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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节

李敖杂文集-第4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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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将军征服了中国还不过瘾,在光绪三十三年(一九0七),又继薛平贵之后,

  开始东征。不料日本这个民族,却与咱们迥异:第一、日本人勤劳,没有这么多闲

  工夫来浪费,所以麻将流行不起来;第二、日本人入“道”之风太浓,本来赏花、

  钓鱼、喝茶、下棋等等清爽之事, 都被日本人“花道”“钓道”“茶道”“书道”

  “棋道”等等认真起来,麻将一门,也不例外。日本有“麻将联盟”,有最高手川

  崎备宽,高居“麻将八段”,在马虎成性的中国人看来,麻将被这样送入“魔道”,

  有何趣味?至于佐藤弘人写什么“麻将哲学”,在中国人看来,更属自找麻烦。大

  概日本人的认真,使人倒掉了胃口,麻将之不能取代“角抵”而成为日本国戏,理

  当在此。

  至于麻将军西征的情形, 比东征更糟。洋鬼子们更没有这么多闲工夫来“吃

  碰和” ,来“海底捞月”,来“杠上开花”,所以“麻疯”无法广被。麻将军

  只会害我们,却害不了人家!

  晚明诗人吴梅村写《绥寇纪略》,说明朝亡国,乃亡于马吊。四百年来,马吊

  的后身,却攀着明朝的子孙,从子夜直到“明朝”!

  吾友胡适之先生在三下年前,就写文章谈到麻将,据他估计:

  “麻将平均每四圈费时约两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一百万桌麻将, 每

  桌只打八圈,就得费四百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万七千日的光阴,金钱的输赢,精

  力的消磨,都还在外。

  “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那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

  吗?一个留学日本朋友对我说:‘日本人的勤苦真不可及!到了晚上,登高一望,

  家家板屋里都是灯光;灯光之下,不是少年人蹲着读书,便是老年人跪着翻书,或

  是老妇人跪着做活计。到了天明,满街上,满电车上都是上学去的儿童。单只这一

  点勤苦就可以征服我们了。’

  “其实何止日本?凡是长进的民族都是这样的。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

  ‘闲’ 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 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

  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现在,三十九个年头过去了,我们的国赌还

  照样是我们的国赌, 可是黄帝子孙已失掉了二十三亿一千六百二十九万天的光阴。

  后悔、懊丧又有什么用?真正的问题,还是目前如何应付这位麻将哥儿。硬禁当然

  不是办法,因为真正的关键,不在打麻将,而是不打麻将大家干什么?这个问题解 

  决了,麻哥儿才能解决。否则的话,“禁赌”“禁赌”,只是一句口号罢了!

  四、赌能禁得成么?

  既然谈到禁赌,顺便也不妨多谈一下。

  首先我要指出,如果“圣之时者”的孔老夫子生于今日,他是不赞成硬性禁赌

  的。证据是孔老夫子曾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

  犹乎已。”这是明明指出:与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倒不如打打小牌,下下

  小棋。

  可是,尽管孔夫子早已有言在先,但他的信徒们,总还觉得,博弈之事还是要

  不得,还是禁掉的好。从陶侃把博弈戏具投江,到唐律的“各杖一百”,到元刑法 

  志的“杖七十七”“加徒一年”,到明律清律的“杖八十”。到民国暂行刑律、旧

  刑法,乃至刑法中的“赌博罪”。……我们都不难看到一串串禁赌的规定。可是事

  实显示给我们的是:自古以来,赌风之盛,却“何代无之”!铁的事实总超过纸的

  法律,历史的事相,经验的教训,都该使我们承认禁绝赌博,不是一个严刑峻法的

  问题,也不该用严刑峻法的手段。用严刑峻法,有它的限度和对象,不该用的地方

  用,结果必然产生阳奉阴违的结果,除了制裁到几名倒霉鬼或替罪羊,绝难收到实

  效。即以台湾目前禁赌情形而论,连“公布赌徒姓名”这一点,从五十四年吵到现 

  在,都无法雷厉风行,单此一点,就不难看出硬性禁赌只是一句口号,既无贯彻的

  可能,也无贯彻的必要。

  一九五一年,英国皇家委员会,公布了一份六万五千字的十七次会议结论,正

  式提出“赌博并非罪恶”的新观念,同时不承认赌博是罪恶之源,因为罪恶的来源,

  并不如此简单。

  我也听说过一些警察先生的看法,如:“在这里打麻将的是好公民!不打麻将,

  在外面乱跑,惹事生非,岂不更坏?”说这话的人,我认为他已可写出英国皇家委

  员会的结论了。

  以“玩物适情”为观念的人,可从赌博上面适其情;以“玩物丧志”为观念的 

  人,可从赌博上面丧其志,可是,这两种人都不会去做恶,认为“赌博是罪恶”的

  人,显然已把它看得太笼统了些。

  笼统的看法甚至可以得到谑像的认定。例如发行奖券一事,在法理上,并非不

  构成赌博行为,因为同是以不确定的方法,以偶然机会定其胜负。且从公平角度来

  看,奖券甚至比赌博更过份(赌博时双方都负担风险,可是奖券的发行者“政府”

  却稳收余利,一点风险都不负担)!这种现象,试问认为“赌博是罪恶”的人士将

  作何想?雷厉风行去查禁“卫生麻将”的人,是不是也该斜风细雨去查禁“爱国奖

  券”? 

  写这篇文字的人,是个早就“戒赌”的人,“戒赌”的理由并非有畏于管区警

  察,而是觉得赌得赌太浪费时间,这是个最大的理由,终于使我连个小牌也不打了。

  我如今已是个成功的不参加任何有赌的行为的人(当然包括买奖券)。但这一成功,

  我始终认为压根儿与“道德”无关,也与“法律”无关,所以我也难赞成用“道德”

  或“法律”的尺度,劝人或罚人。真正的关键还是前面说过的老话:不赌大家干什

  么?如果一群群的“赌君子”,从牌桌上硬被赶下来,到外面去做“不赌的小人”,

  那岂不跟我一样了?到那时候,警务处长的头,恐怕更要疼了也! 〖后记〗

  这篇文章原登一九六六年“人人娱乐”杂志第五期;一九七九年,用“国赌史

  记”题目,重刊在“时报周刊”第七十九期,都用顾乐的笔名发表。“时报周刊”

  第八十期里有夏元瑜的“马后炮赌博奇文”有一段说

  “我看了上一期顾乐先生写的‘国赌史记’,衷心的佩服。顾先生阅读得既多,

  记性又好。他写这篇文章绝对不会像我临时抱佛脚东翻西查的穷折腾。看他的语

  气是一泻而下,毫无停顿之处。再看他的行文轻松活泼,我猜顾先生大概不是一位

  板着面孔的职业历史家。真猜不透他是何方神圣,反正我对他钦佩无已。”

  这证明了,好文章就是好文章,藏也藏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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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拾零

  (摘自李敖著《笑傲五十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ISBN 7505715364 凡是超过五十岁的外省人,谁不在台湾五十年?而李敖在台湾“连续”五十年一天也没离开过。他不但“连续”,还一路反国民党,一路骂不入流的愚人,一路讽妄图“台独”的浑蛋,一路神气活现的笑傲五十年。这本杂文集是李敖庆祝“祸台”五十年而编的,包括《笑傲五十年》和《第一流人的境界》两书。

  人生可被玄化成一大堆哲学体系,我无意于此,我所了解的人生,多从零星而来,来自实例者多,来自玄虚者少,多多少少,也累积了一些心得,我也把它们信笔写下,并不介意遗漏什么;相反的,这些东西可能全是捡拾被遗漏了的,这才正是名副其实的“拾零”。(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九日) 

  书呆子跟呆子 

  书呆子不如呆子,呆子至少没有理论自欺欺人或讨人厌。知识如果使人变成了没有实效的空架子,那就好像纸上学开车,一临到实际,用处很小。书呆子的大病在以为有些知识与开车不同,其实不能见诸行事的,大都徒托空言,无异文字把式,在实际的“行以求知”的人眼中看来,是最无聊的业障。(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九日) 

  不学有术者 

  我过去看不起不学有术者,但他们有他们的大长处,就是实际。他们的“术”,根基在许多人的人性弱点上,故也有许多立竿见影的实际效果,“先欺许多人于一时”,再设法从一时拖长时间,也不能否认不是自成一说。在外表上,他们虽然也有一些讨人厌的八股,但他们自己很少信,他们是实际到只相信naked power,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并没错。(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九日) 

  理论的迷惘 

  许多理论根基在许多美丽的假定上面,给基本人性(如贪生怕死、如现实、如残忍)添枝添叶,但许多都是理想,可行性太少太少(所以文天祥只有一个),有的人自我要求得太高太多,实际上却超出了个人所能负荷的,结果只有崩溃(如托尔斯泰的晚年)。聪明的好人绝不使自己中理论之毒,他有安全瓣来泄自己的气。(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九日) 

  失败的英雄 

  英雄是不能不以成败论的,因为成功是衡量一个人的重要标准。失败了,即使是英雄,也至多得一二知我者敬叹耳,于实际有何积极补助?所以哪怕是局面很小很小,有个局面总比局面荡然来得好,在“牌桌”上局促一隅,比一无所有赶下牌桌好多了。(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 

  成功条件不是单元的 

  “怀才不遇”被用作叹息的口实,是不对的。为什么光怀才就该“ 遇”?构成遇的条件很多很多,学识、才能、健康、出身、机缘、厚颜、忍耐、凶狠……等等或好或坏的品质与机会,都很重要,只有一个“才” 的条件,是不够的;既不够却空叹息,岂不笨么?(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 

  孤立。实力。小台面 

  孤立无妨,但没有实力的孤立是堪虞的,实力主要包括强韧、健康与财富,否则就很狼狈。一个人最后一切都没有了,但很有实力,即表示仍有小台面,可以翻本。人生最难的是最初积聚出的一些小台面,如能积聚起来,千万要守住!(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 

  学理路,一通百通 

  麦纳玛拉不会中文,但他的理路不来自东方,可来自别处,一点都不缺,所以少会一国文字,不读一些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到理路,则牛溲马溺,都可作为来源,积累既多,分类既细,即可构成恢恢理路之网,为人处世,即可拈之即来、得心应手了。(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虚名与实学 

  世人重的是果实,不是结果的过程。例如“博士”,重在得其名,如何得来,乃至其中有否弊端,则非所问。“有钱”、“教授”、“伯里玺天德”等等,无非如此。故名器得之先手,最占便宜,自可无中生有,化邪为正、化专知为博学、化乱法为执法……故实学以外,虚名(外在之名器)亦未可忽视。 

  实学所以震真知, 

  虚名所以撼俗世。 

  都不可废也。(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一日) 

  '附记'以上八条札记,是我十二年前在国民党的牢房里的作品,那时只有纸和笔,少量经过检查的书和一天二十四小时在我身边看住我一举一动(包括大小便)的老士官,所以谈不上什么文思,只是随手写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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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女人

  三个希望中,第一个希望看来容易做来难,这年头儿,有剩男无剩女,好不容易才碰到一个暂时喜欢我的女人,我欲不专一,岂可得乎?故非专一不可。且孟夫子说天下太平一定要“定于一”,若遇一而不立定,不但要开罪女人,而且要得罪圣人,真是不划算,如此下策,碍难照准;至于第二个希望做拜伦笔下的情棍,也良非易事,盖这种情场老油子必须有沉腰潘鬓盖博胡的条件不可,反观作者,既不剑又不侠,又不唐璜,还有什麽资格使女人意乱情迷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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