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玛雅末日预言(精心编辑版本)-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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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斯？卡斯提利欧？阿玛斯为傀儡*统治者。他上任之后除了遵照美国人的指令行事之外，私底下更立刻开始大规模的种族屠杀，杀害了许多玛雅族人。联合国曾经统计过，在1958至1985年间，约有20万名玛雅人遭到杀害或因此下落不明，这起事件让危地马拉成了西半球*评等最低的国家。对我们族人来说，那段期间是继西班牙人16世纪入侵以来最恐怖的黑暗期。

　　　　在美国很多人都以为CIA就是一个聘雇帅哥美女、相当有效率的神秘情报单位；但在拉丁美洲，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有组织背景、财力雄厚且资源丰富的毒品大盘商而已。他们在七八十年代大量的在危地马拉偏远地区架设空军基地，美其名曰是要帮助我们这些弱势族群把农产品运到外地去销售，但其实说穿了这只是让他们得以肆意的渗透到每个角落的方法。我父亲有一位父叔辈的亲戚叫做修尔，他在焚烧公有地的玉米作物时，不小心靠近了一处空军基地。七八月份左右修尔便接着失踪，我父亲跟当地一些居民开始搜寻他的下落；第二天他们就在尤加利树上发现修尔的鞋子，大家逐渐感到大事不妙。

　　　　我父亲于是向当地一位名为萨克的反抗军首领求救，萨克猜修尔应该已经被他们给杀掉了。同时我父亲也请当地一些邮差和无所事事的游民在香烟纸上写下飞经农地的班机号码，结果发现许多飞机都是注册在得州与佛罗里达州一家航空租赁公司的飞机，后来也查出这家公司根本是个幌子，其实飞机是从哥斯达黎加一位名叫约翰？哈尔的人那里派出来的。哈尔是一名美国人，专门从事洗钱这类的活动，再从中获取的暴利分给魁儡政府的政要，几乎每个人都分到了一杯羹。当萨克掌握到这情资之后，想利用这份名单举发傀儡政府的贪腐，但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

《2012玛雅末日预言》　　第一部分　《2012玛雅末日预言》（一）（10）

　　　　在1982年的圣诞节，我除了肺炎的侵袭之外，身体还大量失血，我父母亲把我送到圣克里斯多堡（SanCristóbal）的医院，由一位名叫艾莲娜的修女负责照顾我。进到医院的第四天，艾莲娜便告诉我政府军队包围了小镇的广场，对居民所组成的自卫队进行审问。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那天有个市集，全村的人刚好都聚集在广场周围活动。根据我的好朋友荷西？西洛克的描述，他从不远处目击了整个事件发生的经过，他说当时几乎没有人准备逃跑，只有两个人被射杀，其他的人，包括我父母亲和六位朋友都被赶上卡车，载往卡本的军事基地。当天晚上政府军队就将整个活动中心烧掉，当时还有11位居民在里面活动。这也是我哥哥们失踪前最后被人目击所到之处，没有人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政府军队花了两天的时间将镇上的居民驱离，用卡车载走重新安置。过了许多年后，我才辗转得知我的姐姐成功地逃到了墨西哥的难民收容所。

　　　　当今危地马拉政府的清单里，有440座村庄在当时被摧毁，托萨尔也是其一。官方的数字显示那里总共有38名玛雅人被杀害，26人失踪。我猜想，我的父母亲应该有遭受到极为残忍的凌虐，被施以淹水的酷刑，之后尸体再被丢置在木桶里面。有一位目击者宣称，我父亲在逼供的过程中，被他们用杀虫剂浸湿的布套住头颅，因而窒息死亡。我的母亲则和其他妇女一样，被迫喝下汽油自杀，尸体被丢弃在阿尔塔维拉帕斯（AltaVerapaz）八个著名的堑沟墓地。不管这极刑是否真的有发生，但这些死因也都已不可考了。可以确定的是，截至目前为止，玛雅文献与调查中心还没有比对出任何跟我相近的DNA。

　　　　过了好些年我才开始怀疑，当初我父母亲是否刻意把我送走，远离一切风暴。有可能这是我母亲的用意，她常常会利用游戏占卜秘密警察的活动，或许她早就预见这场腥风血雨的到来。

　　　　一星期过后，修女接获命令将我和其他四名小孩送到危地马拉首都的孤儿院。这当中包括了荷西，他的绰号叫“免谈”，从那时起他就成了我认识最久的老朋友。我对那间天主教孤儿院不太有印象，因为我在被送达的当天就逃离了。我后来辗转到了一间叫做阿宇达的儿童医院，它是由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所主持的医院，有些人称此教派为摩门教。人们盛传他们会将病童送到美国去，对我来说，那里是充满薯条和冰淇淋的天堂。当时来开门的是一位十分高大的女人，她犹豫了一下之后便破例开门让我进去。我只见过她几次，所以没能记住她的名字，但后来每当我看到金黄色头发的时候，都会不自主地想起她。后来我转到了城外的学校去就读，那同样也是一所摩门教派下的机构。

　　　　我花了很久的时间才了解我父母亲发生了什么事，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疑点和不清楚的地方。对我来说，我并没有在特定的时间点获知他们去世的消息，但总有一股恐惧与悲伤一直跟随着我，形影不离。

　　　　每个周六是所谓的家庭日，顾名思义这就是专门开放给亲朋好友来探望这些学子的时间。每到这一天的早晨，我都会去高年级班上借阅数学课本，然后坐在教室的一头静静地看书，让整个绿色的墙和绿色的地板挡住周遭的亲情。从来没有人来探望过我，班上的小团体总是拿这件事来取笑我，从那时开始，我就已学会对这一切漠不在乎。到现在我还是不太能面对周六，事实上每到周末我就会变得异常焦虑，会不停望向窗外或不断上网检查是否有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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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所小学待了两年，然后就被列入“美洲原住民安置计划”清单中，这是由难民安置协会所赞助的计划，在我第16个命名日过后，也就是我十一岁的时候，教会补贴了欧德卡兹夫妇一些经费，让他们飞来接我去他们位在犹他州的家。

　　　　补充说明一下，摩门教派对于美洲原住民贡献良多，他们帮祖尼人（Zuni）向美国政府争取安置计划，成为印第安人史上最大的资助活动。他们也在拉丁美洲设有许多的慈善机构，但很难想像这一切的善行竟是跟白人种族主义有关，摩门教会相信一些美洲原住民族，尤其是肤色较白的那几支，其实是一位犹太主教的后裔，而这位主教在摩门教派的经文中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不过管他什么原因，总之那几年他们把我和其他人都照顾得很好。那时我简直不敢相信欧德卡兹夫妇那么富有，他们水龙头转开就有自来水，但可惜的是他们并没有吃不完的棉花糖。对我来说，那就像是我们被美国打败后，我被抓到一栋奢华的监狱里当俘虏。我花了好久的时间才体悟到其实以美国的标准来看，他们只能算是中下阶级。他们的英语不算很正统，厨房里面会贴着像这样的标语：“耶稣基督爱的食谱”，里面写着“一小滴的了解”与“一汤匙的纪律”，而在外头的人会认为他们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可是花了好大一番工夫才能成为现在你看到的“雅痞哲学家”模样。

　　　　不管如何，欧氏夫妇人很好，应该说他们试图要当好人，但因为大部分的心力都花在做好事上面，所以并没有太多时间分给每一位收养的小孩。而我的继兄们都很恶劣，除了看电视打电动之外，他们的休闲活动就是凌虐小动物，但当然我们的养父母视他们为上帝迷途的小羔羊。

　　　　无须多说，我当然没有受洗，更没有接受教义的洗脑而认为每个人生下来都是耶稣基督的后期圣徒。其实当初这个计划有明确规定他们要等几年后再开始对我们进行洗脑，但等不到那时候，我就已经逐渐发现摩门教与其他人的不同，例如：他们会祭拜祖先，跪拜时五体投地，穿着共济会发的长版*。当然欧氏夫妇也曾带我去天主教堂，那里的仪式和所祭拜的圣者跟我在危地马拉接触得很不一样，所以我请他们不要再麻烦了。他们对这事也很开明，没给我压力。事实上，直到现在我每隔一段时间还是会跟他们通电话，虽然有时候会受不了他们的博爱，但每当我问起那些残暴兄长的近况时，总会听到他们又有人生小孩或是添双胞胎的消息，简单来说，在那个救义和养儿防老观念充斥的地方，他们的繁殖速度简直跟虾子没两样。

　　　　为了摆脱当圣人的生活，我开始积极投入课外活动。我先是加入了丙洋棋和大富翁社团，然后又被逼着去拉大提琴，这可以说是整个交响乐团中最丢脸的乐器。我拉得不是很好，大部分时间都躲在图书馆里，用脑中的图像记忆偷偷记住字典的内页。我的英文是看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①学来的，到现在很多人都说我讲话有科幻小说的调调。我还加入了程式设计社、电脑游戏社，以及策略游戏社。你可能会认为加入这些社团一定要常跟人打交道，但事实上我根本没有。大部分的时候我因为血友病所以不用上体育课，校方让我们几个身体有残疾的人在软垫上做伸展运动或举重。我唯一比较擅长的运动项目是射击，因为收养我的家庭很迷枪支，因此我也跟着他们练靶。

《2012玛雅末日预言》　　第一部分　《2012玛雅末日预言》（一）（12）

　　　　我也加入了数学社，虽然我觉得他们把数学当作是社团很蠢，干脆也开个*社好了。有一天数学社的教练丢给我们一堆点集拓扑学②的题目做练习，结果他很惊讶地发现我竟然全部都会，紧接着他找来其他老师为我进行一些测验，结果发现我原来是个历法天才，能够精确的算出每个日期，而不是像有些人得用背的。这其实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技能，每一万人当中就有人被赋予这项天分，就像有些人就是有办法舔到自己的生殖器那样。说个题外话，大约同时期开始，我也对热带钓鱼社产生兴趣，自己利用旧的特百惠密封罐和水管架设了我人生第一座鱼池。

　　　　当时我一边幻想着将来长大能成为一名西洋棋选手，并且在公车上戴着安全帽，自以为是音速小子。在研究青少年脑部受损与数字天分的一篇论文当中，我曾几度被引用来当作例子，我还想过与其当大提琴手，不如由我来制作大提琴。然后我又通过一些期货买卖，发了我人生的第一笔横财。

　　　　一些新研发出来的治疗方式让我的血友病情得到控制，但同时医院也监定出我患有“受创后压力调适障碍引起之情绪发展”以及“偶发性鲜明记忆”等症候群。虽说上述疾病发作时会呈现亚斯伯格症候群③的病征，但是我的情况与典型的自闭症不太一样，举例来说，我喜欢学习新的语言且我能够接受到新的地方去探险。盐湖城一位医生跟我说，我的情况并不能以“受创后压力调适障碍引起之情绪发展症候群”来概称我曾经或未来会有的症状，我想他的意思应该是说，我不太可能用这个病理名词申请到补助或奖学金。

　　　　1988年的9月，一位从杨百翰大学来的研究生跑来我的国中做研究，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她放了一些美国西部印第安人大地穴以及玉米田祭拜舞蹈的影片，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她开始播放玛雅金字塔的带子。我整个人坐了起来并举手问了几个问题。她问我家乡在哪里，我据实以告。两天后校方就让我和几位红皮肤的学生前往盐湖城去参加一个研讨会，主题是美洲原住民就业计划。地点是在一个高中的体育馆举行，里面有人在示范敲击打火石，也有人在做脸部图腾彩绘。当一名老师把我介绍给一位名为珠恩？塞克顿的教授时，我跟她说我的家乡，接着她就用十分流利的家乡话跟我对话，我觉得她真是太强了。然后她又问我会不会玩eljuegodelmundo，我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她回答道：“也有人称它为祭祀游戏。”我一说我会，她就拿出一个薄荷木做的盒子，里面有许多奇形怪状的红色种子。刚开始我因为浓浓的乡愁与往事浮现而没办法专心，后来我好不容易才终于镇定下开始与她对弈。我们玩了几回，然后她告诉我说，她有一位数学领域的教授要是知道我会玩这游戏，一定会很希望我能教他母亲传授给我的玩法。我脑筋开始运转，“当然没问题，不过我下课后的时间都排满了。”我想尽办法要摆脱体育课。

　　　　几乎令人不敢置信，一周后一辆车身上写着“考古研究与摩门教派研究基金会”的绿色箱型车在午休前来学校接我，然后开往北边的山区进入杨百翰大学。珠恩带我穿过一栋建筑物，把我介绍给塔罗？摩拉教授，他看起来像个充满智慧的长辈，有点像是电影《功夫小子》里面那位日本空手道师父，不过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