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节选)-第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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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又不失自己的尊严。我的朋友都替我捏着一把汗，认为我一定会被扔进巴士底狱。我丝毫没有这种担扰。而且，我这么做是对的。那位善良的国王看了我的答辩文章之后说：“我认输，我不再惹他了。”自那以后，我接到他各种尊崇和友善的表示，我以后要提到一些的，而我的那篇文章也就平安无事地在法国和欧洲流传开来，再没有人从中挑刺儿了。
在这之后不久，我又遇上一个我未曾预料到的对手，就是里昂的那个博尔德先生。十年前，他对我非常友好，还帮过我不少忙。我没有忘记他，但因懒惰而怠慢了他。我没有把自己的那些作品捎给他，因为没有找到顺路的人。这确实是我的不对。他抨击我，但还算客气，我也客客气气地回击他。后来，他的口气硬了，我也硬梆梆地写了一篇辩文，自此之后，他便再没有吭声，但他却成了我最凶狠的敌人，抓住我落难的机会，写了一些恶毒的诽谤文章攻击我，还专门去了一趟伦敦，想加害于我。
这场大论战占用了我大量的精力，耗费了我大量的抄乐谱的时间，对真理并无帮助，对我的钱袋没多少补益。我当时的书商比索给我的小册子付的稿酬总是少得可怜，而且常常是一分不给，例如，我那第一篇文章，我就没拿到一分钱，是狄德罗白送给他的。即使付的那一点稿酬，也久拖不给，而且还得一点点地去讨。与此同时，抄乐谱的活儿也不景气。我身兼两职，这么一来，一件也没干成。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成百上千种小花招
这两种活计还有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因为它们迫使我采取不同的方式生活。我最初的作品的成功使我成了时髦人物，而我选定的职业又在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大家想认识一下这个怪人，他安贫乐道，不趋炎附势，只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自由地生活。这么一来，他原先的设想就无法实现了。我的屋里来者不断，他们以各种借口前来挤占我的时间。女士们想出各种各样的花招请我吃饭。我越是粗暴无礼，人们就越是死缠不放。我又不能拒绝所有的人。我一面因拒绝而树敌太多，但又总是因碍于情面而听人摆布，因此，不管我怎么应付，反正我每天没有一个钟头是属于我自己的。
于是，我便感觉到，要过清贫独立的生活，并不总是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容易。我想靠手艺过活，但公众却不愿意。大家想出了成百上千种小花招来弥补他们使我失去的时间。不久，我就像个小木偶似的，几个小钱就让人看一眼了。我没见过有比这更加卑劣、更加残忍的奴役了。我看得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概拒收礼物，不论大小，也不论何人所赠。这么一来，馈赠者反而更多了，他们想迫使我收礼，好洋洋自得，想逼使我无可奈何地欠下他们的人情。有的人，如果我去求他们的话，他们也许一个埃居也不会给我的，可不求他们，他们反而讨厌地死乞百赖地给我送这送那，而一见我拒收，便想报复，骂我傲慢，不知好歹。
大家一定能猜得到，我的决定，和我想遵循的准则，是不合勒瓦瑟尔太太的意的。她女儿尽管并不贪财，但毕竟不会违拗自己的母亲的。因此，戈弗古尔先生所称呼的这两位“女总督”便不总是像我那样坚决地拒收礼物了。尽管她们有许多事瞒着我，但我仍看出不少苗头，知道她们在背后玩鬼，这使我很苦恼，倒不是因为很明显别人会骂我是与她们串通一气的，而是想到自己在这个家里竟然不能作自己的主。我哀求，苦劝，发火，全都无济于事。妈妈说我是个讨厌鬼，暴戾鬼。她和我的朋友们老是暗地里嘀咕。在我的这个小家庭里，对我来说一切都是谜，都是秘密。为了免得老怄气，我不再敢打听家里的事情。为了摆脱所有这一切烦恼，就必须横下一条心，可我又做不到。我只会吵吵，却不见行动；她们便任我去说，自己仍旧一意孤行。
我被迫忍受的这没完没了的纠纷和每天的烦扰终于使我感到这个家以及在巴黎的逗留很不对劲儿了。当我健康状况允许我出门，并且不是被熟人拖着去这儿去那儿的时候，我便独自一人去散步。我在思考我那伟大的计划，用总是随身带着的小本子和铅笔记上一点自己的所思所想。这就是我所选定的职业所产生的未曾料到的困扰，如何由于排忧遣愁而又完全把我扔回到文学上来，也是我如何把促使我写作的那份恼怒烦闷带到了我初期的作品中来的。
导致这种情况的还有一个原因。我无可奈何地被抛进社交界，既无气度，又无法装出那副派头，并且还不习惯于那种派头，于是便想弄出一副自己独有的派头，免得让人瞧不起。我无法克服的我那愚蠢而该死的羞怯，原因在于害怕鲁莽失礼，所以为了壮胆，我便打定主意糟践礼仪规矩。我因害羞而变得尖酸刻薄，不知羞耻；我假装蔑视我不懂的礼节。的确，这种符合我新的准则的粗鲁在我的灵魂深处变得高尚起来，化成了一种坚韧的道德力量，而且我敢说，这种粗鲁态度，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庄严的基础，所以尽管是与我的天性相悖的一种做作，但却保持得出乎意料地又好又长。然而，尽管我的外表和几句俏皮话使我在上流社会享有愤世嫉俗的美名，但在私下里，我确实是总也扮演不好这一角色。我的朋友和熟人像牵一只羊羔似的牵着我这头桀骜不驯的熊，而且，我的挖苦话只是冲着一些生硬但却普遍的大道理，我可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一句失礼的话。
《乡村占卜者》使我完全成了一个时髦人物。随即，在巴黎，便再没有谁比我更受欢迎的了。这个划时代的剧本的内容与我当时的交际有关。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日后的情况，我应该详细介绍一下。
我当时认识很多人，但只有两个知心朋友：狄德罗和格里姆。由于我总是喜欢把自己所喜爱的人聚在一起，所以我既然是他俩的知己，那他俩彼此间也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了。我把他俩聚在了一起，他俩十分投机，而且彼此间的关系比和我的关系更加密切。狄德罗认识的人多得不得了，但格里姆是个外国人，又是新来者，需要认识些人。我也正想为他多介绍一些朋友。我已经给他介绍了狄德罗，又给他介绍了戈弗古尔。我领他去舍农索夫人家，去埃皮奈夫人家，去我几乎是迫不得已才认识的奥尔巴什男爵家。我所有的朋友都成了他的朋友，这是很简单的事；可他的朋友却一个也没有成为我的朋友，这就有点不可理解了。他住在弗里森伯爵家时，常请我们在伯爵家吃饭，但弗里森伯爵也好，与格里姆交情很深的伯爵的亲戚舍恩伯格伯爵也好，以及格里姆通过他俩而认识的所有男女也好，全都对我没有过任何的友谊和关照的表示。只有雷纳尔神甫是个例外，他虽说是格里姆的朋友，但同我也很要好，在我囊中羞涩的时候，曾非常慷慨地解囊相助。不过，我认识雷纳尔神甫早在格里姆认识他之前。有一回，他非常亲切而坦诚地帮了我一个忙，虽说事情不大，但我却总也忘不了，从此，我便对他很有好感了。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奇怪的嗜睡症
这位雷纳尔神甫确实是一个热心肠。这一点，差不多就在我说的这个时期，就有明证，那是同他与之关系十分密切的格里姆有关的。格里姆与菲尔小姐来往了一段之后，突然心血来潮，意乱情迷地爱上了她，想取代卡于萨克。可那美人儿却自视坚贞，婉拒了这位新的追求者。于是，他悲痛欲绝，意欲殉情。他突然得了也许谁都没有听说过的最奇怪的病。他连续地昏睡了几天几夜，大睁着眼睛，脉搏正常，但既不说，又不吃又不动，有时好像听得见别人说的话，但却不吭声，连个表情都没有，可他既不激动，也不痛苦，也不发烧，仿佛死人似的躺在那儿。我和雷纳尔神甫轮流地看护他。神甫身体比我壮实，健康，所以他值夜班，我则值白班，反正他身边从不离人，一个没到，另一个就不会离开。弗里森伯爵闻讯，忙把塞纳克请去。塞纳克仔细地检查一番之后，说是没什么事，什么处方都没开。我因为担心朋友会有不测，便十分注意医生的表情，只见他出门时还面带笑容。可是，病人仍旧一连数日躺着不动，除了吃点樱桃蜜饯而外，滴水不沾。那蜜饯是我不时地给他放一个在他的舌头上的，他咽得倒是挺顺畅。有一天早上，他突然下床，穿好衣服，恢复了日常生活，可却从未再向我，而且据我所知，也没向雷纳尔神甫以及其他任何人提起过他那奇怪的嗜睡症和我们在他病中的精心护理。
这件奇事必然引起许多流言。如果歌剧女伶的冷酷竟使一个男人绝望而死，那可真是一个绝妙的故事。这段佳话使格里姆成了名噪一时的人物，很快，他便被视作集爱情、友谊和一切情感的奇人。他因此而在上流社会大受欢迎，邀请不断，从而也就疏远了我这个他一向认为只不过是聊胜于无的朋友。我看得出他是准备完全抛开我了，因为我对他的热烈情感深藏不露，而他对我的感情则表现在嘴上。我很高兴他在社会上取得成功，但我却不愿意他竟然忘掉自己的朋友。有一天，我对他说：“格里姆，您冷落我，这我能原谅。当喧嚣一时的成功的最初陶醉过去之后，您觉得空虚无聊时，我希望您回到我的身边来，您将会看到我始终是您的朋友。目前，您也别为难，您想怎样就怎样，反正我等着您。”他说我说得很对，便照我说的做了，而且非常潇洒，以致我除了与我们共同的朋友在一起时见到他而外，就再也见不着他的影子了。
在他后来也同埃皮奈夫人交往之前，我俩聚会的主要地点是奥尔巴什男爵宅第。这位男爵是一个暴发户的儿子，家产丰厚，虽挥霍无度，但却十分高雅，常在家中接待一些文人雅士，而且他自身也颇有学问，所以也无愧于那些才子文人。他与狄德罗相交已久，在我出名之前，便通过狄德罗撮合，想同我深交。一种本能的厌恶使我久久地没有接受他的美意。有一天，他问我为什么这样时，我便对他说道：“您太阔了。”但他仍然坚持，因此我们也就成了朋友。我最大的不幸就是总也听不得几句好话，而我总不免因此而尽吃大亏。
我一有资格就高攀的另外一位相识是杜克洛先生。数年前，我是在舍弗莱特的埃皮奈夫人家里第一次见到他的。他同埃皮奈夫人关系很好。我们只是在一起吃了一顿午饭，他当天便又走了。但饭后，我们聊了一会儿。埃皮奈夫人跟他谈起过我和我的歌剧《风流诗神》。杜克洛才华横溢，不会不喜欢有才气的人的，所以他便对我产生了好感，邀请我去看他，尽管我对他仰慕已久，这次又见面晤谈，但我的胆怯、我的懒惰使我畏缩不前，因为我认为只凭他的好意就登门拜访，颇觉难为情。但是，我第一篇文章的成功以及他对它的夸奖使我鼓起了勇气，前去看他。后来，他也来看我，这样，我俩之间的友情便开始了。这友情使我始终觉得他亲切可爱，并且使我得知，除了我自己心中的感知而外，正直和操守有时是能和文学修养结合在一起的。
还有许多交往过的人，但都没交往太久，我就不在这儿一一提及了。这些人都是我最初的成功所带来的，一旦好奇心得以满足，这些人也就不再登门了。我这个人一眼就能被人看穿，今天看过之后，明天也就没有什么新奇的了。不过，有一个女人那时挺想见我，关系也比其他的女人维持得长久，那就是克雷基侯爵夫人。她是马耳他大使弗鲁莱大法官先生的侄女；大法官的兄弟就是驻威尼斯大使蒙泰居先生的前任，我从威尼斯回来时曾去拜访过他。克雷基夫人给我写了一封信，我便前去看她，她对我非常好。我有时在她家吃饭，在她那儿见到过好几个文人，其中有《斯巴达克斯》、《巴尔恩维持》等书的作者索兰先生，他后来却成了我势不两立的仇人，我也弄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也许是我与他父亲曾经卑鄙地迫害过的一个人同一个姓氏的缘故。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抄乐谱的人原应一天到晚干自己的那一行的，可我却偏偏有许多分心的事，使我每天既不能招财进宝，也无法专心一意地干好自己的工作，因此，我余下的时间一大半都用来涂抹、刮擦错处，或者重新誊写。这种烦扰使我日益觉得巴黎实在是呆不下去了，渴望到乡下去。我有好几次前去马尔古西住上几天，因为勒瓦瑟尔太太认识那地方的副本堂神甫，我们就住在他那儿，但并没使副本堂神甫觉得不便。格里姆同我们去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