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第15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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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周身。梅疮之毒可遗患后代，其生儿多夭，或初生无皮，或月内生疮等
等，书中记载了早期先天梅毒之症状。他提出的亲戚不同居、饮食不同器、
置身于静室待愈等若干隔离措施，对预防此病颇有意义。陈氏叙述此病的
发病过程甚为具体，提示了梅毒于人体内传播的复杂性、广泛性与多样性。
指出一旦感其毒，酷烈非常，入髓沦肌，流经走络，或中于阴，或中于阳，
或伏于内，或见于外，或攻脏腑，或巡孔窍。有始终只在一经者，有越经
而传者，有间经而传者，形症多端。书中按脏腑经脉分类阐述症状、治法、
方药、服药与饮食宜忌。如毒中肾经始生下疳，继而骨痛，疮生于耳内、
阴囊、头顶背脊，形如烂桠名曰阳霉疮。对此病以补真汤益正气，兼服壬
字化毒丸治其标；毒中肝经先发便毒，嗣作筋疼，疮生于耳项、胁肋，形
如砂仁，俗以砂仁疮名之，以养荣汤益正气，兼服甲字化毒丸治其标；毒
中脾经疮生于发际，口唇边或肛门处，形如鼓钉，俗以广痘名之，以保脾
饮益正气，兼服戊字化毒丸治其标；毒中肺经疮生于腋下、胸膛、面颊，
形如花朵，俗以棉花疮名之，治以益卫散扶正气，兼服庾字化毒丸治其标；
毒中心经疮生于肩臂、两手，紫黑酷似杨梅，俗以杨梅疮名之，以安神散
益正气，兼服丙字化毒丸治其标。于结毒之证，亦分别以汤药和丸药治之，
并配合多种外治方法如熨烙、熏洗、膏药外贴等随症治疗。此书收集病案
29 则，均为典型案例，包括各期梅毒。关于梅疮治疗，他已注意到内服轻
粉可导致汞中毒，提倡用生生乳。生生乳是用煅炼矾石（砷）和以云母石、
硝石、朱砂液、晋矾、绿矾、食盐、枯矾及青盐，经高温烧炼而成，其制
作方法书中予以记载，颇为详细。此外，他也反对用生砒，以防中毒。主
张明察经脉，辨证论治，以攻邪补元为治疗此病之要则。根据作者记录，
他所制定的一系列方剂具有显著成效，可使耳聋者复响，体怯者复壮，阳
费者复长。对于治疗不彻底的危害，陈氏强调一分之毒，可遗十分之患，
治疗不彻底可有骨节酸痛，并能传染妻室导致后代先天梅毒。由于梅疮属
传染性疾病，当时人们对它十分恐惧，未病之人亦服败毒等药，欲取之预
防，结果反而导致元气内虚，外邪易于侵入为患；而初病患者，又速求病
痊，不究标本，乱投汤剂，以致真元耗削，药毒蓄积体内，变症杂出。陈
氏鉴于上述情况，反复告诫不可妄用药物，否则后患无穷。陈氏所论对于
患者、医家及世人均不无裨益。
陈司成在梅毒病方面做出的贡献是卓越的。他的著作系统论述梅毒见
症与治疗，其中诸多见解在当时可谓首创，有些被后世科学证实是正确的。
他用丹砂、雄黄等含砷药物治疗此病，在世界医学史上也堪称先进。于后
世性病治疗学的发展颇有影响。
文献
原始文献
＇1＇（明）陈司成：霉疮秘录，清刻本。
研究文献
＇2＇杨国亮：我国十七世纪梅毒学家陈司成的贡献，中华皮肤科杂志，
1956，4，第273 页。
陈■子
刘昌芝
陈■子一名扶摇，自号西湖花隐翁。籍贯不详。约明万历四十年
（ 1612 年）生；卒年不详。园艺学。
陈■子一生喜读书，爱好栽花。据花说堂刻本张国泰原序说，陈■子
是在明亡以后，不愿做清朝官吏的高士，退归田园，从事花草果木的栽培
和研究，并兼授徒为业。晚年，他对社会风尚表示不满，认为一些人不是
在商界投机图利，就是投身宦海争取官职，对种植生产一无所知。这些在
《花镜·自序》里有充分的反映。他为使人了解花卉种植的方法，通过向
花农、花友调查访问，并结合对历代花谱的研究，于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
写成《花镜》一书。全书分6 卷，卷一“花历新栽”中，除占验和占候外，
授时部分，共分十项，列举各种观赏植物栽培的逐月行事。卷二“课花十
八法”，包括课花大略，辨花性情法，种植位置法，接换神奇法，扦插易
生法，移花转垛法，浇灌得宜法，培壅可否法，治诸虫蠹法，变花摧花法，
整顿删科法等等内容。主要记述观赏植物栽培原理和管理方法，是全书的
精华。卷三、卷四、卷五，着重叙述花木的名称、形态、生活习性、产地、
用途及栽培。卷六附记了一些观赏动物。
《花镜》与历代农书以粮食作物、蔬菜为主要内容不同。此书仅限于
观赏植物及果树栽培。对前人经验有较多科学的总结和精辟的见解。它是
我国较早的一部园艺专著。
《花镜》中记载了丰富的遗传育种知识，“课花大略”中说：“生草
木之天地既殊，则草木之性情焉得不异？故北方属水性冷，产北者自耐严
寒；南方属火性燠；产南者不惧炎威，理势然也”。指出植物种类不同则
本性不同，适于生长的地区也有所不同。还进一步指出如能了解和掌握植
物的特性，顺着植物的本性，使植物所要求的生活条件得到满足，也可以
在不同的地方栽培人们所需要的植物，即“在花主园丁，能审其燥湿，避
其寒暑，使各顺其性，虽遐方异域，南北易地，人力亦可以夺天功”。
在“接换神奇法”中，陈■子说：“凡木之必须接换，实有至理存焉。
花小者可大，瓣单者可重，色红者可紫，实小者可巨，酸苦者可甜，臭恶
者可馥，是人力可以回天，惟在接换之得其传耳”。这些论述，虽然有些
夸大之处，但说明通过嫁接可以改良花木品质；可以定向的培育出人类所
需要的植物。人定胜天的思想在园艺生产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关于接穗的选择，王祯在《农书》中记载：“凡接枝条，必择其美。
宜用宿条向阳者，气壮而易茂。”陈■子对此加以发展而阐述道：“其接
枝亦须择其佳种；已生实一、二年，有旺气者过■乃善。”“凡接须取向
南近下枝，用之则着子多。”明确指出除要选择佳种外，还要选择已结过
果一二年并且是向南近下的丰产枝条。反映出作者不仅认识植物生长发育
的阶段性，而且认识到选择丰产强壮枝条在生产上的重要意义。
对选择在育种工作中的重要性，作者于谈到桃树育种时说：“取佳种
熟桃，连肉埋入土中，尖头向上。”强调实生繁殖必须选择佳种，播种时
尖头向上，才易发芽。《花镜》对我国古代育种的成绩，有较具体的记述，
如指出牡丹为花中之王，北地最多。共记载了牡丹131 个品种、芍药88
个品种、兰花35 个品种、梅花21 个品种、莲花22 个品种、菊花152 个品
种、荔枝75 个品种等。此外还描述了金鱼的许多品种，表明我国古代选育
出的植物和动物品种之多。
《花镜》在进一步总结扦插时说：“不外宜阴忌日四字。”其意是扦
插要选择阴凉的地方，避免阳光直射，这样可使水分不致失去平衡，保证
植株成活。在种植期的问题上，陈■子认为只要提高管理技术，随时可以
移栽种植，不受季节的限制，并举例说：“浙南莳花为业者，则不然，无
花不种，无木不移。。虽非其时，亦可以植，皆因转垛得法。”运用优良
的栽培技术，可以控制植物的生长和发育，使其合乎人类的需要。
“变花摧花法”是阐明促成栽培和抑制栽培原理的。如欲使牡丹、梅
花早日开放，可在地窖密室作好保温设备等。“培养可否法”对各种有机
肥的收集、施用方法，叙述翔实。反映出不同花木与土壤肥瘠的关系。“整
枝删科法”，介绍整枝修剪的方法；要剪去沥水条（下垂枝）、刺身条（内
向枝）、骈枝条（平行枝）、冗杂条（重迭条）、枯朽条（枯枝）。“治
诸虫法”，则是介绍对害虫的防除法等。以上宝贵经验，许多至今仍有其
实用价值。《花镜》堪称我国古代园艺学的一份珍贵遗产。
《花镜》的版本有善成堂镌木刻本，日本花说堂重刻本，文德堂木刻
本，锦章图书局石印本，大美书局铅印书，沈鹤记书局石印本，中华书局
铅印本等。
文献
原始文献
［1］（清）陈■子：花镜，中华书局铅印本，1956。研究文献
［2］（清）陈■子撰，伊钦恒校注：花镜，农业出版社，1980。
［3］■裕洹：《花镜》研究，农业出版社，1959。
汪昂
余瀛鳌蔡永敏
汪昂字■庵。安徽休宁人。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生；约清康
熙三十七年（1698 年）卒。中医学。
汪昂出身于较富有的家庭，早年习儒，明末为县诸生。爱好诗文，涉
猎诸子百家，著有《■庵诗文集》。他本欲通过科举步入仕途，因蹉跎世
变，未能如愿。在他而立之年，明亡清兴，社会动荡，平民百姓饱尝动乱
之苦，患病者甚多，而通医者少。汪氏遂放弃科举仕途，矢志习医。由于
缺乏明师指导，主要借助儒学，勤苦自励，探索学医门径。他泛览博取，
上自岐黄、仲景等医学典籍，下迄后世诸家，探研学术义理，吸取其精粹
内涵。在治学过程中，对《黄帝内经》及历代医方、本草著作，致意尤深。
经过40 余年的努力，终于成为我国医学史上一位颇多建树的医药学家。他
所撰医著为祖国医药知识的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汪昂在青壮年时期，因
避战乱，由休宁迁居括苍（今浙江丽水），以医药济世。生平勤于著述，
年过八十仍伏案编撰，直到晚年。编写了不少传世名著。在他的影响下，
其弟汪桓、其子汪瑞、侄女汪惟宠等，均参与校订其部分著作。可以说，
他们为汪昂医著的刊行和流传，起到辅佐作用。
汪昂在学医过程中，深感《素问》、《灵枢》“理至渊深，包举弘博”，
为医家必读之经典。然篇卷浩繁，文字古奥，病症脉候、针灸方药，错见
杂出；“又随问条答，不便观览”。虽然历代有不少医家对《黄帝内经》
（包括《素问》和《灵枢经》）进行整理、编次、校订或注释，但大多内
容繁杂，重点欠明，不便于掌握内容要领。他对元代滑寿于《读素问钞》
中将《素问》中不同内容分12 项予以摘抄的编撰法，较为赞赏，乃仿其方
式，选录《素问》、《灵枢》主要内容（不包括针灸）加以条析，分为脏
象、经络、病机、脉要、诊候、运气、审治、生死、杂论等9 篇，酌取各
家学说予以简注，编成《素问灵枢类纂约注》2 卷，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
序而刊行。他认为《素问》治兼诸法，文字重于说理；《灵枢》偏重于针
灸、经络，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体现于术数。因此，所辑各篇原文以《素问》
为主，《灵枢》为副，但对精要内涵，大致予以赅括。为了便于读者查阅，
所引《内经》原文，均注明出处，不致相互参错。虽于《内经》原篇有所
删节，但段落依旧，前后条贯，并无割裂原文之弊，较之滑寿《读素问钞》，
别具特色。原著经过汪氏重新分类编次，增强了系统性。其中的注文多辑
自唐代王冰、明代马莳、吴昆和清代张志聪等诸家研注《内经》的著述，
并能结合个人学习《内经》的心得，畅抒己见。他在该书序言中谈他如何
编纂此书时说：“或节其繁芜，或辨其谬误，或畅其文义，或详其未悉，
或置为阙疑。”立论多较允当，力求阐发《内经》奥旨蕴义。由于他编写
过程中注意精选《内经》原文（多系学术价值较明显，或对临床具有指导
意义的内容），且分类有序，注释较为语简义明，浅显扼要，故此书在《内
经》节注本中颇有影响，后世甚至有将它作为《内经》教材者。以上大致
反映了汪氏在医学理论方面的造诣和著述成就。
汪昂在普及本草学、方剂学著述方面，尤有突出的贡献，对后世的影
响相当广泛。本草学自《神农本草经》（约成书于汉代）问世以后，历代
著作相当丰富。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广收博引，论述精博、全面，载
药达1892 种，对本草学的研究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该书篇卷浩繁，
备而不要，难以尽读，不便于初学入门。而《本草蒙筌》、《药性歌赋》
等书又拘于文字对偶，阙略尚多，要而不备。再者，上述几种本草著作，
只言某药治某病，而未说明主治之所以然，即或偶有解释药性者，也大多
辨析不详，文字表述不够明晰、流畅，影响到本草学知识的普及。面对这
种现状，汪昂决心在“备”、“要”二字上下功夫，编撰一部以介绍药性、
主治为主的普及性的本草专书。他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