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节选)-第6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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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曾是埃皮奈夫人的朋友，也同我一样与她分了手。还有他的朋友德马西也同我认识，他是一位作家，因喜剧《冒失鬼》曾名噪一时，但只是昙花一现。前者是我乡下的近邻，因为他的马尔让西地产就在蒙莫朗西附近。我俩早就认识，而既是邻里又因阅历上的某些相似之处，我们便更加接近。德马西先生则在不久之后去世了。他口碑不错，人也聪明，但却有点像自己喜剧中的原型，在女人们面前有点自负，死后却并未受到女人们的过分惋惜。
这一时期，有一个通信关系我是不能忽略掉的。他对我后来的生活影响非常地大，所以我得把开始的情况补叙一下，此人名叫拉穆瓦尼翁·德·马尔泽尔布，是间接税最高法院院长，当时负责出版发行，领导方法既开明又温和，文人们都十分满意。我在巴黎一次也没拜访过他，然而，我总是感觉得出他对我的作品的审查是高抬贵手的，而且，我还知道他曾不止一次地训斥写文章反对我的人。在刊印《朱丽》时，我又发现他对我十分关爱。这样大部头的作品由阿姆斯特丹寄来，寄费是十分昂贵的，而他则有免费邮递权，所以便让把清样寄给他，然后由他父亲、掌玺大臣先生副署，免费转寄给我。当作品正式刊印时，他自作主张地让另外印了一版，版税归我，销完之后再让在法兰西王国发行。我已将自己的手稿卖给了雷伊，这样一来等于是在偷盗雷伊，所以我不仅未见批文不愿接受归我的这笔钱——后来他倒是爽快地作了批示——而且我想把这一版销售所得的一百皮斯托尔与他平分，但他拒绝了。不过，为了这一百皮斯托尔，我却十分痛心，因为马尔泽布尔先生未经我同意，便把我的作品删节得一塌糊涂，以致这个坏版本没有销完之前，好版本的销售大受影响。
我一向把马尔泽布尔先生看作是一个经得起任何考验的正直的人。我虽遭遇很多的不幸，可我从没有怀疑过他的正直。他为人既厚道又软弱，有时因竭力地要顾全他所关心的人，反而会有损于他们。他不仅把我的巴黎版让人删去了一百多页，而且，在他赠送给蓬巴杜尔夫人的那个好版本上也作了删节，让人看着有不实之感。在这部作品中的某一处，说到一个烧炭人的妻子比一位亲王的情妇更值得尊敬。这句话是我兴之所至，信手拈来的，我发誓，绝没影射任何人。在对这部作品加工润色时，我发现有人可能产生了这种联想。然而，我有一条很不谨慎的准则：凡是我的作品，在写的时候，没有想影射哪个人的话，我就绝不让人因可能对号入座而进行删节，所以，我绝不愿意删去这句话，只是把我原先用的“国王”一词改为“亲王”而已。这么修改，马尔泽布尔先生觉得不够，他把整句话都给删了，还特意让人重新印了一页，干净整齐地贴在给蓬巴杜尔夫人的那本书里。蓬巴杜尔夫人并不是不知道这种偷梁换柱的一手，因为总有一些好心人把这事告诉她。而我则是在很久之后，当我感到这件事所带来的后果时，才知道的。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孔蒂亲王的情妇布弗莱伯爵夫人
另一位贵夫人指孔蒂亲王的情妇布弗莱伯爵夫人。也是类似情况，在我毫无所知，甚至在写那段话时我都不认识她的情况下，她却暗地里对我恨得咬牙切齿。其最初的起因也正是如此。书出来之后，我也认识她了，心里非常不安。我把这事告诉了罗伦齐骑士，他不以为然，让我放宽心，说那位贵夫人没有感到这是对她的冒犯，说她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也许稍嫌轻率地信了他的话，就大模大样地放下心来。
入冬时节，我又得到马尔泽布尔先生的一个好心的表示，尽管我认为不宜接受他的盛情，但心里却十分感动。当时，《学者报》有一个职位空缺。马尔让西先生写信给我，仿佛是出自他的主意，建议我去应聘这个职位。但从他来信（见信函集C，第三十三号）的口气来看，他是经人授意和指派的，而且，他自己在后来的信（见信函集C，第四十七号）中，也告诉我说他是受人委托向我提出这一建议的。这个职位的工作倒并不难，只不过是每月写两篇摘要，原书有人会给我送来，用不着我亲自往巴黎跑，并且也无须拜谒主管官员，表示谢意。借此，我便可以踏进梅朗先生、克莱罗先生、居伊涅先生和巴泰勒米神甫等一流文人的圈子。前两个我早已认识，与后两位结识当然也很好。还有，这个工作很轻松，我无须费力便可完成，可竟能因此而得到八百法郎的薪俸。我之所以在作出决定之前，慎重考虑了几个小时，我可以发誓，惟一的原因就是担心惹恼马尔让西并使马尔泽布尔不快。但是，到后来，因不能按自己的时间工作，而且要受时间的约束，我觉得受到限制，难以忍受；更重要的是，我深信我不能很好地完成我必须承担的任务，因此，这后一点占了上风，促使我决心拒绝了不适合我的职位。我知道，我的全部才气只源自对我所要处理的题材的某种内心激情，而且只有对伟大，对真实，对美好的热爱才能激发起我的才情。而我要写摘要的大部分书籍的主题和那些书籍本身和我又有什么相干？我觉得要写的东西索然寡味，可能会使我笔端生涩，思维迟钝。人们都以为我能像所有其他文人那样为谋生而写作，而我却从来就只知道凭着激情去写。这肯定不是《学者报》所需要的。因此，我给马尔让西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措辞极其委婉，把我的理由向他详细说明，使他和马尔泽布尔先生都不会以为我是因生气或傲慢而拒绝的。所以他俩都同意了，并未因此而给我脸色看，而且这件事保守得很严密，公众并未听到一点风声。
这个建议来得也不是时候，所以我没有接受。因为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计划着彻底抛开文学，特别是要抛开作家这个行当。我刚刚遭受到的所有一切使我对文人深恶痛绝，而且，我也早就感觉到，要想与他们操同一行当，而又不与他们有所来往是不可能的。我对社交界也十分痛恨，而且，总的来说，我对自己最近的那种半是属于自我、半是属于我所不适应的社交圈的混合生活也感到非常痛恨。我根据一贯的经验，当时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切地感觉到，任何不平等的交往总是弱者吃亏。和一些同我所选定的身份完全不同的阔人相处，尽管无须像他们那样大摆排场，但却不得不在许多事上仿照他们。各种小的花销，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区区小事，可是对我来说却是既不可避免，又不堪重负。别人到朋友的乡间别墅去住，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都有自己的仆人伺候着，需要什么就派自己的仆人去拿，根本用不着同主人家发生直接关系，甚至都不用见到他们，何时和怎样给主人的仆人们赏钱，全凭自己的高兴。可我呢，形单影只，没有仆人，只有听从主人家的仆人们摆布，因此就必须讨他们的喜欢，免得吃苦头。我因为被视为同他们的主人平起平坐的人，所以也就必须拿他们当仆人看，在赏钱方面甚至要比别人多给些，因为我的确更需要他们。如果仆人不多，倒还罢了；但是，在我所去的那些人家，仆役成群，全都非常傲慢、狡猾、警觉——我是指为他们的利益而警觉。那帮混蛋很有一套，让我老是离不开他们。巴黎的女人虽说聪明绝顶，但在这一点上却大不如那帮仆人，所以，尽管在拼命想让我节省点钱，却把我弄得倾家荡产。如果我在城里离我住处稍远点去吃饭，女主人总不肯让我派人去雇车子，非要派自己的马车去接我回来。她很高兴为我省下了24个苏的车费，可我赏给仆人和车夫的那个埃居她就没有想到。一位夫人如果从巴黎往退隐庐和蒙莫朗西给我写信，为了不忍心让我花费四个苏的邮资当时规定邮资由收件人支付。，便派她的仆人给我把信送来，这个仆人大汗淋漓地到了，我就得让他吃饭，还得赏他一个埃居，这是他应当得的。要是她建议我去她的乡间别墅住上一两个星期，她心里就会在想：“对这个穷小子来说，这总能节约点的。在此期间，他的饭费就用不着花一个苏了。”可她没有想到，在此期间，我什么活儿也干不成；我的家用、房租、内衣、外衣，一个钱也少花不了；理发钱也得多付一倍。总之，在她家里住所花的钱要比在自己家花费的要多。尽管我只给我经常去住的人家的仆人赏钱，但这仍旧让我负担不起。我可以肯定，我只在奥博纳乌德托夫人家住过几次，但却足足花了我25个埃居，而在埃皮奈和舍弗莱特我跑得最勤的那几年中，我则花了一百多皮斯托尔。对于像我这种脾气的人，什么事都不会做，什么事又都不会耍花招，而且又看不惯仆人嘟囔，不乐意服伺你，那这番花费是必不可少的。就算是在迪潘夫人家里，我都成了她家的人了，而且帮过仆人们不少忙，可我让他们帮的忙却是花钱买来的。后来，我的经济条件不允许，我也就完全不给赏钱了，这时候，他们便让我更加痛切地感到与跟自己身份地位不相同的人家来往是很不适宜的。
如果这种生活让我感到兴趣，那么花点钱买个痛快，也可聊以自慰。可是，倾家荡产去寻求烦恼却是太让人无法忍受了。我深切地感到了这种生活的重负，所以便趁我当时所处的自由间隙，下定决心永远自由地生活，彻底摒弃上流社会，放弃写书弄文，放弃一切文学交往，把自己的余生封闭于我自觉为之而生的狭小而平静的天地之中。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避之惟恐不及
由于《致达朗拜尔的信》和《新爱洛绮丝》两本书的收入，我那在退隐庐时已囊空如洗的经济状况稍稍有了改观。我看到我可拿到将近一千埃居。我完成《爱洛绮丝》之后立即着手写的《爱弥尔》已差不多接近尾声了，稿酬大概起码比上面的翻一番。我计划着把这笔钱存起来，给自己留一笔终身年金，连同我誊抄的收入，可以使我不用再写作也可以活下去。我还有两部作品在进行之中。一部是《政治制度论》。我研究了一下这部书的情况，发现还得用上好几年。我没有勇气写下去，也没有勇气等到它完成之后再执行自己的决定。因此，我放弃了这本书，决定把其中可以独立成篇的部分抽出来，然后把其余的付之一炬。我积极地推进这项工作，同时又不间断《爱弥尔》的写作，不到两年时间，我的《社会契约论》便定稿了。
还有一部是《音乐辞典》。这是捎带着的，可以随时去做，目的只是为了挣几个钱。我对它可以想干则干不想干就抛开，就看其他收入加起来算一算，再看有无必要去挣这份钱。至于《感情伦理学》，仍旧停留在提纲阶段，我干脆把它放弃了。
我还有一个最后打算，如果我能完全放弃誊抄的活儿，我就远离巴黎，因为不速之客络绎不绝，使我开支过大，而且又夺去了我挣钱贴补的时间。因此，为了防止在我退隐时人们所说的作家一旦搁笔必然苦闷彷徨的那种苦恼，我为自己准备好了一项工作——写我的回忆录——这可填补我的孤寂空寥，但我并不想在我生前将它刊印出版。我不知道雷伊怎么会心血来潮，早就逼着我写回忆录。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一生中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值得回忆，但是，我觉得，只要我写的时候坦率真诚，这回忆录就能变得有趣，所以，我决心以一种没有先例的真实性来使这本回忆录成为一部独一无二的作品，以使人们至少有这么一次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我总是笑话蒙泰涅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大师（1533—1592），为现代哲学、科学和文学的先驱。的假天真，他一面假惺惺地承认自己的缺点，一面又谨慎地把它们都描写成只是一些可爱的小瑕疵。而我曾一直认为，并且现在仍然认为，我总的来说，可算是佼佼者，但依我看，一个人的内心不管有多么纯洁，总不免隐藏着某些可憎可恨的恶念。我知道，人们在社会上把我描绘得与我的原貌相差很远，而且有时候歪曲得不成样子，以致尽管我丝毫也不想隐瞒自己的毛病，我若是亮出本来面目也还是只会有所得的。此外，写这本书就不得不把别人的真实面目也暴露出来，因此，这本书也只能是在我和其他许多人死后才能出版，这使我更加大胆地去进行忏悔，永远无须在任何人面前感觉脸红。于是，我便决心把我的余暇用来好好地完成这项工作，并开始搜集可以引导或唤起我回忆的那些信件和材料，对在这之前被我撕毁、烧掉、丢失的所有那些东西感到痛惜。
这个绝对的隐遁计划是我平生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