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杂文集-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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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出自政府本身；第二是薪金给付，必须合乎情理。例如公务人员房屋津贴每月七百元，这种数目，连间厕所都租不到，如何养廉？这样开玩笑，人不贪污，其可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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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的前途在那裏？－－”大勢已去！”
竺可楨是留美博士，從一九三六年起做浙江大學校長，一做十多年， 由於他是浙江人，尤得蔣介石的看重．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條下，有這樣一段紀錄：”晚飯時，先生談起’ 竺可楨的太太是姜立夫的妹妹；這位太太死後，再娶陳源的妹妹．這位陳 小姐，面孔圓圓的，長得很甜．我的太太對我說，如果她死了，她勸我娶 這位陳小姐，可以看出我太太對她的喜歡．勝利之後，我到浙江大學去演 講，可楨是浙大的校長，他和他的太太住在禮堂樓上．你想，校長住在禮 堂的樓上，他的一切行動都被學生監視住，我就曉得他們是出不來了．’ ”從這段話裏，看出胡適的意思是，國民黨丟掉大陸前，他的老朋友竺可楨不肯來台灣，是因為”一切行動都被學生監視住”，不過在我看來，事實卻非如此．
蔣經國在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列席立法院第五十五會期第一次會議口頭施政補充報告－－”推行開詹脊牧苷巍睍r，有這樣的話： ”我覺得今天特別要注意的，是心理建設．現在一般人覺得民心很安定，但只是安定，還是不夠的，我覺得今天的民心要從安定轉向堅強，祇有堅強，才能擔當重任，才能求得我們的本身的生存．如何使民心從安定轉向堅強，就是我們要始終執有堅定的信念和信心，在任何的情況之下，我們不動搖，不懷疑，不灰心，這個堅強的國民信心，要確實地建立起來．我想到民國卅八年由上海撤退的時候，總統蔣公從舟山派經國到上海去，請當時的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到台灣來，我在一間醫院裏找到他，向他說：總統蔣公請他到台灣去，他想了一下說：’謝謝總統的好意，我想不必了！’我說為什麼呢？我今天就可陪你到定海去，他嘆了一聲說：’大勢已去！’我問他為什麼大勢已去了，他說你到台灣能去多久呢？半年或頂多一年．我說不是吧！後來無法再談下去，他反而向我說，你也不必到台灣去了．我就發惱了，我說：’人各有志！’就不握而別．像他那種人是短視，只顧現實，看不遠，看不到大的問睿f大勢已去，試看我們從大陸來到台灣有二五年（按：他媽的還好意思說？！無恥！），不僅繼續存在而且蓬勃發展，今日國家世界的大勢乃是共產主義一定崩潰，共產制度一定滅亡．”
從蔣經國這段話裏，我們看到他當年去見竺可楨，地點是在上海，而不是在杭州，自然不發生”一切行動都被學生監視住”的問睿梢婓每蓸E不肯來台灣，純粹是他對國民黨的天下已倒盡胃口，洠в袆e的原因．
想當年在國民黨丟掉大陸前夜，真正有良知的中國人，對國民黨均已倒盡胃口．他們之中，或因個人的，家庭的原因，不得不離開大陸，但那只是對共產黨的逃避，並不是對國民黨的深情．宗榮祿”天民回憶錄”中說他因父親的原因，為之發誓反共，來台灣前，他的朋友宋偉霖問他：”你去幹嘛？國民黨已壽終正寢，你還想親視含殮．”這話可真一針見血． 多少來台灣的外省人，其實都未嘗不以”親視含殮”的心境來看國民黨的 ．陳债斈陮ξ艺f：”共產黨的失敗，並不就是國民黨的勝利．”可見縱使”國家世界的大勢”如蔣經國所說，別人一定”崩潰”，”滅亡”，但國民黨的前途，又在哪裏呢？
一九八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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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着民主反民主 /李敖 1988。07。24
国民党性好媚外，媚外之道多端，其中一项，是喜欢把条条大路冠以外国人名，从史迪威公路到麦克阿瑟公路到罗斯福路，一干路等，都是证据。罗斯福路是纪念美国小罗斯福的，此公能当上总统，得力于一员大将使他上路，这员大将，就是史密斯（Alfred Emanuel Smith）。
史密斯外号「快乐战士」（Happy Warrior），他是美国民主党的掌门人，四任纽约州长，同时也是民主制度的热情拥护者，有的人发觉民主有流弊，主张来点别的，史密斯笑起来，他说下千古名言：『治好民主的所有毛病是更多民主一点。』（All the ills of democracy can be cured by more democracy。 ）
这句名言，国民党曾加以剽窃，说是他们祖师爷说的。事实上，这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因为只有对民主有深刻理解与信仰的人，才会说出这种话，国民党差得远！
国民党差得远，民进党又如何呢？民进党是国民党的公开学生或私淑弟子，许多民进党员对民主的理解与信仰，其实也是可疑的。可疑中最有趣的，是他们对民主的行动诠释。民进党争民主，我双手赞成；争民主付诸行动，我也双手赞成。但是行动起来，必须「更多民主一点」，才能无负初心。可是，事实上，一次又一次的，民进党却在以行动作贱民主，对民主作走火入魔的行动诠释，这样子干法，又比国民党高到那儿去呢？
例如民进党式民主，动辄搞群众大会声讨 ，进行请愿。群众大会是最欠理性的，是独裁国家的煽情法宝，本来就容易对民主构成伤害（yubar按：发动集体签名运动 ； 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民进党搞群众大会于先，再进行请愿于后，配合之妙，无异火上加油。请愿并没有什么不对，「请愿权」（right of petition）是今日各国宪法（包括所谓中华民国宪法）所承认的人民权利之一，当然可以行使，但是请愿的本质，有它的历史背景，那就是向统治者陈情。英国国会在起初并不能制定法律，法律是国王制定的，议员仅能向国王陈情，请求制定法律以纾民困。由于同类案件过多，所以请愿开始合并，以集体作业行之。进而演变成国王根据两院的献议（by and with the advice）制定法律，而国会于是取得制定法律之权。进而在1689年，以『人权清单』（Bill of Rights）规定向国王请愿为人民权利。这一观念与制度，自此风行世界，形成了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之一。正因为请愿的历史背景是向统治者陈情的，所以在气氛上，它是一种心平气和的陈述行动，而不是一种慷慨激昂的暴乱行动。今日各国宪法所规定的请愿权，立法原意，都是要求下情上达、有话好说，这样才符合民主风度的规格。
以前在大陆，安徽学生向军阀请愿，军阀开枪，有的竟被打死了。后来胡适写了一首诗，诗中有一句话是「请愿而死，究竟是可耻的！」意思是说，人要作战而死，不要求情而死。请愿基本上是一种陈情行动，被陈情者如果顽如军阀，就该革他的命，而不要向他求情；相对的，如对「更多民主一点」有所理解与信仰，就该有民主风度的去请愿。一方面向立法院请愿，一方面又粗暴的拆立法院招牌，这不是民主风度，这种人，有种就去革命，实在不必作贱民主如此。国民党打着民主行独裁，固为我们所痛心；民进党打着民主反民主，也为我们所疾首，热爱民主的人，务必保持警觉，别被他们带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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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朴方忆受难岁月/ 李敖
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在文革时被红卫兵折磨，自楼上推下，以致半身瘫痪。日前他接受香港明报访问，今日中国时报转引内容如下：
邓朴方忆述文革时父亲被软禁，相隔四年多再度见到老爹时说：当时大家开心地笑，也开心地哭，当天晚上，邓小平和卓琳夫妇在儿子的床边，代他脱下又臭又脏的衣服，擦了澡，父亲还用手巾替他擦身，并细心地垂询他的病情。
邓朴方告诉父亲：“从胸口以下都不是我的了，已经没有知觉。”话完，母亲卓琳和祖母都忍不住哭了，父亲却凝视他，一言不发。
邓朴方忆述在江西一段日子时透露：父亲每天都给他擦澡、翻身，父亲每次先把热水烧好，再动员两位老人将自己抬进洗澡间，在热腾腾的蒸汽中，一遍又一遍儿子擦身，天天如此，不马虎也不间断。
邓朴方告诉明报记者自己当时躺在海滨医院走廊时的心情：当时奄奄一息等待医生检查，面部虽带笑容，但眼神依然是黯然之色，当知道自己会瘫痪的时候，心情还很平静，但心如死灰，因反正没希望，伤和不伤完全一样，一点儿也不觉得伤残以后有更多的痛苦。
1979年年初的一个早上，躺在北京三0一医院接受治疗的邓朴方，被护士发现他的背后鼓起一个大包，他自己运动身体完全没有感觉，体内脊椎咔吧咔吧作响，检验结果，发觉他的脊椎再度骨折，一旦骨头刺破脊椎两旁的动脉，会导致内出血，如骨折后的脊椎刺穿皮肤，露出体外，可能会感染致命的脑炎，当时大陆医学界束手无策，邓小平的太太卓琳为此忍不住而痛哭，直至1980年，他才以保密方式邀得美国新奥尔良儿医骨外科主任马昆医生代他检查。
马昆医生告诉明报记者忆述当年检查邓朴方病情时说：他曾经由苏联医生动过手术，取出体内脊椎骨断片，用一种特殊的骨科材料把脊椎固定，但下半身自腰部以下已失去知觉，动作失调，坐起时身体向前倾，脊椎没有支撑作用，瘫痪部分已经无法治疗。
马昆医生发觉大陆的医学器材无法为邓朴方进行脊椎手术，因此建议邓朴方到美国就医，但手术费及住院费共50万美元，而邓家无法凑出，最后获世界著名脊椎外科专家哥顿·
岩士唐，他当时任加拿大渥太华私立医院主任医生的协助，并获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批准由政府支付医疗费才告解决。
哥顿·岩士唐医生说：1980年9月底，他从机场接邓朴方，过了九天，进行第一次手术，主要清理他的胸腔与脊椎的旧况，固定胸部，手术一直进行十多个小时，输血达9000毫升。一周后，再动一次大手术，这次是把邓朴方的左腿的骨移植到他的胸腔背后，再用钢钉和螺丝锁定，让他整个胸部有支撑力量，手术后他离床半年不能坐起。
邓朴方忆述那段日子说，经过手术后，自己身体很瘦，但胃口很好，因此拼命吃，希望体力能早点恢复，一个月后，为了省钱，自己也搬到大使馆居住，两个月后才返回北京。
1991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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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敌人出版
骆宾王（约六四○——约六八四），浙江义乌人。他年轻时就会写文章，尤其精于五言诗，“尝作《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唐高宗时候，“为长安主簿。坐赃，左迁临海丞，怏怏失志，弃官而去。”
徐敬业起兵讨武则天，他参加了，代徐敬业主持宣传与军中书檄，最有名的《诗武曌檄》，就出于他手笔。传说武则天刚看到这篇骂她的妙文时候，满不在乎，并且还嘻嘻哈哈的，但是读到其中“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两句时，睁着眼睛说：“谁写的？”左右告诉她骆宾王写的，武则天埋怨说：“宰相安得失此人！”（宰相怎么把这样的人才没给注意到！）
徐敬业起兵失败后，《新唐书》说：“宾王亡命，不知所之”。《旧唐书》说“伏诛”，显然是被杀了。
骆宾王死后，武则天找人寻访他的作品，找到了十卷，“盛传于世”。
骆宾王任侍御史时入狱，写了《在狱咏蝉》，说：“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他死后，决没想到“表”他“心”的竟是他的头号政敌！武则天的度量，真不简单！
像武则天这种度量，在后代的统治者中，也有效法者可寻。明末清初时候，明朝的孤臣孽子史可法（一六○二——一六四五）复多尔衮书，拒绝招降，终于以四十三岁盛年，乱军之中就义而死。他死后，他这封复多尔衮书，淹没不彰，清初修《明史》，在史可法传中甚至不载此事。到了乾隆皇帝时候，敕修《历代通鉴辑览》，开始出现“先是我睿亲王多尔衮今南来副将韩拱薇参将陈万书等赍书致史可法，可法旋遣人答书”的话。乾隆“御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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