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虚伪的形式-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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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学理论对新时期文学的研究就是这方面颇为成功的例子。但是相反的情况也同样突出。在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中，盲目追逐西方的文学理论，进行语言游戏和名词术语轰炸的批评文字也随处可见。什么后殖民、什么第三世界话语、什么全球化与现代性，等等，不仅离文学实际很遥远，而且理论本身也常常是模棱两可、不知所云。在九十年代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不是批评家从文学实践中总结和发现了新的理论，而常常是拿着先验的理论的帽子去套文本，甚至找文本。事情仿佛颠倒了过来，我们的批评家对一大批文本熟视无睹，却拿着理论“等米下锅”。这也使得有些批评文章虽然在评论某一个文本，但它的那些先验的理论话语不但不能有效地阐释文本，反而使文本变得更不好理解了。这正如有人嘲讽的，不读批评还好，一读反而更糊涂了。在我看来，一个批评家可能需有多方面的能力，但对文本的感悟力、判断力、阐释力永远应是第一位的。然而，理论的狂热似乎恰恰导致的就是批评的真正“失语”，亦即批评家文学感受力、文学阐释力的衰退。在这里，我们遭遇了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是新的文学批评话语、新的名词术语的铺天盖地、花样翻新；一方面是真正“有效”的批评语言的极度匮乏。比如，对于文学语言的评论我们几乎就只能用“失语”二字形容，所谓“流畅”、“清新”、“优美”、“生动”……我们对文学语言的这些评说，“放之四海而皆准”，几乎可以用来评论所有的文本，事实上等于什么也没说。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对文学作品语言在修辞、风格、结构、内涵等等方面的务实、具体、实证的研究，而不是抽象的大而化之的夸夸其谈。　　　　
　　　　　　当然，关于批评精神还有许多有价值的命题值得认真探讨，本文所分析的四个方面尚不足以揭示其全部的复杂性。但我希望这是一个开始，我们可以在对批评精神的反思中去寻找一个共同的“批评标准”，并逐步接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那个被遮蔽着和掩盖着的“真相”。　　　　
　　　　（发表于《山东文学》2003年6期）


第二章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转型路向（1）

　　　　　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生存空间和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在单纯的文学现象背后其实都无一例外地隐藏着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等各方面的解释。中国新时期文学自然也不违背这一规律，现在看来，它正是在一种既变幻又停滞、既封闭又开放、既纯粹又复杂的“合力”文化语境中诞生的特殊文学现象。而今天，当我们试图对新时期文学进行文学史判断和价值定位时，对它存身其中的“文化语境”的梳理和挖掘就成了一个不容回避的紧迫课题。　　　　
　　　　　　考察新时期文学与中国近二十年文化语境的关系，我们既要坚持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同时又更需要有分析的眼光。因为，历史不是一条直线，它不单纯体现为时间关系，其背后还有更复杂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关系。因此，我们对文化语境的剖析必然的也必须在时间层面和结构层面同时展开。从时间层面上看，中国新时期文化语境有着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语境的变化必然地刺激着中国新时斯文学的阶段性转型。从结构层面上说，处于新时期文化语境结构核心的仍然是政治话语，其与经济、思想、文化虽然维系着一种互动的张力关系，但决定整个文化语境的形态与性质的仍然是政治。而正是基于对新时期文化语境的此种认识，我们在考察中国新时期文学与文化语境的关系时发现新时期文学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惯性写作到自觉写作、从一元到多元、从中心到边缘、从浮躁到放松的动态发展过程。本文的任务就是尝试性地揭示这个过程与文化语境的辩证关系。　　　　
　　　　　　一　从惯性写作到自觉写作：　　　　
　　　　　　文学“本体”确立的艰难　粉碎“四人帮”，对中国社会来说当然是一次历史性的巨大转折。但这种转折首先仍然表现在社会结构的表层形态中，而从精神意识和心理思维层次来说，“转折”的到来显然要艰难得多。具体到广大知识分子和作家来说，那种主体解放的热情可以说完全是自发的、感性的，而不是自觉的、理性的。站在世纪末的今天来回首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写作，我们会发现思想的惯性、思维的惯性、语言的惯性共同铸造了一种“时代共名”，其具体标志就是与政治惯性的高度汇合、过去语言惯性的自然延伸、个人声音被集体言说惯性的淹没、现实主义大潮的惯性式重新确立、人的主体性与文学主体性的不平衡状态以及经济领域的“洋跃进”与文学领域的“洋跃进”的契合，等等。　　　　
　　　　　　新时期之初，中国社会的共同的热情就是欢呼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这是一个激情的时代，一方面是控诉罪恶，一方面是欢庆新生，个人的声音已经彻底融入了集体的、民族的、国家的声道，全中国此时实际上也就剩下了一种声音。整个民族虽然告别了一个“旧时代”，但事实证明这种告别是很难的。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仍在过去那个时代的“惯性”轨道上向前滑行。即使到了一九七八年秋天，邓小平已经官复原职十四个月，他还没有能够遏制我们庞大国家的历史惯性。这时候，掌握着中国方向的仍然是“英明领袖”华国锋，大政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观，阶级斗争仍然是“纲”，“两个凡是”虽然受到巨大挑战，但仍然是我们国家的主流思潮。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中心任务不是恢复和发展经济而是猛批“四人帮”，继续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正如一本书中所写到的：“按照华国锋对七亿农民的要求———或者应该说是对十亿中国人的要求，在即将到来的一九七七年，他们并不是要考虑恢复已经被‘革命’搞得百孔千疮的经济，甚至没有必要顾及填饱肚子问题，而是要将精力集中于一场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他借用毛泽东对付日本人和蒋介石的一句名言，说这是‘大打一场人民战争’。”　①　虽然，批判对象变了，但批判的方式、批判的思维甚至话语方式都跟“四人帮”时代毫无二致。文学此时沉浸在被解放的狂热中，它与激情的政治时代保持了高度的合拍，以“伤痕文学”响应着时代揭批“四人帮”的主潮。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伤痕文学”诞生的必然性，也完全能够宽容“伤痕文学”的艺术缺陷，因为作家的话语冲动和情绪冲动本质上并不是为“文学”而发，他们只是为了在时代的洪流中汇入自己的声音。他们无暇顾及艺术问题，实际上他们此时也还没有能力顾及艺术问题。“四人帮”长期剥夺了他们写作的权利，他们需要一个艺术的恢复时间，但他们又不愿意再次被时代遗忘，于是他们只能迫不及待地操持着过去时代的“语言”，以过去时代的“思维方式”对过去时代进行着激烈的批判，这既是一种文学惯性使然，又是作家们的一种无奈的选择。也正是出于这种惯性的力量，我们看到了现实主义在新时期的“重新登陆”。不管我们现在怎样评价“伤痕文学”，我觉得至少在现实主义问题上其价值文学史无法回避：这就是现实主义在中国虽然是一统天下的主潮，但在许多时期特别是“文革”中实际上已异化成了“瞒和骗”的怪胎，正是“伤痕文学”用它的“血和泪”唤回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本性，重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传统，并据此标示了与那个“旧时代”的真正的文学决裂。　　　　
　　　　　　“伤痕文学”之后的“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也是惯性写作的继续，但其中也已经孕育了自觉写作的某些因素。除了上文提到的“全民族大批判”之外，当时意识形态领域政治惯性的另一个表现形式就是“两个凡是”的提出与新的“个人崇拜”推行。它使新时代与旧时代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暧昧不清。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后开始了理论上的“文章救国”运动。思想解放、“反左”的呼声开始高涨。全民族开始从激情政治时代转向理性反思时代。朦胧诗及“反思文学”可以说就是这种语境的直接产物。本质上，朦胧诗就是“反思文学”的先声，它传达出的“我不相信”的怀疑精神，与政治领域胡耀邦等人对于“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斗争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但我们之所以说“反思文学”仍然是一种惯性写作是基于如下理由：其一，“反思文学”与政治思潮仍保持着高度同步性，它在文学领域完成的是和意识形态领域共同的政治主题。如果说“反思文学”已某种程度上消除了历史惯性的话，那么，对它来说现实的惯性仍然未能摆脱；其二，“反思文学”仍然没有进行必要的语言更迭。从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来看，“反思文学”仍然在用过去时代的“武器”进行着对过去时代的批判和反思，因此，这也决定了其意识形态特征的无法避免。从这里可以看出，语言更换不仅是一个语言问题，更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是“权力”问题；其三，“反思文学”较“伤痕文学”而言，显示了文学由激情状态向理性状态的升华。理性精神和思想的深度的获得无疑提高了新时期文学的品格，但必须指出，就“反思文学”而言，文学的本体地位和艺术的中心并未得到充分的认识或确立。而对“改革文学”而言，其作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和经济建设中心的呼应既表现了对于巨大时代惯性的认同，同时也表现出了某种“自觉”写作因素的萌芽。这表现在，新时期文学从“改革文学”开始已经完成了对于“沉重历史”的摆脱，而尝试着建立文学与当下现实的关系。从历史的控诉到现实的书写，文学“为什么”的性质和模式虽然未有改变，但文学面对一个正在发生的、未知的世界时必然需要作家更多的主体性和自觉性。事实上，“改革文学”对于改革者形象的塑造，对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生存困境、精神困境、文化困境甚至情感和伦理困境的揭示，对于新时期文学来说都是开拓性的。从现在的视点来看，“改革文学”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局限，其在整个新时期文学格局中的成就非常有限。但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改革文学”在确立“人”的主体性方面、在修复文学与现实的真实关系方面所做的努力依然是不可抹杀的。当然，这样说也并不是要掩盖“改革文学”的那些先天性的不足，毕竟从整体上说“改革文学”仍然是一种惯性的写作，其旧的文学思维惯性至少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二元对立的改革模式。这既是一种简单的极端化文学思维的体现，也是作家对现实认识概念化、观念化和简单化的结果。从深层次讲，这也是陈思和先生所谓“战争文化心理”的直接流露。其二，寻找清官的主题误区。前面说过，“改革文学”在对现实困境和人的困境的揭示方面有其可取之处，但是恰恰在对所发现问题的“解决”方式上，“改革文学”显示了其“非现代性”或“反现代性”的一面。“改革文学”往往把摆脱现实困境的希望寄托在乔光朴这样的“英雄”改革者身上，而这些改革者身上往往都积淀着封建性的文化和思想重负，甚至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都有违现代民主精神，作者们却对之普遍持一种赞赏的态度。更重要的是，“改革文学”从主题指向上说都存在一个寻找清官的深度模式，《新星》等小说可为代表。“清官情结”不仅弱化了“改革文学”的批判性，而且从“反思文学”对中国文化和体制层面的反思上后退了一步，显示了作家精神品格上的守旧与缺乏现代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文学”与真正的自觉写作还相距甚远。　　　　
　　　　　　在我看来，真正代表新时期文学由惯性写作向自觉写作转化的是“寻根文学”。一九八四年前后兴起的“寻根文学”其直接的触发点是“拉美文学的爆炸”。几十年的文化封闭和文化禁锢，使中国作家普遍地有一种艺术的迟到感和文化失落感，面对以欧美大陆为中心的灿烂辉煌的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他们在茫然失措的同时，也油然而生重建中国文化的紧迫感。这个时候，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和中国同处第三世界的拉丁美洲文学的爆炸适时地给了中国作家以启发和某种代偿性的自信。拉美的政治、经济结构与中国极其相似，拉美的文化之“根”远没有中国五千年文明那么“深长”，既然拉美作家可以在对文化之根的寻找与挖掘中实现文学的辉煌，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