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第10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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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一个利用楼房和人工光源来模拟自然景观的大型实验,对光的直线
传播、小孔成象、照度与光强及距离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周密而系统的研
究。他的实验步骤如下:在一所空楼内的地面上挖两个直径为4 尺多的圆
井,左边的井深8 尺,右边的并深4 尺,另外备一4 尺高的桌子置于左边
井中。再取两块直径4 尺的圆板,其上各自密布蜡烛千余支,点燃后作为
光源置于右井井底和左井桌面上。又在井口各置一圆盖,左盖中心开一一
寸见方的小孔,右盖中心开一半寸见方的小孔。“于是观其楼板之下有二
圆景,周径所较甚不多,却有一浓一淡之殊”,即说明光源、小孔及象屏
距离固定时,照度与孔径有关;至于象的形状,赵友钦解释道:“烛在阱
心者,方景直射在楼板之中。烛在南边者,方景斜射在楼板之北。烛在北
边者,方景斜射在楼板之南。至若东西亦然。其四旁之景斜射而不直者,
缘四旁直上之光障碍而不得出,从旁达中之光,惟有斜穿出窍而已。阱内
既已斜穿,窍外止得偏射,偏中之景干数交错。周遍叠砌,则总成一景而
圆。”这里明确地表达了光线直线传播及小孔成倒象的见解。
随后他熄灭右井中东半面的蜡烛,此时在右边的楼板上看到一个缺少
西半部的半圆形状的影象。他又灭去左井中靠外布列的大部分蜡烛,只留
下中心部分稀疏布列的二三十支烛光,此时在左边的楼板上可看到一个非
常淡的圆象,但细看则“各自点点不相粘附”。然后他仅留下一支点燃的
蜡烛,楼板上则“只有一景而方”。这一组实验模拟了“小景随日月亏食”
和“大景随空罅之象”的现象,也隐含着照度与光源强度的关系。
赵友钦又将两片大板悬挂在楼板之下作为象屏,也就是通过改变象距
来研究象的变化。他发现,随着象距的减小,象变小而加浓。对此他的解
释是:“烛光斜射愈远,则所至愈偏,则距中之数愈多。围旁皆斜射,所
以愈偏则周径愈广”;“景之周径虽广,烛之光焰不增,如是则千景展开
而重叠者薄,所以愈广则愈淡,亦如水多则味减也”。前一句仍然基于光
的直线传播这一事实,后一句则隐含着照度与象距之间的关系。
接着他又撤掉两片悬板并取出左井中的桌子,将点燃的蜡烛置于8 尺
深的井底,同时也点燃右井4 尺深底部的蜡烛。这时候楼板上左边的象较
右边的象为小,至于浓淡程度则无明显差异。对此他解释道:“窍与烛相
远,则斜射之光敛而稍直。光皆敛直,则景不得不狭;景狭则色当浓,烛
远则光必薄,是以难于加浓也。”也就是说随着物距变大(小),象变小
(大),照度则不好判定。
综合以上几个步骤,赵友钦总结道:“景之远近在窍外,烛之远近在
窍内。凡景近窍者狭,景远窍者广。烛远窍者景亦狭,烛近窍者景亦广。
景广则淡,景狭则浓。烛虽近而光衰者,景亦淡;烛虽远而光盛者,景亦
浓。由是察之,烛也、光也、窍也、景也,四者消长胜负皆所当论者也。”
这就是他所得到的物距、象距、光源强度和孔径与象的大小浓淡的制约关
系。通过实验,赵友钦也对大孔成象作了观察和研究,提出了“大景随空
之象”的正确结论。
赵友钦是中国古代一位颇有特色的科学家,他既重视理论研究,又重
视实验方法。他“著《革象新书》发明授时历之蕴”,书中既有严格的数
学论证,又有生动形象的类比说明。例如他用一个黑漆球悬于檐下,从不
同的角度去看它得到不同的视象,以此来说明“月体半明”即月相的成因,
其方法简单易行,其文字通俗易懂。他的光学实验构思慎密,设计精巧,
在整个中世纪科学史上亦属罕见,其方法论上的意义更应引起研究者的充
分重视。
文献
原始文献
[1](元)赵友钦:革象新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
书馆影印,1986。[2](元)赵友钦著、王■删定:重修革象新书,文渊
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
研究文献
[3](清)阮元等:畴人传·卷二十八,商务印书馆重印本,1955。
[4]柯劭■等:新元史·卷二百四十一,上海开明书店影印,1935。[5]
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64。
[6]薄树人:中国古代的恒星观察,见《科学史集刊》第3 集,科学
出版社,1960。[7]银河:我国十四世纪科学家赵友钦的光学实验,物理
通报,1956,4,第201—204 页。
[8]王锦光:赵友钦及其光学研究,见《科技史文集》第12 辑,上
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朱世杰
杜石然
朱世杰字汉卿,号松庭。北京附近人。生卒年不详,生活于13—14
世纪。数学。
关于朱世杰的生平,流传下来的资料甚少,仅能从赵城、莫若、祖颐
等人为他的著作《算学启蒙》和《四元玉鉴》所写的序言中找到一些线索。
这些序言均称“燕山松庭朱君”、“燕山朱汉卿先生”。在《四元玉鉴》
每卷之首也均署名为“寓燕松庭朱世杰汉卿编述”,可见他的籍贯当在现
在的北京或其附近。莫若序中有“燕山松庭朱先生以数学名家周游湖海二
十余年矣。四方之来学者日众,先生遂发明《九章》之妙,以淑后学,为
书三卷。。名曰《四元玉鉴》”,祖颐后序中亦有:“汉卿,名世杰,松
庭其自号也。周流四方,复游广陵,踵门而学者云集。。。”这两篇序均
写于元大德七年(1303),以莫若序中所说的“以数学名家周游湖海二十
余年矣”来推算,朱世杰从事数学教学和数学研究的年代当在 13 世纪末
和 14 世纪初。
1234 年蒙古联宋灭金之后,又经过40 余年,至1276 年才攻占了南宋
的都城临安,1279 年南宋灭亡。
朱世杰的青少年时代,大约相当于蒙古军灭金之后。但早在灭金之前,
蒙古军队便已攻占了金的中都(今北京,是1215 年攻占的)。元世祖忽必
烈继位之后,为便于对中原地区的攻略,便迁都于此地,改称燕京,后又
改称为大都。到13 世纪60 年代,燕京不只是重要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
重要的文化中心。
忽必烈为了巩固元朝的统治,网罗了一大批汉族的知识分子作为智囊
团。其中有以编制《授时历》闻名的王恂(1235—1281)郭守敬(1231—
1316)以及编制历法的倡导者和主持者刘秉忠(1216—1274)、张文谦(1216
—1283)、许衡(1209—1281)等人。这个集团中的人物,对数学和历法
都很精通。他们未入朝之前,曾隐居于河北南部的武安紫金山中。受到忽
必烈礼聘的,还有李冶(1192—1279),他也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
就当时的数学发展情况而论,在13 世纪中叶,在河北南部和山西南部
地区,出现了一个以“天元术”(一种带有中国古代数学特点的代数学)
为代表的数学研究中心。按祖颐在“《四元玉鉴》后序中叙述天元术发展
情况时所说:“平阳(今山西临汾)蒋周撰《益古》,博陆(今河北蠡县)
李文一撰《照胆》,鹿泉(今河北获鹿)石信道撰《钤经》,平水(今山
西新绛)刘汝谐撰《如积释锁》,绛人(今山西新绛)元裕细草之,后人
始知有天元也。平阳李德载因撰《两仪群英集臻》兼有地元,霍山(今山
西临汾)邢先生颂不高弟刘大鉴润夫撰《乾坤括囊》末仅有人元二问。吾
友燕山朱汉卿先生演数有年,探三才之赜,索《九章》之隐,按天地人物
成立四元。。。”这段序文叙述出朱世杰学术上的师承关系。毫无疑问,
他较好地继承了当时北方数学的主要成就。当时的北方,正处于天元术逐
渐发展成为二元、三元术的重要时期,正是朱世杰把这一成就拓展为四元
术的。
朱世杰除继承和发展了北方的数学成就之外,还吸收了当时南方的数
学成就——各种日用、商用数学和口诀、歌诀等。本来,在元灭南宋之前,
南北之间的数学交流是比较少的。朱世杰“周流四方,复游广陵(今扬州)”
应是在1276 年元军对南宋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之后。朱世杰在经过长期
游学、讲学之后,终于在1299 年和1303 年在扬州刊刻了他的两部数学著
作——《算学启蒙》和《四元玉鉴》。
隋唐以来,中原地区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逐渐南移。长江中下游一带,
五代十国时期就比较稳定,北宋时期也有较大发展。随着金兵入侵和宋王
朝的南迁,江南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城市建设等都有较大发展。
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中国数学中自晚唐以来不断发展的简化筹算的趋势
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日用数学和商用数学更加普及。南宋时杨辉的著作可
以作为这一倾向的代表,而朱世杰所著的《算学启蒙》,则是这一倾向的
继承和发展。
当然,以所取得的成就而论,《四元玉鉴》是远超《算学启蒙》的。
清代罗士琳在评论朱世杰的数学成就时说:“汉卿在宋元间,与秦道古(九
韶)、李仁卿(冶)可称鼎足而三。道古正负开方,仁卿天元如积,皆足
上下千古,汉卿又兼包众有,充类尽量,神而明之,尤超越乎秦李之上”
(罗士琳编《畴人传·续编·朱世杰条》)。清代另一位数学家王鉴也说:
“朱松庭先生兼秦李之所长,成一家之著作”(王鉴《算学启蒙述义·自
序》)。此外,朱世杰还继承发展了日用、商用数学。由此可见,朱世杰
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宋元时期数学发展的总结性人物,是宋元数学的代表,
是中国以筹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古代数学发展的顶峰。
朱世杰的数学著作,如前所述,有《算学启蒙》、《四元玉鉴》二种,
下面略加评介。
1。《算学启蒙》
《算学启蒙》全书共3 卷,分为20 门,收入了259 个数学问题。全书
由浅入深,从整数的四则运算直至开高次方、天元术等,包括了当时已有
的数学各方面内容,形成了一个较完备的体系,可用作教材,它确实是一
部较好的启蒙数学书。
在全书之首,朱世杰首先给出了18 条常用的数学歌诀和各种常用的数
学常数。其中包括:乘法九九歌诀、除法九归歌诀(与后来的珠算归除口
诀完全相同)、斤两化零歌诀(“一退六二五”之类)、筹算记数法则、
大小数名称、度量衡换算、面积单位、正负数的四则运算法则、开方法等
等。值得指出的是,朱世杰在这里,也是在中国数学史上首次记述了正负
数的乘除运算法则。朱世杰把上述这些歌诀和数学常数等,作为“总括”
而列在全书之首,这种写作的方式,在中国古算书中并不多见。
《算学启蒙》正文分上、中、下三卷。
卷上:共分为8 门,收有数学问题113 个,其内容为:乘数为一位数
的乘法、乘数首位数为一的乘法、多位数乘法、首位除数为一的除法、多
位除数的除法、各种比例问题(包括计算利息、税收等等)。
其中“库司解税门”第7 问题记有“今有税务法则三十贯纳税一贯”,
同门第10、11 两问中均载有“两务税”等,都是当时实际施行的税制。朱
世杰在书中的自注中也常写有“而今有之”、“而今市舶司有之”等等,
可见书中的各种数据大都来自当时的社会实际。因此,书中提到的物价(包
括地价)、水稻单位面积产量等,对了解元代社会的经济情况也是有用的。
卷中:共7 门,71 问。内容有各种田亩面积、仓窖容积、工程土方、
复杂的比例计算等等。
卷下:共5 门,75 问。内容包括各种分数计算、垛积问题、盈不足算
法、一次方程解法、天元术等等。
这样,《算学启蒙》全书从简单的四则运算入手,一直讲述到当时数
学的重要成就——天元术(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为阅读《四元玉鉴》
作了必要的准备,给出了各种预备知识。清代罗士琳说《算学启蒙》“似
浅实深”,又说《算学启蒙》、《四元玉鉴》二书“相为表里”,这些话
都是不错的。
《算学启蒙》出版后不久即流传至朝鲜和日本。在朝鲜的李朝时期,
《算学启蒙》和《详明算法》、《杨辉算法》一道被作为李朝选仕(算官)
的基本书籍。在日本收藏有一部首尾残缺、未注明年代的《算学启蒙》,
与此书一起,同时也藏有一部宣德八年(即李朝世宗十五年,1433)朝鲜
庆州府刻版的《杨辉算法》。从版刻形式等方面来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