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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节

忏悔录(节选)-第7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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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相提并论的。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在莫蒂埃深受迫害

    我曾在《社会契约论》中谈到科西嘉人,认为他们是一个崭新的民族,是欧洲惟一可立法图治的未曾衰竭的民族,而且,我明确地指出,如果这样的一个民族有幸能找到一位贤明的导师的话,人们应对它抱有极大的希望。有几个科西嘉人看到了我的这本书,他们为我谈论他们时的赞扬态度而深受感动,而他们正好在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共和国,所以他们的领袖们便想就这个伟大事业向我征求看法。一位名叫布塔弗柯的先生,出身于当地的一个望族,是驻法皇家意大利团的上尉,曾就此事写信给我,并向我提供了好几份文件,是我为了解该民族的历史和当地情况而向他要的。保利先生为科西嘉岛独立而斗争的科西嘉爱国者的领袖(1725—1807)。该岛原属热那亚,后于1769年被法国人兼并。保利在英国的支持下,曾与法国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也给我写过好几次信。虽然我感到这样的一件大事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但是,我认为,当我能获得为此所需的一切材料之后,我一定会辅佐他们完成如此伟大而壮丽的事业的。本着这种想法,我给他俩回了信,而且这种通信往来一直持续到我离开圣皮埃尔岛为止。    
    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听说法国派兵进驻科西嘉岛,同热那亚人签订了一个条约。我对这个条约和这次派兵感到十分不安。我虽然没有想到我会同所有这一切发生什么关系,但我感到为一个民族立法兴邦是需要绝对地平静无扰的,可此时此刻这个民族也许眼看就要被征服,再这么做就未免既不可能又十分荒唐了。我没有向布塔弗柯先生隐瞒我的种种不安,可他却信誓旦旦地叫我放心,说是如果这个条约中有些违背他们民族自由的东西的话,像他这样的好公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去为法国服务了。的确,他要为科西嘉人立法的那种热情以及他同保利先生的亲密关系,使我对他不可能产生任何怀疑,而当我听说他常去凡尔赛和枫丹白露,跟舒瓦塞尔先生有些联系时,我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他对法国宫廷的真实意图确有把握,可他在信中只是对我作了暗示,并不想挑明。    
    这一切让我的心部分地踏实了。然而,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法国为什么要派兵,也弄不明白他们去那儿怎么会是为了保卫科西嘉人的自由,因为科西嘉人完全有能力独自反抗热那亚人,所以我心里总也不能完全踏实下来,也不能在掌握确凿证据,证明这一切并不是别人在耍花招嘲弄我之前,就一下子插手那件拟议中的立法工作。我真恨不得立即见到布塔弗柯先生,那我就可以真正地摸清情况了。他也让我觉得他也有这个愿望,因此我便焦急不安地等着与他相见。至于他是否真的有这个打算,我却不得而知,但是,即使他真有这个打算,我因灾难重重也是不可能对他有所帮助的。    
    我越是考虑这项拟议中的工作,对自己手中的那些材料就越是研究得仔细,而且也越是感到有必要去实地考察一下要立法的那个民族、他们所居住的那片土地和所有一切这个立法必须与之相适应的关系。我渐渐明白,若不身临其境,是不可能掌握引导自己的那些必不可少的真知灼见的。我把这层意思写信告诉了布塔弗柯,他也有同感。虽然我并没完全下定决心前往科西嘉岛,但我已就这次旅行的办法详细地考虑了一番。我把这事同达斯蒂埃先生谈过,他以前曾在该岛,在马耶布瓦先生手下供职,对它应该很了解。他苦口婆心地劝说我放弃这一打算,而且我也承认,他对我描述的科西嘉人以及那个地方的可怕情景,使我那想去他们中间生活的欲念极大地冷下来了。    
    但是,当我在莫蒂埃深受迫害,想到离开瑞士时,这种欲念又冒了出来,我企盼着最终能在这帮岛民中间找到人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让我得到的那种安宁。只是有一件事使我对此行感到发怵,那就是我一向不适应并且厌恶紧张的生活,而如果是去那儿,则必须过这种生活。我生性喜欢独自一人从容不迫地进行思考,而不习惯在大庭广众之下或说或做或处理事务。大自然赋予了我前一种才能,也就拒绝给予我后一种才能。可我感到,我一到科西嘉岛,即使不直接参与公众事务,我也不得不被岛民们的热情所裹挟,而且常常要同他们的领袖们议事。我此行的目的就要求我不是去寻找退隐所,而是去到民众中搜集我所需要的情况。很明显,我将支配不了自己,将不由自主地被卷进我生来就不习惯的漩涡中去,过一种完全与我的兴趣相左的生活,而且,我在其中的表现将要让我倒霉。我预见到,我的出现反而使科西嘉岛人失去我的著作使他们产生的对我能力的信任,我将在他们中间威信扫地,他们对我原先抱有的信赖将丧失殆尽,这对我,对他们都是个损失,而我如果失去他们的信赖,就无法圆满地完成他们期待于我的工作。我深信,我如此不自量力,对他们来说,我将变得毫无用处,自己也将异常痛苦。    
    好多年来,我一直被各种各样的风暴折磨着,打击着,迫害不断,四处逃命,弄得我疲惫不堪,我非常需要休息,而我的那些野蛮的敌人却偏偏存心不让我得到休息。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得到那种温馨的闲逸,得到我梦寐以求的那种身心的恬静,自从我从爱情和友谊的梦幻中醒悟过来之后,我就一直向往着这种最大的幸福。我恐惧地想着我将要去从事的工作,去投身其中的那种纷繁喧嚣的生活。如果说目标的伟大、壮丽和意义在激发我的勇气的话,那么我无法身体力行,无法顺利地完成使命则使我像个泄了气的皮球。即使独自殚精竭虑20年,也比不上在人和事的纷扰中呆上半年所耗的精力大,何况还肯定是一事无成。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一个权宜之计

    我想到一个权宜之计,我认为它可以照顾到各个方面。我无论躲到什么地方,我的那些暗中的迫害者都要使用阴谋诡计来对付我,而我看到,只有科西嘉岛能使我在我的晚年得到迫害者们所不愿让我在任何地方得到的那种安宁,所以我决心按照布塔弗柯先生的指示,一旦有可能,就上科西嘉岛去。但是,为了能在那儿安静度日,我决定至少在表面上要拒绝立法工作,只限于就地写一写科西嘉岛人的历史,只当作是对他们的殷勤好客的一种报答。不过,如果我看出成功的端倪的话,我也会悄悄地搞点必要的调查,以便对他们有所帮助。我希望就这样一开始并不介入,能够暗地里,更加从从容容地,思考出一个可能适合他们的计划来,这样既不用过于抛弃我所珍爱的孤寂,也可使我不必受到一种我无法忍受也无力应付的生活的限制。    
    但是,就我的处境而言,此行并不容易实现。根据达斯蒂埃先生跟我谈的情况,我在那儿大概连最简单的生活用品都找不到,只好自己带去,所以必须将内衣、外衣、厨具、纸张、书籍等一切物品全都带上。为了带着我的“女总督”去那儿安家,就必须翻越阿尔卑斯山,拖着一大堆行李物品,走上两百法里,还得穿过好几位君主的疆土,而且,就全欧洲的那副德性来看,我必须在受到各种磨难之后,准备好到处碰到阻碍,看到每个人都会以给我以新的贬损为荣,看到人人都会在我身上践踏国际公法和人道的准则。这样的一次远行,其花销之大,旅途之劳顿及危险,迫使我事先考虑好,仔细估计各种困难。一想到我这么大岁数的人,终于落得个单寒羁旅,孤立无援,举目无亲,任随如达斯蒂埃先生所描绘的那个野蛮而凶残的民族的摆布,这就迫使我在付诸执行之前,将这一决定认认真真地考虑一番。我急切地盼望着布塔弗柯先生让我期待的会晤的到来,等着晤谈的结果,以便完全拿定主意。    
    我正这么犹豫不决,颇费踌躇的时候,莫蒂埃方面的迫害到了,逼得我只好亡命。我并未准备好长途跋涉,特别是前往科西嘉岛。我一直在等着布塔弗柯先生的消息,所以便躲到圣皮埃尔岛上去了,如我前文所述,入冬时节,我便被从那儿赶了出去。阿尔卑斯山当时大雪覆盖,使我的这次迁徙不能实现,特别是限期又是那样地紧迫。说实在的,这样的限令之荒唐本身就使它无法执行,因为要从这四面环水的孤岛出去,而且限期只有24小时,要找船寻车才能离开小岛和整个国土,即使是插上双翅,也难以办到。我写了一封回信给尼多的大法官先生,把这一情景禀告了他,随后我便离开了这个无情无义的地方。这就是我怎么抛弃了我那心爱的计划,怎么在沮丧的情况之下,未能获准让人就地管制,便应元帅勋爵之邀,决定前往柏林,把泰蕾兹留在圣皮埃尔岛过冬,把衣物、书籍留下来,而且还把文稿存于迪贝鲁手中。我就这样抓紧收拾,以致第二天一大早便离开了小岛,到达比埃纳时,尚未到中午。由于一件意外的事,我差点儿在比埃纳便结束了我的行程,此事我得讲一讲。    
    左邻右舍听说我被勒令离开退隐之所,便立即蜂拥而至,特别是伯尔尼人,他们以可恶的虚情假义讨好我,安慰我,而且还信誓旦旦地说人家是趁着假期和参议院休会期间草拟和下达这道命令的,他们说二百人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对这一命令气愤难平。在这一大堆安慰者中,有几位是从比埃纳市来的(比埃纳市是伯尔尼邦中的一个飞地,是个小自由邦),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名叫韦尔德迈,是该城的第一大望族,在这座小城中享有最高的威望。韦尔德迈以他的同胞们的名义,竭力地劝说我在他们中间选择一处退隐所,并向我保证,他们殷切地希望能在那儿接待我,说让我忘掉我所遭受的迫害是他们的光荣和义务,让我在他们中间无须害怕任何伯尔尼人的影响,说比埃纳是一座自由城市,不听任何人的号令,所有的公民都万众一心,绝不听从任何于我不利的请求。    
    韦尔德迈见说不动我,便找了好几个人相帮劝说,有的是比埃纳的,有的则是附近地区,甚至伯尔尼的,其中就有我已提到的那个基什贝尔格,他从我隐退瑞士时起便在寻找我,而他的才气和准则也使我对他颇有兴趣。不过,比较出乎意料而且更有决定意义的,是法国使馆的秘书巴尔泰先生的劝说,他同韦尔德迈一道来看我,再三敦促我接受他的邀请,他所表现的对我的那番热切的情感和好心的关怀令我十分惊讶。我压根儿就不认识巴尔泰先生,可我看他说的话倒是情真义切,看得出他是真心诚意地在劝说我去比埃纳定居。他向我夸大其词地把该城及其居民赞扬了一番,他同居民们亲密无间,有好几次在我面前称呼他们为他的父老乡亲。    
    我原先有着各种推测,经巴尔泰这么一说,我便湖涂起来了。我曾一直认为舒瓦塞尔先生是我在瑞士遭受的各种迫害的幕后主使。驻日内瓦的法国使节的行为、驻索勒尔的大使波特维尔的行径都完全证实了我的这种猜测。看得出,我在伯尔尼、日内瓦、纳沙泰尔所遭受到的一切,都是法国在暗中作祟,而且,我不相信我在法国除了舒瓦塞尔公爵一人而外会有任何强有力的敌人。因此,我对巴泰尔的来访和他对我的命运所表现出来的好心关怀能作何感想呢?我的一次次磨难并未涤荡掉我心中自然存有的那种对人的信任,而且经验也未曾教会我随处看到爱抚之中藏有陷阱。我惊奇地暗想巴泰尔的这番好意的原由;我并不傻,会以为他是主动这么干的;我在其中看出他在招摇过市,矫揉造作,说明他包藏祸心,而且我根本就从未在这帮小幕僚身上发现我处于类似职位上时心中常常沸腾着的那种不屈不挠的豪情。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一个理当被扼杀的人

    我以前在卢森堡先生府上曾多少认识点波特维尔骑士。他对我也曾表示过一点美意。自从他就任大使之后,他也表示过还记得我,甚至还邀请我去索勒尔看他。我尽管没有去,但对他的邀请却甚是感动,因为我不习惯受到身居要职的人这么客气地对待。因此,我猜测波特维尔先生在日内瓦事件上是被迫遵命行事的,可他对我的不幸深表同情,特殊地照顾我,给我安排了比埃纳这个隐避之所,以使我能在他的庇护下安静地生活。我对这种关心非常感动,但却不愿接受,而且我已下定决心前往柏林,热切地希望与元帅勋爵相会的时刻早日到来,深信只有呆在他的身边,我才会寻找到真正的安宁和持久的幸福。    
    当我离开小岛的时候,基什贝尔格一直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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