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84-三野战事珍闻全记录-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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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蒋介石今天最强大的和几乎唯一的进攻方向;第二,这是打击了蒋介石的最精锐部队;第三,这个打击出现于全解放区全面反击的前夜。”“蒋介石以近100个旅使用于华东战场,欲以此决定两军胜负。这个主观幻想业已接近于最后破灭。”
战后,陈毅司令员深情地吟诗一首,记载了这一战役的伟大胜利和全军指战员的欢乐。诗曰:
孟良崮上鬼神号,七十四师无地逃。
信号飞飞星乱眼,照明处处火如潮。
刀丛扑去争山顶,血雨飘来湿战袍。
喜见贼师精锐尽,我军个个是英豪。
我军个个是英豪,反动王牌哪得逃。
暴戾蒋朝嗟命蹇,凄凉美帝怨心劳。
华东战局看神变,陕北军机运妙韬。
更喜雨来催麦熟,成功日近乐陶陶。
5月30日,陈、粟、谭报告中央军委并刘、邓:
“(一)据最后调查证实,74师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58旅旅长卢醒,确于16日下午2时解决战斗时,被我六纵特务团副团长何凤山当场所击毙。当特务团何副团长走近张灵甫等藏身之石洞,据师部副官出面介绍为张灵甫等人。现尚在俘官处可证。
(二)另查出51旅旅长陈传钧、副旅长皮宣猷、57旅旅长陈嘘云、参谋长魏振铖、副参谋长李运良、58旅副旅长贺翊章、师新闻处副处长赵建功均被俘,现在野战俘官处生活。”
6月9日,孟良崮战役中放下武器的敌第74师将校举行时事座谈会,陈毅和到会者会见,一一握手并致慰问。当将校们谈到74师失败的原因时,陈毅说:
“历来国民党军失败均归咎国防部,归咎陈诚,我在此替陈诚分辩几句。其实陈诚本人也很难作主,一切都有蒋介石老头子紧紧控制着。”
谈到蒋军失败的原因,陈毅说:“蒋介石自北伐中期叛变人民,走上法西斯独裁专政的道路。蒋介石的这一条反人民的错误的政治路线,必然产生错误的战略路线。在蒋介石独裁媚外的政策与战略的双重错误下,国民党军队之遭受失败是必然的。例如贵军在抗战中的战功表现很好,战斗力亦堪为国民党军队之冠。可是一到内战战场,仍然逃不脱被歼的命运。各位应深深研究其中的原因。”
陈毅又说:“对于各位此来,我应负责照料大家、爱护大家。贵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之牺牲,毫无意义,应该惋惜。各位留在解放区内好好研究问题,重新认识问题,各位应视为平生最大幸事。我们能帮助你们的地方,一定尽量帮助你们,绝不为难。”
第三部分:三军逐鹿中原 转入战略进攻七月分兵(1)
外线出击,打破敌人重点进攻
七月分兵
1947年5月下旬的一天,南京军官训练团。
在第三期研究班上,蒋介石说:“我自张师长(灵甫)殉职以后,立刻命令前方(沂蒙山区)部队停止进攻,同时召集各将领来彻底检讨,彻底研究,彻底改正我们部队的作风和习惯,重新决定我们的战略战术。必须等到我们全军一番起死回生的改造之后,才能作进一步的打算。”
然后,蒋介石又像赌咒发誓似地说:“沂蒙山区之战,是我们革命军人生死存亡的一战,挽回颓势,把握胜利,就要从这一战开始。”
为挽救山东战局,蒋介石起用了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为顾问,在南京、徐州、临沂召开了多次军事会议,检讨战局,研究对策,提出了“并进不如重叠,分进不如合进,以三四个师重叠交互前进”的作战方针,并撤换了前线指挥官,以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调赴鲁中前线统一指挥,重新编组进攻兵团,将进攻主力9个整编师共24个旅,调集在莱芜至蒙阴不及50公里的正面,摆成方阵,加配了山地作战器材和炮兵、工兵,在各要点囤积了大批作战物资,准备发动新的进攻。
1947年5月22日,陕西靖边县五家湾(今属安寨县)。
在一间简陋的农舍里,毛泽东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陷入深思之中。
胡宗南大举进逼延安。党中央、毛泽东高瞻远瞩,为实现解放全中国之目标,为实现最后的胜利,决定兵撤延安。
1947年3月18日下午5时许,毛泽东亲自率领我党中央机关,从容不迫地撤离延安,将一座空城留给了野心勃勃的剿共头子胡宗南。
蒋介石、胡宗南进攻延安,早在党中央、毛泽东预料之中,并早有思想准备。1940年,毛泽东就指出,即使延安失守,仍然坚持边区。大家准备过游击战争生活,最艰苦的生活,也是最生动的生活。
1945年8月,毛泽东说过:“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因此我们也要磨刀。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1946年下半年,敌人虽然没有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但和其他解放区一样,陕甘宁边区在积极准备打仗的同时,把延安的机关、学校、工厂、医院以及老弱病残,分别疏散到黄河以东的各解放区。
1946年7月,内战刚刚开始,毛泽东明确地讲过:“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和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
9月份,毛泽东又提出了“要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和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的战略思想。
党中央机关撤出延安前夕,毛泽东愈加明确地指出:“存人失地,人地皆得;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历来的战争,在攻和守的问题上,概括起来,反正就是这么两条经验,现在和将来都是这样。”
转移途中,党中央一分三委: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工作委员会,包括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简称前委。前委留在陕甘宁边区,继续行使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职权。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工委迁到黄河以东,执行中共中央委托的工作,如土改、整党、支前生产等党中央日常工作。以叶剑英、杨尚昆等同志组成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后委。后委也去黄河以东,执行中共中央委托的工作。广播电台、报社、工厂、学校、医院等,都由后委领导管理。
毛泽东率前委到达王家湾后,继续指挥全国解放战争。西北野战兵团给了进攻陕北的胡宗南部以沉重打击,使其重兵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东北民主联军已开始反攻;晋察冀野战军在正太战役中歼敌3。5万余人,孤立了石家庄;晋冀鲁豫野战军在晋南及豫北发起反攻,解放县城30余座,迫使国民党军退守少数据点;华东野战军在孟良崮战役中给了国民党军以沉重的打击,迫使其暂时转取守势,准备新的进攻。
现在,全国战局的发展对人民极为有利。想到这里,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华东野战军的电报:
“歼灭74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证明在现地区作战,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够用各个击破方法打破敌人进攻,取得决定胜利。而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切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蒋管区日益扩大的人民斗争,其作用也是如此,刘邓下月出击作用也是如此。而山东方面的作战方法,是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5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尔后一切作战均将较为顺利。”
5月28日,山东沂水县西北坡庄。
第三部分:三军逐鹿中原 转入战略进攻七月分兵(2)
华东野战军前委正在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饶漱石作了关于准备反攻迎接胜利的报告,陈毅作了关于山东战局和军事问题的报告。会议着重指出:国民党集重兵于山东,虽然加重了华东军民的负担,却给其他战场实施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除山东、陕北以外,我军均已转入反攻,国民党面临崩溃的前夜;山东的战局,在孟良崮战役后虽已得到改善,但尚未完全取得主动,敌正积极准备再次大举进攻,我们还要继续在内线作战,并且要准备进行恶战。
会议认真总结了孟良崮战役的经验教训,强调必须继续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关于运动战、歼灭战的方针,戒骄戒躁,彻底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争取战局转变,配合其他战场反攻作战,并为本身转入反攻创造条件。
陈毅、粟裕为了更有力地配合全国各战场的反攻,支援华中的斗争,促成全国大反攻及革命高潮迅速到来,曾预定于6月11日对莱芜地区之敌发起进攻,求歼国民党军第5军及整编第85师,并调动整编第25师、第75师、第11师,求得在运动中歼灭其一部或大部,以收复新泰、莱芜平原产粮区,打通与鲁南之联系,造成大反攻的有利条件。部队开进后,因查明敌预有准备,防御严密,而放弃此计划,继续休整待机。
6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陈毅、粟裕、谭震林:“据悉蒋以东北危急令杜聿明坚守两月,俟山东解决即空援东北等情,山东战事仍为全局关键。你们作战方针,仍以确有胜利把握然后出击为宜。只要有胜利把握,则不论打主要敌人,或打次要敌人均可,否则宁可暂时忍耐,不要打无把握之仗。”
24日,陈毅、粟裕判断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即将开始,决定将主力向东南移动,拟围攻较孤立的敌右翼第7军及整编第48师,吸引整编第9师、第57师增援而歼灭之。
部队东调后,敌第7军迅速南缩于白塔埠、临沂之线。而莱芜、蒙阴间国民党军主攻集团之9个整编师于25日起全力东犯,并于28日进占了鲁村、大张庄、朴里一线。同时,济南、青岛、潍县之整编第45师、第54师和第8军,也分别向明水、高密、临朐出犯予以配合。
鉴于蒋军兵力集中,一时难以分割歼击,陈毅与粟裕、谭震林商定了各路派兵挺入敌后的方针,于29日命令陈士榘、唐亮率第三、第八、第十纵队转赴莱芜、泰安、大汶口之线,执行歼击敌85军或敌12军一部或大部之任务;命令陶勇纵队由临蒙线西进歼冯治安之一个团,尔后或向西北或向西或向南,视情况决定。当晚,以上各部都已行动。
5月29日,中央军委来电,提出了新形势下的作战方针,希望陈、粟、谭提出意见,以便决策。军委的电报指出:
“蒋军毫无出路,被迫采取胡宗南在陕北之战术,集中9个师于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推进。此种战术除避免歼灭及骚扰居民外,毫无作用,而其缺点则是两翼及后路异常空虚,给我以放手歼击之机会。你们应以2~3个纵队出鲁南,先攻费县,再攻邹、滕、临、枣,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以歼敌为主,不以断其接济为主。临蒙段无须控制,空费兵力。此外,你们还要以适当时机,以两个纵队经吐丝口攻占泰安,扫荡泰安以西、以南各地,亦以往来机动歼敌有生力量为目的。正面留4个纵队监视该敌,使外出两路易于得手。以上方针,是因为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其外出两路兵力,或以两个纵队出鲁南,以3个纵队出鲁西亦可。”
中共中央军委的这一指示,改变了5月22日要求华东野战军不分兵并坚持内线歼敌的方针。陈毅、粟裕、谭震林当即进行了研究。
他们一致认为中共中央军委虽只提到山东当面的敌情,但鉴于晋冀鲁豫野战军即将出击,战局必有重大发展。为策应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行动,切断津浦线,袭击国民党军后方,歼灭敌有生力量,打破敌对山东的进攻,决定立即执行中共中央军委提出的三路分兵的方针,并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了具体部署:
“(1)由陈士榘、唐亮率第三、第八、第十纵队(又称陈唐兵团),首先进入博山地区,尔后向鲁西挺进;(2)由叶飞、陶勇率第一纵队及先已南下的第四纵队(又称叶陶兵团),越过临蒙公路,向鲁南挺进;(3)野战军指挥部率第二、第六、第七、第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集结在沂水至悦庄公路两侧,各以少部兵力抗击东犯之敌,主力待机出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