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虚伪的形式-第4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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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验叙事与超验叙事的“合谋”。《草青》是一部充分显示吕新叙事才能的小说。这部小说放弃了其前期小说那种高度技术化的主观叙事和“元虚构”风格，而是采用纯客观的第三人称叙事。小说的叙事非常有节制，显得松散而随意，既没有明确的贯穿性的叙事视点，也没有统一固定的叙述话语。但是“无视点”的叙事恰恰为不同民间场景、民间经验的登场创造了机会，也使得不同的民间声音和民间话语能够在小说中自由呈现。我觉得，《草青》是一部真正凸现“声音”的小说，文本的每一章都充斥了戏剧性的“对话”场景，但是对话的主体却常常是无法辨认的，可以说正是这种“无主题变奏”的“众声喧哗”构成了小说最基本的叙事情境。在这样的叙事里面，没有了人为的调度，也没有了逻辑的设计，小说仿佛水一样自然流淌，由一种内在的诗意节奏推动，颇有举重若轻的味道。与此相对应，我们看到《草青》具有非常明显的经验叙事的成分，个人、家族、现实和时代的经验在小说中甚至构成了一条基本线索。小说所展示的乡村生活情景、家庭日常生活、民间记忆以及土改、抗美援朝等时代内容无疑是经验化的。而胡氏家族从胡麸、胡佛、邬云娜到胡天、胡地、胡符再到胡图等几代人的生命故事也是真切而实在的，可以说，《草青》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表象和经验内涵。乡村的夜间电影、胡地的工作队生活、胡天的光荣与梦想、董圪亘的参军失败、纸的医院爱情、邬云娜的家庭生活，等等，都可以说是经典的民间记忆和极富现场感的民间经验的遇合。在吕新笔下，乡村民间的“革命”、“政治”、“庆典”、“爱情”、“迷信”、“选举”等历史影像都得到了全新的阐释与呈现。吕新无意于以写实的方式面面俱到地为时代留影，但是他捕捉的历史细节和象征化的时代意象，却都在人们的心灵经验中留下了深深的精神刻痕。然而，这只是小说的一个方面，在小说的另一方面我们会看到与“经验”线索相纠缠的则是更为强大的“超验”线索。在《草青》中，幻觉、错觉、梦境、亡灵、鬼魂纷纷登场，经验与超验互相侵略又互相渗透，这使得现实非现实化、非现实又现实化了，记忆与想象、真实与荒诞之间的边界也因此被泯灭。不仅小说的情节是非逻辑、跳跃性和梦态化的，而且所有的人物在小说中也都是具有叙事功能的，甚至小孩、鬼魂也都能推动小说的现实叙事进程。正是在这样的叙事语境里，我们看到了人与世界的某种通灵状态。胡佛整天注视着“山梁上行走的两个人”，倾听着他们的谈话，仿佛穿行在人、鬼两重时空中；胡雁看到了厨房里偷吃的“白胡子老人”；胡地和胡瓶宿命般地命丧“白蝴蝶村”；胡天能预知爷爷的死……而胡符更是联结、沟通阴阳两界成了同时推动小说的经验叙事和超验叙事的一条重要线索。经由经验叙事与超验叙事的这种“合谋”，《草青》所营构的民间就变成了一个魔幻而荒诞的民间，这种魔幻和荒诞既是对于特殊时代的一种寓言，又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于民间精神现实的隐喻。而从文体上看，作家以客观写实的手法来书写神秘与魔幻，让“经验与超验”在文体意义上真正融合，其文体的冲击力也同样值得重视。
第五章“民间”的诗性建构（2）
二、时间的“空间化”与叙述的“共时态”。前面我已说过，《草青》所叙述的故事是有相当长的时间跨度的，但是小说却并没有直接的“时间标记”，有的只是事件和场景背后的时间暗示。比如从胡天的参军情节中我们看到了五十年代抗美援朝的时间背景；从小胡符的背诵“语录”的经历和胡瓶、胡雁关于“活埋”的对话中我们依稀看到了“文革”年代的剪影；从小说第一章第6小节邬云娜遭遇问路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女人都是破×”的骂声中，我们得到了二十世纪末的时间暗示。吕新有意在小说中赋予时间以空间性形象，让时间隐现在故事、场景以及日常生活情境等空间意象的背后，这使得《草青》成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化小说。空间的并置是小说的基本结构面貌，在这种空间的并置与呈现中，时间被抽空了，我们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却越来越强烈地体验到了空间的压迫。可以说，这种时间的空间化策略，正是“民间”的丰富形态得以具象化和浮雕化凸现的一个重要原因。黄伟林在区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形态时认为“意识形态宏大叙事是关于时间的小说”、“文化的民族叙事是关于空间的小说”，在“文化的民族叙事”中“时间要么是停滞不前的，要么是暧昧不明的。时间的消失意味着历史的消失。历史的消失就为文化的永恒特征的出场提供了空间。” ① 如果我们认同黄伟林这种划分的话就会发现，《草青》正是一部典型的“文化的民族叙事”文本，它对空间的挖掘与呈示正是为了更深层地揭示“民间”的文化内涵和人性内涵。而与此相关，我们看到小说的叙述也是“共时态”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故事不是历时性、逻辑化地呈现在小说中的，而是非逻辑、跳跃性地在小说空间被“共时态”地叙述着。几代人同时登场，过去与现在同室操戈……叙述的共时态隐喻的是时间的凝固、静止与停滞不前，它寓言的是“民间”空间内文化的负累、人性的愚昧和精神本质的亘古未变。如果从这样的叙事语境出发来分析《草青》里的人物，我们就会发现他们都是具有“互文性”的“赤裸的人” ① ，他们身上虽然难免时间的刻痕和时代的油彩，但是他们的生命力，他们的人性，他们的麻木与愚昧，他们对生死的茫然认同，他们精神的零生长……却是一以贯之、代代相传的。他们都是游离于时代之外的人，他们的意识、思想、语言都是与现实处境背离的，他们是漂在现实之外的人，仿佛永远“生活在别处”。我们看到，胡麸犹如一个“民间”的活化石，他的生与死都没有激起什么波澜。胡佛生活在现世，但他的精神却总是活跃在梦境、幻觉与冥间。邬云娜是大地之母，她的坚忍的生存是民间生命力的某种象征，但是亲人的死亡却似乎总在远方向她招手。胡符童年时代虽有对毛主席语录倒背如流的天才，但最终却成了一个“妖人”，成了沟通阴阳两界的幽灵。胡图是民间新生力量的代表，他想冲出大地飞向天空，但“糊涂”的他制造的飞机却根本无法实践他的理想。在小说“共时态”的“空间并置”中，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人都是民间的一种影像，他们的共同的“面孔”正是民间的真实和民间的本质。
三、民间想象的诗性修补。在一般人的想象中，“民间”是远离诗性的，它要么被简化成一个藏污纳垢之所，要么被赋予一个空洞的“宏大叙事”所指，而其丰富的文化和乡土内涵则往往被抽空与忽略。吕新显然不愿意使“民间”沦落为一种空洞的历史符码，而是在《草青》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民间想象，艺术地挖掘和呈现了“民间”的美学魅力。法国批评家让·皮埃尔·理查说过“一切都始于感觉”，“文学毋宁说是作家感觉的流溢，是作家使其笔下人物对自身、对周围的时空、诸物、他人的关系进行体验。” ② 吕新可以说正是这样一位对感觉主义美学情有独钟的艺术实践者，他笔下的“民间世界”是一个色彩斑斓的感觉与意象世界。一方面，吕新总是敏锐地感受和呈现民间世界那些稍纵即逝的审美意象，并赋予其饱满的文学与文化内涵。“草青”或“青草”的意象是贯穿小说的一个基本的抒情意象，“草青而无痕”，作家正是借助于“青草”的倒伏意象隐喻了民间生命的渺小与失重。“人命如草”，“草青”是民间生命的象征，也是民间生命的见证，同时“草青而绿”还具有时间轮转的意义，它寓示了时间的绵延与永恒。我们看到，在小说中，“死亡”身边总是陪伴着“青草”意象：当胡地一步步接近他的死亡之地时，小说出现了这样的意象：“青草在一天天长高，慢慢地由最初的黄绿过渡成纯粹的青绿。在那温暖的天气里，树木的清香在微风中总是扩散得很远。有时即使没有一丝风，即使距离得十分遥远，也仍然能闻到，甚至听到。因为天气是晴朗的，透明的。在那种时候，如同在平静清澈的水里一样，人的目光是能够看见树木的清香的。”“顺着青草倒伏的方向，胡地看到自己已踏上了白蝴蝶村的土地，村中的一些山墙和起伏的屋脊隐约而明确地显现在空气和树木之间。一个割草的男人看到了渐渐走来的工作队队长，脸上露出一副十分迷惑的神情。”当胡云娜坐在儿子胡瓶（胡大雪）尸体旁时，小说呈现的意象也是与“青草”有关的：“柔软的青草在风中起舞，无数的白蘑菇摇晃着”，“青草像湖水一样向前涌去”。此外，“蝴蝶村”、“白蝴蝶”的意象也有着同样的叙事功能与叙事内涵。蝴蝶与人，蝴蝶与死亡之间的隐秘关联在小说中也是意味深长。另一方面，小说又在历史和时代的缝隙中填充进了大量诗性的、细腻的感觉化叙事。许多时候，对于历史与时代的“集体”想象与“共名”叙事常常会遮蔽和掩盖个体的真实感受。我们常常会有一种错觉，仿佛在一个“共名”的时代所有人的表达方式与思维方式都是一样的。在主流的、红色的时代话语之外，难道没有个人隐秘而独特的感觉与语言吗？吕新在《草青》中所完成的正是对这种集体想象与“共名话语”的解构。在宏大的历史表象背面，在民间的边边角角，个人的感受、秘密的话语常常是潮起潮涌。也许某种感受过于细腻，过于诗化，似乎与人物的身份与性格发生了错位，但恰恰是这种细腻这种诗性甚至“错位”，呈现了“民间”的魅力，它使空洞的历史叙事由此变得生动、丰满、生机无限。且看下面的文字：
从前时光里的笑声和青草在她的眼前交替出现；铃兰花和葡萄藤狂喜而阴森地蔓延，一直没有停止过伤心而复杂的攀援；一些似曾相识的东西不断地打着滚，翻着色彩纷杂的泡沫，转眼之间被生活淘掉；人的性格监护着自己的表情，时刻都在谋求独立的表情开放纷乱而魂飞魄散。———这是乡村妇女邬云娜在家洗衣时的心理感受。
一些意料之中的完全陌生的、完全不可能的、甚至不堪设想的情景迅速而残暴地从他们的脑子里飞快地掠过，并留下了严重的擦伤。几个人先后都不约而同地嗅到了扩散在夜晚里的很浓的血腥气，有一个人甚至条件反射地惨叫了一声，仿佛落入陷阱之前的最后一声呼喊。———这是乡村联防队员在夜晚看到火光时的感受。
街上空荡而寂静，与大地凝结在一起的雪已不再张扬，形成了一些平滑坚实的板块状的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