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节选)-第4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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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愁苦不堪
当天晚上，奥蒙公爵大人让人告诉我，让我第二天11点左右到城堡去，他要让我晋见国王。传话的是居利先生，他补充说，可能是要赐予我年金，国王想亲自向我宣布这件事。
有谁能相信，随着这如此辉煌的一日而来的那一夜，对于我来说，竟是一个焦虑而惶恐之夜呢？一想到要晋见国王，我脑子里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想到我得常常外出应酬了。这种外出应酬当晚观剧时就让我大受其苦，而且，第二天，当我在王宫的长廊或国王的房间里，同那些权贵们在一起，等候陛下御驾亲临时，还会折磨着我的。我的这一缺点是使我避开社交、妨碍我去与女人厮混的主要原因。一想到这种应酬会使我陷入窘境，我就觉得非常难受，觉得非丢人现眼不可，而我是宁愿死也不愿丢人现眼的。只有亲身经历过这种窘境的人才能体会到冒这种危险有多么可怕。
然后，我又在想像国王走到自己面前，有人向陛下介绍我，国王恩宠有加，停下脚步，向我问话。这时候，我必须准确无误、镇定自若地回话。我那该死的胆怯在随便一个陌生人面前都要让我慌乱不堪，到了法国国王面前，还能饶过我吗？还会让我在当时的情况下说出该说的话来吗？我很想既不抛弃自己已有的那种严肃的神态与口吻，又能对一位如此伟大的君王的知遇之恩深表感激。我必须在美好而恰当的颂词之中，夹带上一点伟大而有益的真理。为了事先准备好恰好其分的回话，就必须正确地预见到陛下会对我说些什么。可是，我深信，即使这样，到了陛下的面前，我也会把自己预先想好的话给忘了的。当着宫廷大臣们的面，此时此刻如果我在慌乱之中冒出一点平时的那种傻气来，那可如何是好？这种危险令我惊恐、害怕、颤抖，使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不去丢人现眼。
是的，我失去了可说是送上门来的年金，但我也摆脱了这年金本会让我戴上的枷锁。否则，我将与真理、自由、勇气永别了。那以后还怎么去侈谈独立自主和淡泊名利呢？拿了这份年金那就只好溜须拍马，或缄默不语了。再说，谁能保证我就一定能得到年金？那要费多少周折，求多少人情呀！为了保住这份年金，我必须比不要它时付出更多的心血，招致更多的不快。因此，放弃这笔年金，我认为是采取了一个很符合自己行为准则的决定，为了实际而牺牲了面子。我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格里姆，他毫不反对。对于其他人，我只说是身体不适，当天上午就走了。
我的离去招来种种议论，受到一致谴责。我的理由不会让所有的人都认同的。指责我是个骄傲的傻瓜，这早已有之，而且这也更能满足任何自觉不会这样做的人的嫉妒心。第二天，热利约特给我写了一封短信，详细说明了我的剧本的成功，以及国王本人是多么入迷。他告诉我说：“整整一天，陛下用他那全王国最不成调门的嗓子不停地在唱：‘我失去了我的仆人，我失去了我全部的幸福’。”他还说道，再过半个月，还要再度上演《乡村占卜者》，这将会向全体公众证实首场演出的圆满成功。
两天之后，当我因为要去埃皮奈夫人家吃晚饭而于晚间九点左右走进她家时，在大门口遇上了一辆马车。车上有人示意我上车，于是，我便上去了：是狄德罗。他同我谈起了年金，急切极了，我真没想到一位哲学家谈论这类问题竟会这样。他倒是没有指责我不愿晋见国王，而是狠狠地批评我对年金的无动于衷的态度。他跟我说，如果我自己对此无所谓的话，那也不允许我不考虑考虑勒瓦瑟尔太太和她的女儿，说我应不放弃任何可能而正当的机会为她们的生活着想。由于毕竟还不能说我拒绝了这份年金，他便强调说，既然人家好像准备给我，我就得去申请，不惜代价地弄到手。尽管我对他的这番热心很感动，但我却不能欣赏他的箴言，因此，我俩就这一问题非常激烈地争吵了一番。这是我与他的第一次争吵。我俩的争吵都是因这一类问题引发的，他总命令我做他认为我应该做的，可我却偏偏不那么做，因为我认为我不该那么做。
我俩分手时，时间已经很晚了。我想领他去埃皮奈夫人家吃晚饭，可他就是不肯。我总想把自己所喜爱的人都聚集在一起，所以，在不同的场合我都竭力让他见见她，甚至都把她带到他家门口，可他就是不肯见她，让她吃闭门羹，谈起她来，他总是一脸的不屑。直到我同她，又同他闹翻了之后，他俩才有了交往，他在谈到她时才开始带着尊敬的情感。
自那时起，狄德罗和格里姆好像就有意要离间我同两位“女总督”的关系。他们暗示她俩说，她们之所以生活不宽裕，那全是我的错，说是同我在一起，她们总也好不了。他们竭力怂恿她俩离开我，答应凭借埃皮奈夫人的面子，给她们找个食盐、烟草或其他什么分销店让她们干。他们甚至想把杜克洛以及奥尔巴什拉到他们一起，但杜克洛始终拒绝同他们同流合污。他们的花招，我当时已有所耳闻，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弄清楚。我常抱怨我的朋友们的这种盲目而欠考虑的热情，我本已健康不佳，他们还要拼命地把我逼进最最痛苦孤独的境地，按照他们的意思想使我幸福，可他们的办法却偏偏使我愁苦不堪。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这桩奇闻异事
1753年的狂欢节，《乡村占卜者》在巴黎演出。在这之前，我抽空写了该剧的前奏曲和幕间歌舞。这个幕间歌舞如同印出来的那样，应该从头至尾都是舞蹈动作，而且是由一个主题贯穿始终，照我看，是提供了一些十分有趣的场景的。但是，当我把这个想法向歌剧院提出来时，人家连听都不想听，因此，只好按照惯常做法，编串一些歌舞，致使这个幕间歌舞虽然充满美妙的意趣，未使正剧逊色，但效果平平。我去掉了热利约特的宣叙曲，换上了我原先写的、现在印出的那一首。这首宣叙曲，我承认是有点法国化了，也就是说被演员们弄得拖沓了，但却根本没让任何人感到刺耳，而且，效果不在咏叹调之下，甚至使听众觉得与咏叹调并驾齐驱。我把我的剧本题献给了捍卫了该剧的杜克洛，并且声明，我将只题赠给他一个人。不过，在征得他的同意之后，我后来又题赠给过别人一本书系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本，题赠给了日内瓦共和国。他应该因我做出这一例外的题赠而感到分外荣耀。
我有许多关于这个剧本的轶闻趣事，但我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要说，没有时间在此多加赘述。也许有一天，我会在补篇中再来叙述一番的。然而，其中有一件事我不得不谈，因为它可能与后面的事情有关。有一天，我在奥尔巴什男爵的工作室里看他的乐谱。在浏览了许多种类的乐谱之后，他指着一部羽管键琴曲集对我说：“这些是别人专为我写的曲子，品味极高，很适合演唱，除了我之外，谁也不知道它们，也将见不到它们。您应该选上一首用到您的幕间歌舞上去。”我脑子里装着的歌曲和合唱曲的主题比所要用的多得多，所以我并未在意他的曲子。可是，他一再地催促我，所以，碍于情面，我便选了一段牧歌，把它压缩，改成三重唱，作柯莱特的女伴们上场时用。几个月之后，当《乡村占卜者》正在上演的时候，有一天，我走进格里姆家时，发现在他的羽管键琴旁聚着一些人。见我来了，格里姆便突然站了起来。我本能地朝他的琴谱架上看了一眼，看到了奥尔巴什男爵的那同一本曲集，正翻在他催促我采用、并向我保证永远不拿给他人的那支曲子上。在这之后不久，有一天，埃皮奈先生家举行演奏会，我又看见这同一本曲集翻开着放在主人的羽管键琴谱架上。无论格里姆还是别人，都没有跟我谈起过这支曲子，而我之所以在这里亲自提到它，也是因为不久之后，有谣传说我并不是《乡村占卜者》的作者。由于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音乐家，所以我深信，要不是我的那本《音乐辞曲》，人们肯定会说我根本不懂音乐的。
《乡村占卜者》上演前的一段时间，一些意大利滑稽剧团的演员来到巴黎。人们没有预测他们将会产生什么效果，就让他们在歌剧院舞台上演出了。尽管他们演技拙劣，乐队当时也一蹋糊涂，随意曲解他们的剧本，但是他们仍旧使得法国歌剧大为逊色，一直被压得缓不过气来。法国和意大利两种音乐在同一天、同一个舞台上演奏，使得法国听众茅塞顿开。在听了意大利音乐的那种热烈欢快的节奏之后，没有一个法国人再能忍受本国音乐的那种疲沓松垮了。意大利滑稽演员一演完，听众便都走光了。因此，迫不得已，只好改变演出顺序，让意大利滑稽演员压轴。那时，正在上演《厄格勒》、《皮格马利翁》、《天仙》，但都压不住阵。只有《乡村占卜者》还可以一比高低，即使排在《女仆情妇》意大利佩尔戈莱斯写的喜歌剧，于作者死后三年，1733年在拿不勒斯演出。之后演出，也能受到欢迎。当我在写幕间歌舞时，脑子里尽想着意大利的那些滑稽演员，是他们给予我以灵感，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有人竟拿我的幕间歌舞去仔细比较。如果我是个剽窃者的话，那该有多少剽窃行径呀，人们要费多少心思去揭露呀！可是，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枉费心机了，没有在我的音乐中找到一点点他人的痕迹。我的所有歌曲，同所谓的原作比较起来，正如同我所创造的音乐特性一样，完全是崭新的。如果让蒙东维尔和拉摩去经受这种考验，那他们就要被批得体无完肤了。
那些滑稽演员为意大利音乐赢得了一批十分狂热的崇拜者。整个巴黎分成了两派，其激烈程度超过对于国家大事或宗教事务的争论。一派人多势众，由大人物、富人和女士们组成，积极支持法国音乐；另一派，更活跃，更自信，更激烈，由一些真正的行家、一些才华横溢、天赋极高的人组成。这一小伙人，经常聚集在歌剧院王后包厢下面。另一派则坐满了池座和正厅的其他地方，但其中心却是在国王的包厢下面。这著名的两大派系当时便因此而获得“国王之角”和“王后之角”的绰号。争论日益激烈，还出了一些小册子。“国王之角”想开玩笑，但遭到了《小先知》格里姆于1753年1月匿名发表的抨击法国音乐的小册子。的嘲讽；他们想争论一番，可又被《论法国音乐的信》卢梭于1753年11月出版的一本较长的抨击法国音乐的小册子。给驳得体无完肤。这两本小册子，一本是格里姆写的，另一本是我写的，是有关这场争论所幸存的惟一的两本，其余的全都不知下落了。
但是，大家不听我的辩解，一味地认为是出自我手的《小先知》，被一笑置之，作者未受到任何的责难。可《论法国音乐的信》却被认真看待，引起全民族对我发起攻击，认为我侮辱了法国音乐。这本小册子所引起的难以置信的效果真的值得塔西陀罗马大史学家（约55—120），卢梭曾译过他的《史书》第一卷。的神来之笔去描绘一番。当时正值议会与教会激烈争斗时期。议会刚被解散，形势一触即发，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