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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

李敖杂文集-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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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题就是养汉,女人偷人养汉(笑),太狭窄了。你象琼瑶写小说,就是这个小镇的恋情。 

  问:写作技法上有什么新的尝试吗? 

  答:技法上,我认为我在处理中文的技巧上面,我觉得我太自负了。原因很简单,这分两个层面,一个文言文的阶段,一个白话文的阶段。好比说我们过去写小说,用文言文写,现在看来蛮好玩的,象《红楼梦》,不可能再用这种文体来写东西了,(它)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用白话文写了之后,从来没有人写成熟过,用白话来表达,没有人成熟过。 

  还有一点就是,有很多涉及画面的部分,古代没有照相,没有摄影,没有电视,没有电影,所以很多部分要用文字来描写。好比说《红楼梦》描写王熙凤出场时,用了一页来描写。现在,如果小说你还用文字跟画面来抢,是错误的,这个时候你要很快地过桥,让它过去。画面不能表达的东西,用文字表达。好比我举个例子,象“己所不欲,毋施于人”这8个字,你用画面表达不出来,太抽象了。这才是文字的特色。我的小说部分就分得很清,知道什么时候发挥文字的张力跟它的优点,什么地方要闪躲,不能再碰它,因为那个是错误的。三轮车无法比赛得过汽车的。为什么艾略特讲20世纪小说没落了呢?因为它们忽略了有些工具超过了小说,电影这种画面东西超过了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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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天安門

  我的名字叫天安門,我是一大棟雄偉的建築,我不是人,人們當然也不以為我是人,但我實在是人,雖然人們不知道我會說話。 

  今天我忍不住了,在多少年來,多少人在我身上、在我面前,說了多少話以後,我要把所有人撇開,說幾句話。 

  早在七百年前,十三世紀晚期,元世祖建設京城大都的時候,我就誕生了。那時候我是大都南面正中央的城門,叫麗正門。我因為居高臨下、視野寬廣、又長命百歲,所以首先看到了元朝天下的興亡。 

  在我誕生一百多年以後,十五世紀早期,明成祖又建設京城北京了,他把大都的南面城牆更向南推了一公里,我身邊的元朝城牆給拆掉了,牆址變成了後來的枺鏖L安街,我由元朝的大都南門變成了皇城的紅門,改名叫承天門了。 

  兩百四十多年過去了,明朝的天下,又在我跟前消逝了,清世祖帶兵進了北京。八年以後,我又改名叫天安門了。這個名字,一叫就是三百三十八年了。 

  八十八年的元朝天下、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天下、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天下,一個個都過眼煙雲以後,中華民國的五色旗、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旗、日本帝國的太陽旗、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旗、以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旗,一個個城頭變換、大王備出,真令我目不暇給。雖然如此,在我眼花撩亂之時,卻有著一股神氣中的惆悵。 

  我神氣,為的是我老眼平生空四海,看盡了一個個朝代的興亡,固一世之雄也的天下,在我跟前,無不一個個淒涼以去,只有我巍然獨存、雄視百代:我惆悵,為的是我越老越看清了中國政局的真相,原來不是那麼簡單的誰打倒誰的公式。中國人民的眼睛,還有待進一步的雪亮起來。 

  遠的不必說,即以在我跟前的為中國而流血的事件而論,不論被殺的、殺人的,還是在台灣、在海外粉拳繡腿淚眼疾呼的,對他們說來,這是一個鮮紅的新聞事件的問世;但對我說來,卻是一個紫紅的歷史事件的翻版。——中國歷史在我眼前走過,我是活的歷史,我有資格下這種論斷。 

  你們只看到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但你們不知道,就在六十三年前,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在我這天安門前,發生過什麼事。 

  那一年啊那一月那一天,國民黨聯合了共產黨,在國民黨中央北京執行部的領導下,由國民黨北京特別巿黨部出面,在我這天安門前,召集了十多萬學生與群眾,舉行反北洋政府的活動,他們的囗號是:「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熱血」,「聯合起來反抗帝國主義的聯合進攻,反對軍閥的賣國行為。」在個個熱血沸騰、氣憤填膺以後,他們派出請願團,朝執政的段祺瑞的執政府請願。可是,執政府為了保護政權,終於開了槍,四十七個人被打死了、兩百多個人受傷了,成為有名的「三一八慘案」。同時通緝了國民黨共產黨要員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顧孟餘,認為他們煽動群罛去送死;並指摘他們「率領暴徒數百人,……叢擊軍警,各軍警因正當防禦,致互有死傷。」 

  六十三年過去了,在我這天安門前,歷史又重演了。同樣的熱情、同樣的流血、同樣的禍首、同樣的罪狀、同樣的辯解理由。所不同的,是血流的多少、是時間的長短、是痛苦的溕睢2贿^,當毛澤枺暮勒Z——「誰去鎮壓學生邉樱恐挥斜毖筌婇y!」言猶在耳的時候,北洋軍閥死而有知,他們會向我浮Α!

  六十三年前的抗議者,如今變成了開槍者,中國人民只會被殺殺人,不會明白。只有我明白。 

  中國古人的賦裏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我想,中國人民必須有暇自哀,以此為鑑,知道了自己的對錯,然後抗議者和開槍者才都各得答案。否則的話,不論賢或不肖,終歸於盡。長則百年、短則數載,在我這天安門前,依舊周而復始、改朝換代而已。 

  多可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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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名教思想

  名教一词,最早是用来描写汉朝末年的清流人士李膺的,见于「世说新语」。原文是:「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不过在「后汉书」中,并没有以名教为己任的话。所以名教云云,可能是「世说新语」作者刘义庆归纳李膺行为的话。换句话说,就是晋朝人刘义庆,以当时人的口气,说了汉朝人的话。汉朝人并没有名教的话。

  名教一词,严格说来,最早见于晋朝人嵇康的「释私论」。「释私论」说:「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

  嵇康是三世纪时最伟大的不合作主义者,他在魏晋之际,司马家政治集团坐大后,下乡以打铁谋生,最后还是在劫难逃,以四十之年,被诬叛乱,从容就义。俞正燮「癸巳存稿」说:「乍观之,一似司马氏以名教杀康也者,其实不然也。」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说:「司马氏实以当时所谓名教杀康者。」其实,俞正燮和陈寅恪都犯了各执一端的错误。事实上,政治瘪三杀嵇康,理由既是名教的、也是名教以外的,硬说那一种而不是另一种,大可不必。

  以名教理由杀人,什么是名教呢?照嵇康「释私论」的原义,名教显然是指与道家自然思想对立的儒家名教思想而言。「晋书」阮瞻传中王戎有「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之问,足见名教是与自然相对的,换言之,名教与自然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歧义的一项主题。

  所谓自然,在「晋书」乐广传中有个例子:『是时王澄、胡毋辅之等,皆亦任放为达,或至裸体者。广闻而笑曰:「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崇尚自然的人,不但在理论上上天下地,甚至在衣冠上都天体营化了,「越名教而任自然」到这种具体程度,还在乎什么礼法呢?

  道家的自然思想,是上天下地的;儒家的名教思想,原始意义虽不上天下地,也相当宽,但在晋朝人的解释下,就一框再框。晋朝人心中的名教,如陈寅恪所说:「以名为教,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亦即入世求仕着所宜奉行者也。其主张与崇尚自然即避世不仕者适相违反。」嵇康要「越名教而任自然」,从宽处看,是儒道思想之争;从窄处看,却是标榜老庄之学,对现政权不合作。政治瘪三以违反名教理由杀嵇康,也就因此而来。

  不过,从晋朝以后,对名教的解释,是不从窄处看的,它的定义,像滚元宵,有了核心以后,越滚越大。一谈到名教,它就涵蕴了纲常、名分、尊卑、礼法、人伦等等所有的仁义道德,成了总称。而这些仁义道德,是以君臣父子为主轴的。这就是袁宏「后汉纪」中所谓的「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任何有违这一规范的,都会被扣上「名教罪人」或「有伤名教」的大帽子,被斗得死去活来。这种名教思想,是中国人独有的法宝,洋鬼子是学不到的。(对名教的解释,有两个旁支:一个是顾炎武的「名教」,解做名誉与名声,这不外是「管子」中「名教通于天下」的别说;另一个是胡适的「名教」,乃专指姓名与文字迷信而言。皆非正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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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贪污思想

  贪污是世界性的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但是中国人的贪污思想,除了恶与人同之外,又有它独立的特色,应该特别研究。

  中国人的贪污分三大类,一类是贪得无厌型、一类是政治作用型、一类是应付开支型。

  贪得无厌型是指贪污所得,根本不是用来花费,只是满足个人的贪心。明朝严嵩贪污,家产可支付好几年国防预算;清朝和拔郏也芍Ц20年全国预算。……………。这样庞大的贪污所得,当事人虽寿同彭祖,活八百岁,也花不完,所以这种贪污,只是病态的「贪污狂」而已。

  政治作用型是指贪污避祸,根本不是要贪污,只是消弭人主的猜忌。汉朝萧何「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目的无他,意在告诉汉高帝我无大志,只是爱钱耳;宋朝石守信被「杯酒释兵权」后,「专务聚敛,集财钜万」、「募民軰瓦木,驱迫甚急,而佣值不给」,目的也无他,意在告诉宋太祖我无大志,只是爱钱耳。………………这样有意的贪污自污,当事人实非爱钱,但是格于人主,不得不爱它一下。此类政治作用的贪污,有的甚至是奉命的。南唐以五万两银子贿赂宋朝赵普,人主却说「此不可不受」,最后南唐派本家老弟来朝,人主除赏赐以外,秘密送来红包,打开一看,数目正与五万两银子相等!可见奉命贪污,可做为人主明察秋毫的政治作用,贪污之为用,亦大矣哉!

  应付开支型是指贪污原因,根本在入不敷出。有趣的是,这种入不敷出,并不以小官穷吏为然,封疆大吏也一样。在后魏时代,根本没有官禄之制。清官贫苦异常。如高允住草屋、吃盐菜,儿子要采樵自给,才能活命。到了明清,也好不到那儿去。明朝广西道御史刘准,由进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养活母亲妻小。到了清朝,总督年俸不过一百八十两、巡抚年俸不过一百五十五两,都不能活。雍正创制「养廉银」救命,但是行之既久,物价上升,其廉也未易养,再加上财政拮据,「养廉银」也停支或减少,发挥不了作用。政府方面,一方面养廉,一方面贪污,最明显的是卖官鬻爵,做官要捐,才有官做。并且越捐越不值钱。一个知县,在干隆时要捐四千六百两才能做,到了光绪时,只要二千六百两就成交了。照许世英的回忆,一名小京官的官俸是纹银七十两,但可分到「印结费」三十两。「印结费」就是捐官晋京朝见时的「孝敬」。晋京朝见,必须同乡京官用印具结做保,被保的人,一律要出钱,汇集起来,由同乡京官公分。因为京中开支大,必须贪外官之污,而羊毛出在羊身上,外官不贪污,也不能活。于是贿赂公行,满朝皆贪污。可见这种公然的贪污,是制度使然。制度使中国人不以贪污为耻,制度腐化了世道人心。

  国民党调查局在二月一日成立了肃贪处,准备大举惩治贪污,我看了很好笑。中国人惩治贪污,从明太祖剥皮到国民党戡乱时期贪污治罪条例的死刑条款,何代不严?但贪污之事,何代无之?根本的原因很多,在政府方面,制度上必须修正两点,方有起色。第一是监督工作,不能出自政府本身;第二是薪金给付,必须合乎情理。例如公务人员房屋津贴每月七百元,这种数目,连间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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