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虚伪的形式-第5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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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草持续不断的“吵架”、赵李红因母亲与人私奔和父亲抑郁而死所带来的“童年创伤”，这些既是主人公的日常生活，又是改变了主人公命运的精神事件，其中无不蕴含着复杂的人生况味和沉重的精神痛苦。而这些主人公中梅主人和文医生又是两个最有魅力和深度的形象。梅主人和文医生都是金顶镇的“边缘人”，一个替人生小孩为生，一个躲在大烟坡给人整容、种烟草并与为镇上人所不齿的女人们偷情。表面上，他们活得与世无争，我行我素，丝毫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和“说法”。但在小说若隐若现地揭示出的他们人生“前史”中却毫无例外地掩藏着巨大的“秘密”。梅主人因与资本家父亲决裂、斗争，父亲惨死，给她心灵留下了巨大的“伤痕”，她躲到金顶镇其实只是在为自己“赎罪”；文医生作为右派，被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在大烟坡的“苟活”，其实也是生不如死。如果说，前述主人公的人生伤痛与残缺还有某种“形而下”色质的话，那么梅主人和文医生的悲剧则是一种“形而上”意味的大痛苦，它暗含了对“文革”及其畸形历史的一种无声的反思与控诉，尽管这种反思与控诉是不动声色的、平静的、日常化了的，但惟其如此，才更显力度和惊心动魄的力量。迟子建善于揭示日常生活平静水面下的汹涌波澜和惊心动魄之处，梅主人和文医生形象的成功刻画就是一个很好的艺术证明。
最后，“狗眼”里的世界还是一个变幻无常的世界。小说没有正面的对于时代描写，而是以狗的六个生活地点为线索，铺展开众多的人生故事和生活画面。每一个故事、每一段人生似乎都是独立的，但是由于其各自与狗的关系又产生了内在的联系。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大时代的剪影，并以特殊的片断互补地诠释了一个动荡、纷乱时代。从理想主义到物质主义，从政治狂热到商业主义，从深山边民生活到市镇日常生活，对历史与现实的变迁作家虽然没有进行刻意的描写与交待，但是从小说所展示的人物命运变幻、世态人心的冷暖以及权力和话语的更替中，一个变幻无常的世界、一个生生不息的时代已经被具象地凸显了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梅主人、文医生的死，赵李红私奔母亲的回归，小花巾的“逃婚”，以及狗在拍电影过程中的“涅 ”都是象征性的事件，它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第六章狗道与人道（2）
二 “狗道主义”与人道主义
《穿过云层的晴朗》以一只狗的视角来叙述故事，这就决定了“狗”与人的对比与冲突的不可避免。从内在意义上讲，狗与人关系的紧张源于狗对人的态度和人对狗的态度的截然不同。狗有“狗道”，人有“人道”，从自然性上来说，“狗道”与“人道”在内涵上应该是相通的，狗与人也应该是平等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因为它们都是自然之子；但从社会性层面上而言，狗与人平等的“朋友”关系就受到了考验，“狗道”越来越受到“人道”的歧视与伤害，“狗道”与“人道”也自然而然地成了一种尖锐对立的存在。这种歧视性的对立对于人来说，可谓心安理得，因为人在处理与自然和动物关系时高举的是“人道主义”的大旗，在“人道主义”的旗帜下牺牲“狗”及“狗道”也是顺理成章的。然而，“人道”就一定比“狗道”高贵吗？“人道”就必须以牺牲、歧视“狗道”为代价吗？迟子建在这部小说中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为了平等地说明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把“狗道”上升为“狗道主义”，让我们从小说所揭示的“狗道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不同内涵出发，来反思其各自的本质。
首先，我们来看“狗道主义”。小说除了阿黄外，还写了好几条狗，比如芹菜、十三岁、大壮、阿花等，它们各有个性，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悲剧性命运，那就是成为人类的“牺牲”。在它们中间，阿黄无疑是狗类的精英和代表，它是“狗道主义”的忠实体现者。在阿黄这里，“狗道主义”既体现为对待世界、对待自然、对待同类的态度，同时又体现在对于人类的态度上。就前者而言，对宇宙自然的敬畏与热爱，对同类的亲和、呵护与怜爱，构成了“狗道主义”的一重内涵。阿黄在深山丛林里的“惊险”感受，与伐木主人放排时的自豪与激情，对松果湖及其野鸭的迷恋，与文医生大烟坡看星星时的“浪漫”，以及与十三岁自由、激情的性爱，对勤恳忠厚白马的友情，对被杀害的狍子的怜悯，芹菜、十三岁被残杀时伤心彻肺的痛楚，对势利、懒惰之猫的蔑视，等等，都是这种“狗道主义”的绝好体现。就后者而言，对主人的忠诚、奉献、感恩与思念，对自尊的维护，对恶人恶行的斗争，对漂亮美好女人的喜爱，对弱小者的同情与关爱，对人类世界不平和黑暗的厌恶与怀疑，则构成了“狗道主义”真诚坦白、敢作敢为、爱憎分明的另一重内涵。小说中，“我”对主人极其忠诚，在深林里“我”勇敢地与狼和野猪搏斗，在金顶镇也奋不顾身地下地窖救了花脸妈。即使年老体衰，“我”也与白厨子的偷肉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而电工想晚上去花脸妈房间“揩油”的好事也被“我”有效地破坏了。“我”对主人心怀感恩之心，虽然心中希望赵李红不要让“我”去拍电影，但当她做了决定后，“我”还是无怨无悔地去面对和承担了。同时，“我”时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自尊、自爱，“我”不能忍受白厨子对“我”的侮辱，也永远不会“吃屁股里拉出来的东西”。“我”不是一个健忘的狗，“我”多愁善感，在即将离别人世的时候，“我”记起了所有的主人，他们的恩情、友情、亲情，“我”是在与他们一一告别之后才坦然走向另一个世界的。这就是小说中那条通灵的狗，它的忧伤，它的情感，它的回忆，它的形象和一生的经历，就是对“狗道主义”的绝好诠释。
其次，我们来看人道主义。对于人道主义，我们非常熟悉，作为与中世纪封建神学以及教会统治斗争的一个利器，人道主义无疑为人类的自我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人道主义“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和价值观，在解放和重塑人的主体形象、建设现代化文明时却越来越走向极端，最终的结果就是造成了人与世界、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恶化与崩溃。目前，危及全球的生态危机、环境灾难可以说都是人类的杰作。可以说，人类正在把自己塑造成宇宙和自然的敌人，也正在成为人类自身的敌人。因此，许多西方学者都表现出了对于“人道主义”的警惕和怀疑，并且提出了“超越人道主义”的口号。 ① 而在《穿过云层的晴朗》这部长篇小说中，迟子建向我们展现的“人道主义”图景同样也是令人失望的。与“狗道”世界的单纯和“晴朗”相比，“人道”世界无疑要灰暗和暧昧得多。从与“狗道主义”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人道主义”在小说中的基本内涵与形态。其一，人类的人道主义是以极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为根基的。这从他们对狗阿黄的态度就可看出。当阿黄在丛林中屡次救了地质队员的命时，他们感恩戴德地要给“我”勋章，但等他们用完“我”之后，就无情地把“我”抛弃了，正如阿黄所说的：“我就这么在酒桌上被抛弃了。我想我对他们没用了。人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他们嘴中美味的食物，一旦他们用完了我们，我们变成了屎，随随便便地就给遗弃了。”同样，当“我”年老体衰精力不济之后，不仅屡遭斥责和白眼，甚至阻止小偷和捉老鼠的好意也被误解。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上，“背叛者”和“不人道者”永远是人类。其二，人类的人道主义是以自私的本性、贪婪的欲望和残忍的人性为本质的。“我”捉鱼给主人吃，羊草却嫌我捉少了。伐木工人因为迷信黄鼠狼的报复，宁愿让“我”和芹菜当替罪羊，也不用鼠夹子。而仅仅由于芹菜尽职尽守地咬死了白毛黄鼠狼，他们竟残忍地勒死芹菜，做了黄鼠狼的祭品。而“我”与十三岁的自由性爱，在“乐死”了小唱片公公后，也导致了十三岁的惨死和“我”的为“人”挂孝。人类总是缺乏勇气，不敢面对和承担自己的责任与命运。大丫阑尾炎死亡，羊草迁怒于“我”，把“我”卖掉就是一个证明。人类的愚昧和残忍，却要以狗的受难为代价，这是人类世界最为荒谬之处。其三，人类的人道主义，充满了背叛、利用和虚伪的表演。人类的世界没有友谊，没有爱，甚至也没有同情和怜悯，尤其在对待动物的时候。正如小说中所说的：“我讨厌人这么跟鸟发脾气。人对待我们这些动物，总是居高临下的，动不动就骂。”而人与人之间则更是勾心斗角的利用关系，只有在被打入生活最底层的梅主人、文医生和小哑巴等“怪人”这里“我”才感到了一丝人类的善良与温情。但是，他们同样不能逃避成为人类自相残杀恶行牺牲品的命运。梅主人在人们嘲笑轻慢的眼光中死去，而文医生也为帮助和留下老许父子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别人死了，都要装在棺材里入土，可文医生连副棺材都没有。”老许不仅对儿子杀死文医生没有一丝愧疚，反而偷了他的大烟膏，并连“我”也不放过，拉下大烟坡卖了。在老许这里，人类的贪婪、无耻和两面三刀的恶行得到了充分的放大。当文医生在时，他对“我”说：“夕阳可真是漂亮啊，它是我见过的最通人性的狗！”但文医生一死，他立即原形毕露，又踢又骂：“你个丑八怪，怎么走路跟扭秧歌似的，走两步要退一步？”与这种显在的恶行相比，人类的隐藏的罪恶则更为可怕，文医生的遭遇、许达宽几十年前的罪行、梅主人父亲的惨死可以说都是对于人类的所谓人道主义的绝妙讽刺。而欺骗、谎言和各种各样的“表演”则早已成了人类的日常生活，小说最后电影队的拍电影的情节无疑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象征了人类爱好“表演”的本性，陈兽医为在电影中出现一个镜头的不知羞耻，正是人类集体性面孔的一个素描。不幸，人类在演戏的时候，还不忘找一个垫背的“牺牲品”，“我”在拍电影过程中的死去，正是人类“谋杀”本能的一次辉煌表演。
《穿过云层的晴朗》就这样以一条通灵的“狗”烛照出了人世的黑暗与险恶，作家以狗的命运隐喻人的命运，以“狗道”反思“人道”，以“狗道主义”完成了对人道主义的批判。虽然总体上这是一部充满温情和感伤的小说，然而在这种温暖和感伤背后，作家不动声色地对人、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反思与批判却是深刻有力、振聋发聩的。
第六章狗道与人道（3）
三 “残酷美学”与文化诗情
《穿过云层的晴朗》是一部贯穿了伤感和绝望情绪的小说，叙事者阿黄表达了对自身命运和人类世界的双重绝望。一条条狗的悲剧与狗的几个主人的悲剧互为映照，让我们充分领略了人生、现实与历史的残酷。但是小说又不正面去展示、渲染和放大狗与人的“伤口”，而是以抒情和感伤的叙述，把“残酷”改写为一种笼罩性的精神氛围和精神背景，占据小说表层的仍是日常化的世俗生活，甚至对“文革”这样的历史灾难的反思与批判在小说中也都被推到了幕后。这体现了迟子建一种独特的美学追求，她追求的是对于“残酷”的日常化营构，是对于“残酷”的体验与反思，她要表达的是“残酷”背后的美感和诗意，是“残酷”的美学化和形而上化。对这种“残酷美学”迟子建自己有着清晰的感悟，她说：“其实‘伤痕’完全可以不必‘声嘶力竭’地来呐喊和展览才能显示其‘痛楚’，完全可以用很轻灵的笔调来化解。当然，我并不是想抹杀历史的沉重和压抑，不想让很多人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文革’在我笔下悄然隐去其残酷性。我只是想说，如果把每一个‘不平’的历史事件当做对生命的一种‘考验’来理解，我们会获得生命上的真正‘涅 ’。” ① 可以说，正是“残酷美学”赋予了这部小说奇异的艺术品格，借助于作家对感伤的基调、文化的诗情、世俗的人生、神秘的氛围的互渗与融合，小说获得了强烈的情感力量与艺术力量。
小说的叙事魅力首先来自于叙事主体———阿黄九死一生的传奇性经历，以及它对这种经历抒情性的回忆、过滤与净化。它是一条多愁善感的狗，又是一条爱做梦、爱联想的敏感自尊的狗，同时还是一条有着浪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