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杂文集-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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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评传」中的一小节，这段历史，我在「胡适评传」中还要细细写到它。
第六篇「关於『胡适文存』」，是一篇「特殊的」书评。最初登在「大学杂志」，後
来删了一部分，改登「自由中国」。这本是我高中二年级时候所写的一篇文字。胡适先生後来告诉我说：「雷震特别写信给我，推荐你这篇文章。」
第七篇「评介『丁文江的传记』」，也是一篇书评。对这本书缺点的指摘，我本已写
了一封信给胡适先生，可是他在出版时都没有改正，我颇为失望，也颇觉得他在这一点上未免不够虚心，他只是笑嘻嘻地跟我说他看过我的信了，如此而已。总之，对「丁文江的传记」这本书，我觉得它是一本缺陷很多的传记。
＊ ＊ ＊
编完这本小书以後，我感到一种轻快。胡适先生跟我压根儿没有什麽「深厚的世交关
系」，我也不是张铁君发行的「学宗」（叁卷二期）中所称的「被胡适全心全力支持的西化太保」，但胡适跟我之间，有许多缘分却是事实。这些事实将来我总会把它们写出来，不过那也许要在「天下太平」之後。现在我只把这本「胡适研究」先印出来，用来怀念这个去世已经七百多天的老人，一位时常要对我皱眉头的「老朋友」。
五十叁（一九六四）年二月六日在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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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於「胡适评传」
民国四十六年（一九五七）的叁月一日，我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六千多字的文章 「从读『胡适文存』说起」（现收入「胡适研究」，改题「关於『胡适文存』」）。文章发表後一年一个月，胡适从美国回来，约我到钱思亮的家里，跟我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着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
那时我已有给他写本传记的意思，但是我一直没跟他提起。我只提到几部批评他的书，像李季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叶青（任卓宣）的「胡适批判」谭天的「胡适与郭沫若」等。对谭天的「胡适与郭沫若」，他根本不知道有这本书；对叶青的「胡适批判」，他回忆说：「二十多年前叶青写完了这部书，寄了一套给我，要我答覆，我本来写好了一封信答他，後来一想：叶青在书里说我不必盖棺，论就定了，在他眼中，我已是死掉的人了，死人还能说些什麽呢？所以我一直没有理他。」
如今，七年过去了，胡适之从生龙活虎转入墓草久宿，从声容笑貌变成一棺孤骨。但是，每当我在南港的高压电线底下，走上了胡适的坟头，我都彷佛听到一种熟悉的声音在向我感叹：「我已是死掉的人了，死人还能说些什麽呢？」
於是，我又捡起七八年前的心愿，想给胡适写部传。不过这回不再是一本了，我决定给他写一部十本的大传记，我要用这一百二叁十万字的大传记，让「死掉的人」重新「活过来」，让他重新「说些什麽」（注一），也让我们「说些什麽」。
我所以发愤由我来写这部传记，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看到别人迟迟不肯动手，或做得实在令人不满意。在胡适生前，我读过胡不归的「胡适之先生传」；在胡适死後，我看过毛子水的「胡适传」。这些简陋的传记都出於胡适的学生之手，基本的姿态都是维护他的，或是只有颂扬没有批评的，同时在史料处理方面又过於粗疏，难免有很多错误。
十多年来，我遍读有关胡适的一切着作，深觉不过是两类而已：一类是近於酷评的（diatribe）；一类是过度颂扬的（eulogy）。 两类共有的毛病 ，是不能用严格的方法训练去接触史料、解释史料。於是，旌旗开处，胡适一出场，喊打与叫好之声此起彼落，胡适一方面被骂得天诛地灭，一方面又被捧得缩地戡天。结果呢，双方的感情因素是满足了，可惜被搬弄的却不是真正的胡适之！
英国的大政治家克伦威尔曾骂给他画像的人说：「画我须是我。」（Paint me as I am） 这句话，可以给任何想给别人「画像」的人做为警戒。胡适之不是轻易被了解的人，所以他也不容易被论断，没有受过严格的方法训练和史学训练的人，没有学会呼吸新时代空气的人，是没有办法给他「画像」的。
做为一个对方法训练和史学训练稍有所知的人、做为一个对新时代空气稍曾呼吸的人，我现在自告奋勇地来做这件大工作。我的目的不仅是「画」胡适之的「像」，并且还要画这个时代的像，我要画出这个时代里的大舞台、画出它的喜剧和悲剧、画出剧里的主角和配角、画出它的场地的布景、画出布景後面的众生相，也画出戏台前面的千万只眼睛。
所以，可以这麽说，这部「胡适评传」，不该单是胡适之个人的评传，它是时代的评传，它是以胡适为主角之一的时代的评传。
所以，很可能的，许多人看了这部评传会感到惊讶骇异，从正文来看，它可能是文学的；从脚注来看，它可能是历史的（注二）；从夹缝来看，它可能是无孔不入惊世骇俗的。它的结局是：君子既不喜欢它，小人也不喜欢它，只有跟李敖一个调调儿的，才会喜欢它。
但这都没关系，这都不影响这部评传的方向和进度，一个载浮载沈的传主，被一个乱蹦乱跳的作者来写他、昼他、捧他、？？他，这该是中国传记文学史上的新尝试。？？？？只有在新时代里才能肯定这种尝试，只有这种尝试才能延伸另外一个新时代。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胡适死後二周年的深夜
注一：我热烈希望凡是和胡适有关系的人，都能帮助我这个使他「说些什麽」的计画。这意思就是说，凡是知道或保存有关胡适的言行、文件、信札、图片、稿本等材料的人，都欢迎能够提供、惠借，好使这部评传增色。在传记文学不发达的中国，在这个动乱的时代，试问能有几部一百二叁十万的传记来收入你所知道或保存的材料？所以请你不要错过这个广布流传的机会。
注二：我尽量不在正文里掺入繁琐的历史考订，我的目标是「正文轻快，脚注详细」。这种做法是一种费力不 讨好的工作。我所以不能放手写文学式的正文，而要兼顾历史性的脚注，乃是因为有关胡适的基层史料 工作还没有人做好，所以我不能自自在在的走史特拉齐（Lytton Strachey）、莫洛亚（Andre Maurois）等人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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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给胡适的一封信
适之先生：
老年人总爱把青年人当毛头小孩子，所以我们心眼儿的话都不跟他们说。你在这方面非常开明，所以「李敖先生」愿意请你 听听他的故事。
我不喜欢假惺惺地谦虚，我自觉我个人的身世很有代表性，我觉得我个人的历史很可以代表现代中国的某一些青年 人，他们怎样在长成、在选择、在迷乱，最後怎样在制式教育 底下做了叛徒。这一段辛苦的过程中，多少青年人倒下去了，我是运气较好的一个，因此我还能自由地活着，活着讲我的故事。
我的祖父十几岁起就在山东做叫化子，後来替人赶马车，流浪到关外去，叁百六十行中至少干过十分之一，还有「外一 章」做过土匪，一次负了伤，躺在土坑里穷哼哼，一位大姑娘救了他，他就讨了她做老婆。我爷爷也是个ＰＴＴ，从此洗手从良，几十年後，居然被他熬出一家银楼。我奶奶真能生，独力生了 十二个（六男六女，成双成对），她是热河人，我爷爷一生气就骂 她「穷山恶水，丑妇刁民」。可是「丑妇」颇有眼光，至少她说动了我那目不识丁的土匪爷爷，叫他送「老二」（我老子）上了京师 大学堂。
「老二」在民国九年入了北大国文系，他的同班陆侃如魏 建功都有了成就，可是他没有，一毕业，十几口的家就累了他，使 他放弃了吉林送他留学的公费，使他在抗战时逃不到大後方，他逃到北平，就逃不动了（九一八事变後我们全家到北平，我父亲到处 找事都没头绪，他去找过你帮忙，可是你没见他，他很失望，所以 後来一提胡适之，他总是唔呀唔的）。後来他总算在法部找到一件小差使，一次办移交的表现，居然使一位朱九爷赏识了他，此後一 直保荐他，直做到王克敏手下的太原禁烟局的局长（他在胜利後从 书堆里掏出一张马占山开给他担任敌後工作的证明，可是我颇怀疑他对工作认真的成绩）。
日本华谷中将（？）为了打击王克敏，说我父亲贪污，一年监狱审问竟找不出证据，出狱後王克敏为了酬劳他的「尽职」， 给他做华北禁烟总局的局长，可是他似乎知道日本快垮了，不能再 干了，急流勇退，是他聪明的地方。胜利後北平大抓汉奸的当儿，他却安然化名在东北营城煤矿做他的总务处长！
抗战时没逃到後方，他颇以为憾，所以共产党一来，他决定先跑，跑到台湾来，箱里的老底子全折腾光了，知道他的人不相 信他没钱，按说我也不相信，但我发现早上起来必须要用盐水代替 牙膏的时候，我开始相信了。
我父亲有意埋葬他过去的历史，重新检起他在北大刚毕业 时的行业，在中学教起书来，他的文章和人格是我怀疑的，可是他 的口才与办事能力我还看不到有谁比他好，他看到他旧日的老同学，凡是不为家累逃到後方去的，如今都做了省主席、立监委，他 的学生也做了次长了，他似乎不无感慨。他是一块做政客的好材 料，他不能在这方面继续发挥所长，所以就安心做了一个好老师。
他死的时候居然落得台中市市长以下两叁千人送丧的场面，那时候似乎人人都痛失师表，人人歌颂他，同时痛骂那「不磕 头、不烧纸、不流一滴眼泪、主张丧礼改革的儿子」！
那是我生平最得意的一次经验，是我独自一人在传统与群众面前表现「吾往矣」的勇敢，如果你要找寻一个「我对於丧礼的 改革」那篇文章的试验人，你一定无法阻止我的自荐。但是当我反 抗我的长辈们逼我磕头的时候，在我脑袋里打转的还不是那篇文章，而是那首诗「礼」！
那是我大学一年级的事，那时我刚二十岁零二天，可是我 觉得我已长成了。
二十年间，我那叁姑六婆化的家庭与颇识时务的父亲并不 能给我什麽脱俗的影响与身教，正如一般中产阶级的中国家庭一 样，在这种环境里按说一个从未出过家门的男孩子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叛徒，可是我毕竟以这种身分出现，当我父亲眼睁睁地看我退还 他的压岁钱宣布「不过旧历年」的时候，他的表情是我不能形容 的。
如果我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来分析我自己，那太麻烦了，因为我的形成很简单，我该感谢我父亲的，就是他老先生从来 允许我自由意志的自由发挥，在别的小男孩还在玩泥巴的时候，我 已经为自己布置了一个小图书馆，我父亲从来没有拒绝过我向他要钱买书，从来不干涉我想要看的书，逃难到上海的时候，学费太 贵，我的姊妹们都失学在家，他却叫我去读缉？？中学（就是你教过 书的华童公学），不让战乱耽误我的学业。二十年与他相处，他似乎充分发挥了「北大精神」。看到周德伟不管他儿子，我向他笑着 说：「所谓北大精神就是『老子不管儿子的精神』，你们北大毕业 的老子们都有这种精神。」
从一九叁五年以後，尽管世局天翻地覆，一个小男孩却能安坐在他的小象牙塔里，慢慢地成长，家庭、父母、姊妹、外人都 不能「引导」他，因为书本早已取代了他们的影响，而把我带入一 个新境界。在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的书架上，客人们可以看到「中山全书」，也可以看到右派的「我的奋斗」，和大量左派的书报： 从「观察」、「新华日报」，直到格拉特科夫的「士敏土」，这些 早慧的成绩虽然带给我那小头脑不少的骄傲，可是也带给我不少的迷乱。
整个的初中我都陷在迷乱里，直到我进了高中，直到我碰到了我的老师严侨（以侨），我的生命才起了突变。
严侨是严复的长孙，初到学校的时候，立刻使我们倾倒， 他的热情与犀利，文理科的知识，英日文的熟练，都不是那些混饭 吃的教员比得上的。很快的，我跟严侨建立了友谊；很快的，我知道了他为什麽整天买醉？原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