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书事 作者:李波-第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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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无论过去多少年，重读马原，譬如重读他的《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虚构》、《拉萨的小男人》的系列作品。仍然只能无可奈何地说：它们是当代小说中最令人惊异的小说。最令人惊异的，是作者的想像力，他的写作技艺和他的小说所提供的种种可能性。马原最令人惊异的，是他创造了现代“汉语小说”的一种写法，确立了现代“汉语小说”的一种形式。而在此之前，这种写法和这种形式，在现代汉语写作中是没有的。但马原决不仅仅是一种小说形式的开创者，他在艺术上的博大与丰厚也是其他小说家所难以企及的。马原对自己的小说有着自信而深刻的认识，曾经在一篇七千字的名叫《小说》的文章里，用异常明确的文字表达出他的小说观念与小说理论，他对近世世界小说家的评价和对自己的小说的解释。
马原说：“每个作者都密切关注着多种技法。最常见的是博尔赫斯和我的方法，明确告诉读者，连我们（作者）自己也不能确定、认定故事的真实性——这也就是在声称故事是假的，不可信，也就是在强调虚拟。当然这还要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提供可信的故事细节，这需要丰富的想像力和相当扎实的写实功底。不然一大堆虚飘的情节真的像你所声明的那样，虚假、不可信、毫无价值。这种技法表面上看很简单，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主要是对作家基本功要求很高，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这样的方法往往是最具效果的方法。”这种切身的写作经验确实比一些评论家的高头讲章说的痛快明白。
站在这个无比荒凉的大地上，面对一些真正的大师，用他们的勇气、人格、受难的姿态，尽其所能地在废墟上把人类残存的希望与信心聚拢起来，以获得一个完整的基础关怀人、解释未来新的生存。而马原是不是大师，这其实已经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马原的小说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道独特的风景，他为小说的世界打开了另一扇窗户，我们在这一扇窗户里看到了与以往不同的风景。正如某学者所云：以往我们接受的是这个世界的A面，而马原的小说偏偏呈现了这个世界的B面，于是震惊产生了。
已故的上海评论家胡河清曾经说过：“马原是具有比较敏锐的‘文化意识’的一人。”胡河清偏爱马原的早期小说，他在《马原论》一文中对马原有极为漂亮的评价。其云：“佛家有雪中芭蕉之喻，喻‘金刚不坏之身’；我倒愿意马原修成如雪海中不凋生命之绿的大芭蕉树那般的金身，虽然进入神秘冷峻的世外仙境，却又能有朝一日回归到象征感情生命之美丽的凡界之火焰山。这是比佛法的涅更大的道行。马原能成此果否？”淡出小说创作的马原已经无法完成胡河清先生的遗愿了。
“我就是哪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马原小说《虚构》中的第一句话）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读到这样的句子时感受到的那种简练直接和对于操控一个故事的自信。那时我就敢肯定，这是一位不错的小说家。现在写小说的马原，他已经成为历史，成为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标志之一。可能马原自己并不喜欢这样的结局，真正的小说家并不会在意所谓文学史上的定位与肯定。然而正如马原所说的那样：人世间的上下并不平坦。许多发生的事你自己并不能控制，如此，你只能接受这样的结局。
思想在河谷中的穿行
——《书屋》2002年第8期札记
shidi发帖时间：2002091520∶35∶00
喜欢旅游的朋友，你到过那些荒寒的河谷吗？那是汪洋大水的源头，是万涓流泉的驿站。在那里，鬼斧神工的造化不屑精雕细刻，让生命保持着生动的粗；自以为是的文明不愿冒险造访，放纵了美的恣肆和天然——森然成阵的群山突然撕开一个裂口，雪浪簇拥的湍流在斩关夺隘；危崖乱石桀骜不驯，荒烟水气舞蹈弥漫，林莽长啸，惊风乱穿，人遗世而孑立，心惊悸而惕然……
在人类文明的漫长历程中，也有这样的“河谷”。它不像精神财富的展馆，陈列着定论凿凿的精品；也不同于学术思想的公园，整饬得那般赏心悦目。它或显粗放，或有缺失，却自有盎盎然的生机和沉甸甸的问题，能拽引长久的注视，能揪住人的灵魂。泰勒斯仰望星空之时大胆宣称“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水做的”，现在看来实在可笑；老聃遗世独立之际慨然斥责“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未免有点以偏概全。然而泰勒斯把人类的思考从神话中解放，使米利都学派成为灿烂的古希腊思想的滥觞；老子揭櫫的道家思想，挑战专制主义数千年，为中华民族深深打下了自由的烙印。近代的尼采、皮尔士，现代的弗洛伊德和萨特，后现代的福柯、德里达，都是始则聚讼纷纭，继而蔚然大观……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逆溯思想史，我们不难发现：所有开宗立派源远流长的学说，都曾在它的开山巨擘手中穿行过这样的“荒河谷”。只因有深刻的智慧和殷切的热望为根基，它的粗糙和偏失就是可以原谅的，甚至是必须接受的。以此为鉴，我们就得慎用学问家的理路去苛求思想者，更不能拿规范的窠臼去拘制卓越的心灵。刻舟求剑易，沧海探珠难；按图索骥的章法，何如天马行空的灵感？
在我看来，《书屋》的道德文章，以思想的冲击力和震撼性见长，一如那浑朴粗砾却揪人魂魄的“思想的河谷”。谓予不信，请为君言——
一 黎鸣：《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走向死亡的最后历程》
宣判一个学科的“死亡”，在学术界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其意义绝不压于公布一门学问的诞生；而作者胆敢向含宏万汇光焰夺目的“西方哲学”下死亡判决书，这风险可就冒得实在太大了，以至于我看到这文章标题的第一感就是：又从哪儿跑来一个二愣子？只是出于对《书屋》编辑水平的信任，我才没让这种反感导致遗珠之恨，并在始而惊奇、继则深思的研读中，收获了许多顿悟、许多赞叹……
文章首先诉诸于稍涉哲学者都熟知的常识，概述了儒学、神学、古希腊哲学和经院哲学的兴衰，并总括为“学问的生、死、原、伪与交配”，让你不敢小觑那人的知识储备和理论功力，其中一段极具统摄力的话激起了我的阅读兴奋——“神学反思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力量，哲学反思人性精神的实践的理性力量，人学反思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力量。”接着，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的中国人几乎完全把智慧理解成了人与人斗心眼、斗权术、斗谋略、斗机变的充满了非理性的工具，这与西方人所理解的哲学完全不是一回事。”这又令人服膺其见识。在用货真价实的洞见打消了我们对作者是否清醒、是否够资格来发此宏论的怀疑之后，洋洋洒洒的文字开始对林林总总的西方哲学流派一一叫板，还举重若轻地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维特根斯坦的“让哲学安息吧”、卡尔纳普的“一切形而上学的命题都是不可由经验证实的伪问题”、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这些绝对重量级的援军信手拈来，以不由分说的强力向壁垒森严的“西方哲学”压过去，恰似惊风穿林、狂涛拍岸，许多豁然贯通的警语、睿眼撩人的智慧，则如清心涤魂的林涛、赏心悦目的浪花，组成一幅有声有色的思想图画，令人目不暇接！
不过，要说这“死刑宣判”就可立即执行，我可没这胆——在那华美强悍的行文之间，立论的偏失也十分刺眼。例如作者情有独钟、使之在全文首尾呼应的“人学”，竟然不加阐释；被作者定为替西方哲学自掘坟墓的两大罪魁之一的“还原论”，也是语焉不详；宣称逻辑实证主义是自然科学对哲学的“弑父杀戮”，却不剖析马赫、罗素们的自然科学背景——这都使作者那力求庄严的宣判，显出些趔趔趄趄的慌张。把马克思归于“社会科学家”、说什么“还尚未出生的胎儿”，也似乎该算作学术和语言的硬伤？即以行文风格而论，读起来也有些不尴不尬：当成学术论文去读，略嫌其粗疏；作为思想随笔来看，又似乎略感艰涩，真好比是一个谈天论道说理抒情的“四不像”。不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四不像”可是珍稀动物，是不该轻易猎杀的。
古往今来，哲学与宗教双峰对峙，在人类的精神归宿、价值选择、思想方法乃至道德规范中，都俨然是神圣的主宰；在尼采、弗洛伊德、霭理士、金西、福柯前赴后继长达一百多年的冲击之下，两位大佬好不容易才给人的欲望挪出一角容身之地，连“三权分立”的份儿还没到呢，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人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而且一出手就要灭人家，恐怕不那么容易。也许，这倒有点符合我们眼下“正向法治过渡”的国情——且不管被告上诉、二审判决会说些什么，一审法官已经尽力，这就不错了！
二 邵建：《事出刘文典》
眼见着心中偶像般的鲁迅授人以柄，而且人家的指责合情合理、中规中矩，总有些怅然若失。虽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应该是常识，但总还是希望深刻睿智如先生，是应该能把那些杂色和缺点掩得紧一点、压得深一些的。邵建的分析无情地把它们指了出来，而且坐实了“别人大敌当前，先生背后一刀”的行状，不禁为先生难过。我曾在刘军宁编的《自由主义与北大传统》一书中读到过罗隆基一些掷地有声、隔代回响的政论，对这位“大右派”是颇为心仪的；胡适更是名震华夏，在笃行民主、苦心营建方面为中国知识界树一典范。先生偏偏在这一方面与他们过不去，而且把战略原则的分歧，当成了势同水火的决绝，甚至以“动机不纯”责人，有点诛心而论的嫌疑。在邵建举证翔实、持论稳当的批评面前，我无力为先生辩，谨将我对当时情势和鲁迅风格的理解，婉陈如下，以期邵君谅察。
旧中国是一个弥天的暗夜，民族的命运是苦海中的航船。在历史命定的这一时刻，鲁迅以自己的激越、深沉、犀利和冷峻，成为了苦海中的灯塔；而胡适以自己的笃实、殷切、厚重和诚朴，扮演了航船上的水手。水手之职，当然志在引航；而灯塔之用，或许也能告示陆岸，但更多的时候，却是在警示礁滩。倘那守望者焦灼于航船触礁的危险，偏又看出那舵手刚愎自用甚至志在营私，则其对所有帮忖者一概怒斥喝骂，有点慌不择言，大概是可以原谅的偏失吧？国民党的“党国”、“训政”，刚好就是这样一个“舵手”，而胡罗丁（文江）翁（文灏）一班“自由主义人士”，不免有点像懵里懵懂的水手，虽志在助人渡海，却忽略了那船早已偏离航向！他们的拳拳苦心究竟效用如何，历史早已作了结论，那么，鲁迅的斥骂或有过激，但那瞩远见深的睿智，不是更值得我们学习吗？责以方式的不当，我心悦诚服；但用什么“文人文字常有的怪戾的刀笔气和攻诘味”来编排鲁迅，并将其与“我以为胡罗文章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文字”对照，邵君是否心怀偏爱而稍失公允了呢？
不错，对于在30年代的旧中国，向权贵们建言什么“人权”、“宪政”、“法治”，鲁迅确实是“不想弄明白”也“缺乏兴趣”的，但这其实是洞明世事、看破把戏之后的了悟。邵建说先生是“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资源”，林毓生却认为那是因为“鲁迅具备了思想和道德上的气度和胸怀……有意识地选择了以思想文化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参见林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两相比较，我更服膺林说。邵文立论是很扎实的，将鲁迅的“批判”和胡罗的“建构”并列对比，也很发人深省，若再参以林说而慎贬先贤，回望历史而不放任好恶，是否会理解和佩服鲁迅的深刻，从而也不那么伤害我们对鲁迅先生的感情呢？
先贤已矣，我辈惟有悬想。但这悬想中或多或少带着我们自己的偏好和时代的局限，也是常情。有此一虑，在指正前人过失的同时，报以必要的体察，也该是我们应有的情怀吧？对先贤如此，对时人亦然。即如眼下的“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两造常打笔仗，有时形同水火，在韩毓海、何清涟等人这一边，更好将火药调墨，弄得朱学勤、徐友渔们常显出忙于支绌的窘态，我看在眼里，心中也有些朦朦胧胧的想法。但平心而论，我认为“新左”的赤诚和热烈，恰如燃烧的朝霞；“新自”的沉潜和笃诚，则如明澄的天光——二者相映生辉，共同展示着中国新一轮民主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