）
伯达同志：那是讲革命派闹革命的。保守派不工作，打架还能给工资？这扣工资是合理的、应当的。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社会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不劳动者就不能给饭吃。你保守派既不抓革命，又不促生产，又打人，又破坏国家财产，又到处窜，还给工资，这成什么样子？
江青同志：同志！你们对“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大概没搞清楚，不能让他们利用。那是讲：“被打击而被迫离开工厂的革命工人，必须允许他们回厂参加生产，参加文化革命。革命工人被迫离厂时的工资，应该照发。”他哪里是为革命？哪里是被迫？他们到处游游荡荡、愿到哪儿跑就到哪儿跑，爱破坏生产就破坏生产。
伯达同志：现在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它有权力禁止武斗，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要行使权力，对组织武斗要作出决定，禁止武斗。要保护不同意见的人的人身安全。你刚才说得很对，现在保守势力、幕后策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在搞什么？破坏革命群众的人身安全，破坏国家财产，所以必须保护群众的人身安全，保护国家财产。对煽动、策划武斗的少数头头要依法制裁。
总理：你们可以自己作出决定，作出动员令。
江青同志：有很多中央决定你们都没有好好用。许多武器你们没有用起来。 1967 年 1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中就有这个问题：“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凡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殴打和拘留革命群众的，都是违法行为。一般的，由党政领导和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批评教育。对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操纵者，要依法惩办。”这些东西，你们都没很好地用，你们没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职权。
代表：公安局抹稀泥。
王力：公安局听你们的嘛！
代表：向公安局反映武斗情况时，他们问打死人了没有，没打死人，他们就不管。
江青同志：打死已晚了嘛！
伯达同志：公安机关对武斗现象麻木不仁，要揭露他。一定时候要改组。
江青同志：这是大规模的械斗。
代表：有的公安机关对政治案件不注意，光注意强奸、抢劫、盗窃案件。
伯达同志：这些公安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很大的失职。
总理：公安局不执行六条，本身就犯法，军管会的同志来了吧？你们要整训一下子，不要怕事，如果你们因执行任务被打，应该受到表扬。
徐铠：我们有缺点，右倾。有的人躺在树下乘凉，有人锯树还不知道。
伯达同志：要提高警惕性，提高责任感，夺了权你们责任很大，有权力制止武斗。
医院公司姜大千同志：北京市武装部有很多彭真、刘仁时的老武装部长了，希望解放军撤换他们。
总理：你提得对。
塑料总厂吴富博同志：砸工代会的人抓了，也没地方送。公安局不收。
总理：公安局不接收是不对的，抓起来再说嘛！
伯达同志：北京市公安局、分局审查一下执行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没有，没有就改组嘛！
（代表反映：武装部派到工厂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支持保守派）
江青同志：还是派正规军。
杨成武同志：武装部有些是正规军的，也有的是旧市委选拔的，再要军队承认的。
王力同志：派不派，要革命委员会解决。
蒯大富：北京市保字号的运用十条来造造反派的反。
江青同志：你为什么不拿出八条来？我在你们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的话嘛！报纸上登了嘛，你们为什么不拿那个武器？
居民代表刘文清同志：我们回去怎么做，希望中央文革小组给指方向。
王力同志：北京市居民搞几条好不好？我们考虑全国搞一个很困难。最早毛主席提出让我们搞一系列文件。街道这个文件我们没搞出来。上海搞了，希望你们也搞一个。
总理：首都应该做模范。
谢副总理：好了，现在请伯达同志讲话。
伯达同志：这个会还要继续开，还没有谈到本题。市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按照毛泽东思想应怎么搞法，应搞一套适当的机构，要精兵简政。革命委员会的机构本身应是非常革命化的、非常战斗化的机构。是不是可以说在北京建立一个非常完整的机构还没有形成。因此要总结经验，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按照毛泽东思想，在北京要建立一个模范的政权。究竟怎么搞法，我们现在请教你们。譬如有不少现实问题，代表革命委员会委员参加工作，又不脱离本单位、本工厂、本农村，参加生产、参加工作、参加教学，同时又作为革命委员会成员，这是不是值得讨论的？这是切实的问题。毛主席经常说，机构不要庞大，要粉碎旧的官僚机构。旧市委继承了官僚机构嘛！官僚机构容易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所以建立革命委员会很必要，要破坏旧北京市适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的机构。
搞了几个月了，这个经验是逐步取得的，要总结几条。吕嘉才你现在参加没参加生产？（吕：没参加。）不参加，你就脱离了你那单位，脱离了群众，你那代表权就成问题了。北航的韩爱晶同志，你现在脱离本单位没有？北师大谭厚兰同志，你又当学生，又当委员，如果你离开了学校，就脱离了群众。北大也是这样，聂元梓同志，你脱离了北大，代表权威就没有了。脱离工厂、学校、机关，到革命委员会做工作，这就不是代表了，那是工作人员了，当个委员就没意思了，因为你们要经常带来群众的意见到革命委员会来，革命委员会才有权威。如果仅开开会，说些和群众无关的话，就不能代表群众，就失掉了毛主席说的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意义。所以，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有重新总结经验的必要。第一条不要脱离生产，不要脱离原来单位。能不坐小汽车最好不坐。早点出来嘛！坐公共汽车。可以轮流参加会议，一个礼拜一次。谢富治同志，行不行啊？（谢副总理：有些会议可以。两种情况）。毛主席在延安时老早就告诉我们：要精兵简政。现在，北京就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修正主义分子搞的一套庞大的官僚机构，这套要重新检查，要破坏；要建立一个革命的和群众密切联系的无产阶级权力机构。吕嘉才同志，你脱离生产能代表谁呀？你代表我呀？我和你比较熟，就再三和你说了。
关锋同志：《人民日报》登了一篇文章“解悦回车间”，解悦是一个劳动模范。
伯达同志：刚才很多同志说得很对，真正革命派是“抓革命、促生产”的保守派不抓革命，也不搞生产。革命派不仅做革命的闯将，还要做生产的模范呢。不然你就脱离了群众，没人选你了，变成了空架子。大、中学校也是一样，农村也是一样。党中央文件规定干部参加劳动，农村对干部意见大，就是因为脱离生产，这个田头转转，那个田头转转，公分拿的不少，加上手脚不干净，农民就有意见。有些干部生活特别好，脱离群众。民兵队长都不能脱离生产，社长、公社书记都不能脱离生产，大家轮流地工作，轮流办公，这样，非生产开支就可以变得很少了，当然，个别的必要的补贴是可以的。还有你们这里有核心小组问题，还没定。（谢副总理：没有。）究竟怎么搞，这些大家可以研究一下，你们有个常委，有少数人经常接触，交换意见。最后，当了代表、革命委员会委员，他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一辈子就当代表了、委员了，要随时准备你们单位群众把你们撤回去，可不可以？（众答：可以。）如有些农村干部当了十几年的支部书记，好的坏的都不能换，除了调工作。支部书记半年可以选一次嘛。
我们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大家都可管理的国家，不是哪个代表才能管理，旁人就不能当代表，这是旧社会的东西。机构简化是必要的，但是不容易。看看这些问题：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权力机构怎么搞；怎么破坏旧的，建立新的，今天可以随便说说。
王力：他提出这个问题，别人不讲，他还有一点要讲。北京是全世界注目的革命委员会，是新型的、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委员会，应向全国提供经验。希望同志们总结这方面经验。这会上不一定都谈自己的问题。要谈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
韩爱晶同志：我建议把革命委员会的委员都吸收为党员，一个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还不够一般党员条件，那这个委员也成问题了。
戚本禹同志：不一定。
伯达同志：这不是一个问题。
总理：不一定所有委员一下子都吸收为党员。可能是党员。
伯达同志：国家机构、代表、委员应有党员、非党员。
王力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