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1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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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希望你们认真对待财贸系统的事，以后有些事，李先念单独决定，特殊情况找我。 168） 周恩来在“首都科技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
1967。01。25
〖时间：下午五点，地点：人民大会堂。参加者：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谢富治。〗
同志们，战友们：
我首先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的敬礼！（热烈鼓掌）
我现在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问你们好！（鼓掌，呼口号）
本来，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想来参加会议的，实在他们人手太少，现在他们的工作繁忙，现在身体都不是很强，所以分不开身，伯达、江青同志和其他同志委托我向你们道歉！（鼓掌）这次大会应该说是北京的科学系统的战友们一个夺权的誓师大会。（鼓掌，口号）另外，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进入更新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就是如同毛主席亲自抓的、批准的、发表的以上海各革命团体《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向上海人民呼吁，反经济主义十条紧急措施为代表的文件，这个文件是如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以聂元梓等七同志大字报发表为征兆的那时的一样，将要兴起一个新的轰轰烈烈的夺权斗争。（鼓掌，口号）现在夺权斗争，我在前几天在来北京访问、串连联络的七十多万群众的大会上讲了它的本质问题，就是说我们是要发动广大的群众，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代表无产阶级夺那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的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权。。（鼓掌）简单地说就是无产阶级夺资产阶级的权。（鼓掌）
本来，这个夺权斗争从一九四九年我们解放了全中国的时候起就开始了。这个斗争，在一九四九年我们进入当时的北平以前，在河北省平山县西北坡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宣布说今后我们国内社会上主要斗争，将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当时斗争中也就可以看出，谁是在企图执行和推行资产阶级路线的，谁是遵守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经过这十七年的斗争，我们总的方向是循着毛主席为代表的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的，这是一条红线。（鼓掌，口号）没有这个就不可能有今天，没有这条红线指引着我们，也不可能今天在人民大会堂开二万人的在北京的科学技术系统的同志们战友们的大会。（鼓掌，口号）这十七年内，在经济基础上我们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的问题，我们也首先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进行过三反、五反的斗争以及反右派的斗争，这些斗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为我们进行更严重的两个阶级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准备了更有利的条件，所以一九六二年党的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宣布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矛盾、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指引着我们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按：此句未完，有遗漏）。一九六三年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十条的规定，经过两年四清运动经验的总结，又在一九六五年发表了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二十三条，还有这个时期进行了一系列的文艺改革，这个问题在前阶段文艺界大会上讲过了。这样就为我们胜利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不仅如此，并且我们把党内反动的修正主义、反党集团，（口号）即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揪了出来，这个阻力就是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要排除的。另外，因为反党集团在暗中活动，更危险的是它打着“红旗”反红旗，进行两面派的活动，表面上是站在毛主席、党中央一起，暗中背着党中央，贩卖他的私货。最后，最典型的就是去年二月汇报提纲。这样，毛主席、林副主席就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揪出来。（鼓掌）所以，这个扫除党内暗藏的反党集团的伟大斗争，你们现在不要认为他们是死老虎，以为只要打倒它，形式上退出政治舞台了，它不仅没有死，还阴魂未散，实际上在许多地方、许多部门、许多系统有他们的潜在影响。另外这个潜在力量在北京来说是很深入的了，深入到了许多单位。许多部门一直到现在还需要进行艰苦的挖掘的斗争。因为我们文化大革命是公开的，他们的活动是暗藏的，这就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阶段带来了困难。不这样认识，只是单独提出反刘、邓路线还不够，为什么当着毛主席批评，提出了去年五月十六日党内发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知，公开发表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一系列的《人民日报》社论，来阐明这些主张，而仍然产生刘、邓提出和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压制群众不同意见，压迫革命派，打击左派，甚至围攻、监视左派，造成白色恐怖，为什么还会造成那样严重的情况呢？在我们科学界科学院出现了王锡鹏等同志被打成“反革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个不是偶然的，因为这种思想在我们党内、各部门、各级党委里有一些人是有共同的思想，是极右的思想，就是有资产阶级思想，就是很容易接受。
当时，就是刘、邓当时所推行那种政策，一时在主席没在时，就可以把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推到全国。要懂得，我们要很冷静的研究，我们党内外领导干部、群众中的思想状况，这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所针对的根本的思想革命嘛！主席说的触及灵魂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斗争。林彪同志在工作会议报告中，对工作队报告讲的很清楚嘛！（请总理坐下，我们很关心总理的健康，我们请总理坐下。周总理坐下继续讲）所以讲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思想革命，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阶级斗争，这就要在我们毛主席的领导下，林彪同志的辅助之下，把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来一场思想大革命。所以不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揪出了和揭露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而且在斗争两个月以后，尤其在党的十一中全会上，又批判刘、邓所提出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部门，各级党委曾经执行或在有些地方还顽固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要批判。并且就科学界来说，更要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思想里去，这样子才能作到刚才你们读语录的时候，第二段语录所说的一样。第二段语录都是关于政策的。关于第二段语录都是前十条曾经说过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当然，这话现在不仅是对共产党员的，也是对一切革命分子说的，对一切无产阶级革命分子说的。如果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一个阶段深入的思想革命运动，而这思想革命运动是依着从下而上地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起来进行的，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夺权斗争。这个思想革命化初期阶段，当时动员的形势是跟以前的各项运动不完全相同的，过去无论经济基础上所有制上的改变，三反、五反，反右斗争，无论是在政治思想方面，都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结合进行，而这次是史无前例的，主要是从下而上的进行。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然我们不能脱离最高的领导，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这就是我们相信两个最根本的原则，主要的从群众中来，这是毛主席所亲自提倡的，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主要精神之一。从群众中来，再回到群众中去，用这样一方式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广大群众，发动轰轰烈烈的汹涌澎湃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鼓掌，呼口号）充分的发动广大群众来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从四大民主发展到五大民主加上大串连，这个发动范围就更广了。开始从大中城市文化教育单位、党政领导机关发展到社会，由学校到工厂企业事业单位，从北京到全国，从城市到农村，这一伟大的革命洪流是不可阻挡的，它按照它自己的革命发展规律前进，不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不倒、压不住它，就是十一中全会以后，有许多主观的愿望，把它按照自己设想，分批、分期地进行，也防备不了，约束不了，真是一种滚滚的革命洪流，奔向前方，不可阻挡。（鼓掌）这样就不可避免的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发展到新的阶段的夺权斗争，也就是在“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斗争中进行到新阶段，就是我们十七年来夺权斗争的继续，并不是说我们要重新来推翻我们已经取得的全部政权，那就成了从领导、从地方到中央都是修正主义了，不能这样设想，这样设想是错的。因为我们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只要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任何地方有修正主义、有牛鬼蛇神，我们都会冲垮它，打倒它。（鼓掌）我们懂得这个，就可以坚信，我们即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也就是酝酿着、准备着夺权斗争。因为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夺权斗争，也是思想革命，贯穿到整个历史阶段。可是每个阶段都有它的特点、有它的主题，前一个阶段是思想革命为主，哪个地方思想革命搞得深、搞的透，哪个地方夺权斗争就会比较好，搞得不深不透，那个地方夺权斗争就会搞得粗糙，甚至要有反复。特别是反复这一点，几乎不完全可以避免，有些地方可以避免，有的地方不可以避免。拿科学界来说，为夺权斗争进行准备工作时间比较长，最突出的两个例子就是国家科委和科学院，当时六、七月，这两个机构都是被当时直接统治的、国家科委和科学院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人所包办的、垄断的，它不仅坚决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还有它们自己的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就在那个时候，我才从国外回来，在外事系统上，首先遇到文委张彦的反党集团，工作组的实践，揭露了他。跟着就遇到了科学院，对王锡鹏等同志不加分析不进行实际调查，张劲夫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中央、向国务院谎报军情，造成错觉。果真是真正的那些单位那些地方有了坏分子、反党集团、进行破坏活动。张劲夫这一小撮反党的集团，当时用这样的办法，来镇压革命运动。就是这个时候，王锡鹏同志敢于挺身而出，写信给中央负责同志、林彪同志，我们得以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就来过问了，在过问调查中，发现了事实上不能够马上下结论，需要进行实际调查，我们也就跟着去实际调查。接着国家科委张本同志也受到韩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迫害，陷害，诬蔑，因此张本同志又给中央李富春同志、江青同志写了信，我们又进一步知道了。当时，在毛主席回来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就在这个会场召开了万人大会，就是有名的“七·三十”大会，（鼓掌）这个大会上光是由社会科学部讲话，这一点我们遗憾一下子，那次大会包括是有两个方面，包括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的，今天他们也是有邀请的，但是今天是自然科学界这个系统为主要方面，是不是？所以他们讲话也没有这方面。当时在场的有张本同志讲话，有王锡鹏同志的讲话，这些就把问题揭开了。
接着举行了十一中全会，在十一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就是八月十三日我接受中央的委托，对国家科委和科学院这两个案进行亲自过问。当时有两个设想，一个设想就是满足当时一部分群众的要求，把韩光停取反省，指定当时在国家科委机构工作的张本同志代理，科学院对张劲夫停职反省，指定当时科学院郁文同志或者经常和张劲夫联系的刘希尧同志代理，这是一种办法，这种办法，是最省事的办法，也是最偷懒的办法，因为我可以一天的工夫就交了差，大家也可能满足了，但是未解决问题，我要是这样做，就是对于我所认识的，从实践中认识的毛泽东思想的不忠，我不能那样做，我采取了第二个办法，就是最费事又最耽误时间的办法，拖长了六个月，但是最后呢？是发动群众的办法，因为这可以把群众真正的发动起来。从国家科委说，从极少数批评韩光发动到最大多数。认清了韩光和那一小撮，包括那些帮手，如武衡、张又莹、赵继昌、赵志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