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8大名案-第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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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士维尔的魔堡（7）
布鲁恩警官又开始里里外外地踱步。“尺寸仍然不对。”她对另外三个人说，“还差了大约3乘8平方英尺的一块面积，而且就在书架后面。” 克劳德·巴拉迪仔细地观察窗玻璃四周抹缝的材料。“我知道这玩意儿，高度隔音的。”他用手指关节轻轻地敲了敲“单面窗”，“听见了吗？这不是单层，也不是双层，起码是三层。”他指的是玻璃的厚度，“也就是说，如果你站在窗户的另一面，你可能完全听不见这一面一台5千瓦发电机的轰鸣声。” 还没等他们找到可以进入或窥视“单面窗”另一面的门路，一位值班警员进来向巴拉迪署长报告说，旧金山警署犯罪现场实验室的二男一女共三名技术员已经到达，正从车上往下卸仪器设备。巴拉迪署长指示，如有可能请他们立即开始工作。又转身对地堡里的几位道：“等他们把这两间屋子都检查完了，我们再回头寻找窗户的谜底不迟。” 一名技术员往他的双手上套上了｜乳胶手套，他很快就在“单面窗”上发现了一个指纹，非常专业地用小刷子扫去验指纹的专用粉末后，闪身站在一旁让艾琳·布鲁恩拍照。 艾琳从她的一次成像机中抽出现场的第一张指纹照片，她瞥了一眼腕表，在照片的背面详细地写下拍摄日期、时间、地点、位置等等，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送到大松树下。巴拉迪署长拿起办公桌上的放大镜，一面浏览一面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不连贯的字：“成人——左手——食指——我想是吧。” 从“单面窗”上采集到了更多的指纹，还有一些不完整的掌印。看得出来，有人曾经用两只手扒在窗户上往里张望。 巴勃·邦宁警探长报告说，他已经与海军陆战队有关方面联系过了，对方答应将尽快送来莱钠德·勒克和伍其达的指纹及档案。艾琳·布鲁恩汇报说，她正在调集加利福尼亚州内各地的失踪人员档案，包括他们的指纹、血型、牙医病案等等。 室外组已经收集到的物证包括：在车道旁发现的两块人骨，在堑壕里找到的一架照相机，机内的胶卷已送回警署冲洗，还有一张不完整的白人婴孩照片，背面写着：“思蒂芬妮·詹妮·卡尔，三个半月，1981年7月。”室内组从木屋客厅墙上和厨房地板的弹孔里掏出三颗点二二子弹，在主卧室的床垫子下面发现了一本莱钠德·勒克的日记。 巴拉迪署长一面吩咐他的部下再从警署搬来两张桌子，一面坐在大松树下的办公桌前，翻开莱钠德的日记： 莱钠德·勒克，一个慢慢被人们淡忘的名字，一个逐渐被世界遗弃的名字。 这已是我逃犯生涯的第二年。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同样的枯燥乏味，同样的苦闷烦恼，却依旧同样的手中握着死亡，心中充满幻想。我已变得更老、更胖、头顶更秃，但却没有变得更加聪明。我该向何处去？但愿不会有人因为这些离奇的怪事逮着我，否则……我将自杀。 钓鱼行动完成——谋杀乔斯·甘纳。 我正在计划建造一所羁押###隶的监狱。它将为我提供各种性享受的设施，同时保障我的物质需求，使我免遭核战争的侵袭。 我理想中的女人应该是绝对的服从，只做我让她或允许她做的事。 和一个绝对服从的女人Zuo爱，你感受到的将只是无限的乐趣与和谐，永远不会有失望和挫败。 今天我雇了PP1、PP2和PP3，把他们带来这里。 蒙然达项目：我将筹建一个“地堡”网络。在每一处储备足够的武器和食品，并囚禁一个女人。这个女人集厨娘、女佣和清洁工于一身，兼为我提供性服务。核战争一旦爆发，这些女人们就将为我怀孕生子，并繁衍出一代新的人类。 “蒙然达项目？”作为一名警察，首先出现在克劳德·巴拉迪脑海里的是《蒙然达权利书》——“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他在心里把权利书复诵了两遍，也没找出与“地堡”网络的联系。一个闪念之间，他记起了在地堡密室的书架上看到的一本小说，约翰·福尔斯的《收藏家》。故事的主人公热衷于收集蝴蝶标本。他绑架了一位美貌女子，把她关押在地窖里，地窖的入口处有一个伪装的书架。后来那女子死在了地窖里，她的名字就是蒙然达·格利。 那么，PP1、PP2和PP3又是指的什么呢？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是三个人。 星期三下午2点，负责“勒克…伍专案组”旧金山方面工作的警探长埃德·鄂多雷茨走进了联邦调查局的会议室。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已经两天没刮的胡茬子，把带来的20多份资料交给离他最近的一位官员，请他依次往下传。埃德·鄂多雷茨转身在黑板上画了6个水平排列的圆圈，分别注明“香港”“夏威夷”“约克夏”“卡尔嘉利”“多伦多”和“芝加哥”。 “我们有一个重案在逃犯，他的名字叫查理·其达·伍。关于案情到目前为止的进展都在你们手上的资料里。”埃德·鄂多雷茨指着黑板上的圆圈继续说，“伍的父亲住在香港，是一个富有的电器商。香港也是伍的出生地。伍有不少原海军陆战队的战友在夏威夷，他的舅父一家在英国的约克夏，他还有两个姐姐分别住在加拿大的卡尔嘉利和多伦多。但我们目前所查到的伍的最后行踪，是用‘迈克·基莫托’这个名字从旧金山飞往芝加哥。”
威士维尔的魔堡（8）
“伍以前去过英国吗？” “1970年他在约克夏上中学，所以你们中得有一个人和苏格兰场打打招呼。他的父亲与几乎所有的英联邦国家都有生意上的往来，这很可能会是一场全球大搜捕。我将随时向诸位提供最新的案情进展。” 6月6日，星期四，汤姆·埃森曼和艾琳·布鲁恩第二次走进钢筋混凝土地堡的密室。凭借着犯罪现场实验室的技术员们安装的照明设备，他们很快便在那个固定在墙上的急救箱后面找到了“开门”的按钮。约三分之一的书架缓缓旋转开后，一扇小门出现在他们眼前。门很窄，汤姆必须侧着身子才能进得去。狭小的房间里靠墙放着一张光板木床，没有床单，没有枕头。屋里还有一只盛水的塑料罐、一卷卫生卷纸、一个化学马桶、一条肮脏的毛巾、一瓶空气清洁剂和一瓶避蚁剂。 门的背面漆成灰色，与水泥墙和水泥地板的颜色相似。光秃秃的墙上除了那扇“单面窗”外，连电源插头都没有。一堵墙的顶端靠近天花板的位置钻了几个细小的气孔，气孔通往“工作间”的出口被挡板遮盖着，这种巧妙的设计可以使空气流入土牢，但光线却进不去。 汤姆·埃森曼关上门，在床板上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没有光没有声，甚至感觉不到空气的流动。除了“死亡”二字，他想象不出还有别的字眼可以用来形容眼前这个牢狱。不，这个坟墓般的所在——死一样的黑暗，死一样的寂静，死一样的凝滞。这简直就是一口活棺材！ 汤姆从土牢里出来。当门和书架敞开时，可以通过“单面窗”看到里面。汤姆让艾琳进去，关上门。 汤姆发现“单面窗”的窗框缝里藏了一个小小的按钮，轻轻一按，土牢里传来艾琳的声音：“墙上，有人写下：克立夫，邮政信箱349。” 汤姆让艾琳关掉手电筒，土牢里顿时漆黑一团，无论汤姆如何努力，他也无法从“单面窗”中看到任何影像。汤姆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拿过那只夜光瞄准器。凭借着这台高强度的仪器，汤姆隐隐约约地观察到了一个模模糊糊的、粉红中透着紫色的艾琳的轮廓，但仍然看不清土牢中的其他物体。 汤姆·埃森曼记起他曾经读过的一篇文章中说，在四周围没有任何光线和声音的状况下，一个人很快就会失去心理平衡，丧失理智，丧失意识，最后神经失常，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疯子。汤姆想，倘若我被关进了这座土牢，我能够支撑多久？一天？一星期？一个月？然后我就会彻底崩溃，彻底屈服，我就将心甘情愿地做任何事情——只要能放我出去！ 莱钠德·勒克的母亲格罗丽娅·爱伯林突然来了，她要找汤姆·埃森曼。 埃森曼警官把爱伯林夫人领到大松树下，拿过两张折叠椅。 “我好害怕。”格罗丽娅双手握拳，不时神经质地绞动手指，“昨天晚上，我去恺撒医院看过我的儿子。你知道，从那天起，他就一直没再醒来。医生说，他的大脑已经死了。” “非常抱歉。” “我来找你是因为我真的很害怕。大约两年前，我的另一个儿子，唐纳德，去赌城雷诺旅游，从此再没回来过。” “你是说，你已经两年没有看见或听见唐纳德的消息？” “我知道肯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不然他会写信的。” “两年前，那正是莱钠德畏罪潜逃的时候，他有没有逼过唐纳德要钱？” “莱钠德决不会伤害……” 汤姆·埃森曼心想，我没有必要把那句话讲出来，其实这位老母亲明白：唐纳德已经死了。 三名警方驯狗师各带着一只德国牧羊犬抵达蓝山路现场。方块式地面搜查作业已经完毕，根据巴拉迪署长的部署，等警犬们再在那一片地带嗅过一遍，即可开始挖掘工作。卡拉沃若地区公路管理局的推土机已经奉命等在了车道上，但专家们认为暂时不宜使用大型机械。 星期四午后，烈日当空，旧金山警署首席法医波义德·司狄文博士奉命来到蓝山路，除了丰富的经验外，他还搬来了当时最先进的仪器设备。在此之前，泰利·派克博士必须把某些样品送到位于圣安佐斯和旧金山之间的斯托克顿市化验，因为地处乡间的卡拉沃若地区只有一些相对简陋的设备。 一只警犬在编号33C的方块地段嗅出一截长约四英寸的骨头，它的主人在发现地点插上一面像高尔夫球场用的小旗，然后把装在塑料袋里的“物证”送到法医们的工作台上。 波义德·司狄文博士一边通过肉眼和显微镜观察手中的样品，一边按下录音机的录音键：“人骨。严重腐坏。一半为灰白色，另一半呈黑褐色，说明只有半截埋在土里。两端均被锯断。仍沾有少量软组织。分析项目：一、剔下软组织进行毒物检验；二、化验发现地点的土壤样品，并根据其潮湿程度及所含昆虫的蛹卵种类等指标，确定尸体腐烂的时间范围；三、样品经处理后送人类学家鉴定死者的性别、种族、大致年龄等特征。”所谓对骨头的“处理”，司狄文博士向巴拉迪署长解释说，即在磷酸钠和家用洁净剂的稀释混合液中浸泡两天以除却剩余的零星软组织，然后置于阳光下暴晒“漂白”。 在1985年，DNA技术尚未问世，所以尽管在后来的现场勘查中发现了上百块这样的人骨碎片，但就法医学而言并无太大的实际意义。
威士维尔的魔堡（9）
由于人手不够，挖掘工作只能一处一处地进行。第一个选定的挖掘地点是后山坡上的堑壕。说是“挖掘”，其实在大部分时间里，警员们是像考古工作者那样用小铲子、刷子和双手一点一点地刨土，被刨下的土还得再经过一道筛子。 “真令人难以置信，”一位筛土的警员说，“要在平时，你如果一个星期能找到一件‘物证’就算中头彩了，现在我们一筛子就可以筛出几十件。” 首先从堑壕中“出土”的是一些属于罗宾·斯达立的衣物：一件印着“护卫天使”字样的T恤衫、两件有罗宾名字的工作装。“护卫天使”是一个群众性的治安组织，罗宾曾在该组织里做过义工。后来又发掘出一块被鲜血浸透的本田普利路德轿车地板上的垫子，一个绿色垃圾袋，内有一只寄给伍其达的信封，和一张租借电影录像带的发票，日期为1984年7月24日，发票上的姓名是哈维·达勃斯。 下午4点半左右，一名灰头土脸的警员从后山坡上一路冲下来，一面高喊：“担架！我们挖出了两具尸体！”现场的两名法医跟着人们一起来到堑沟前。黑乎乎的残骸已经严重变形，泰利·派克博士对他的同行说：“尸体曾经过高温灼烧。”波义德·司狄文博士默默地点点头。两位专家心里都明白，和那片锯断的骨头一样，他们大概很难从这些烧焦的尸体中得出什么关于案情的结论。而且显然，作案人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是日晚上8点，旧金山城南的恺撒医院特护病房里，格罗丽娅·爱伯林夫人颤颤巍巍地在儿子的《放弃治疗意愿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后，医生关掉了莱钠德·勒克病床周围的所有仪器。一位护士拔出插在莱钠德身上的粗粗细细的各种管子和针头，扔进垃圾桶里。护士推着最后一台医疗设备离开病房时，朝等在楼道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