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我的自由-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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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认为我的想法或多或少地和每位有自由性格的女性有相同的地方，可二十年前我拒绝结婚和争取不婚而育权利的行为却招致了许多非议。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的观念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认为今天的知识女性大都会同意我的观点，那就是任何婚姻道德观念都不应该成为女性追求自由精神的枷锁。虽然如此，有知识的女性还是一个一个地结了婚，道理很简单，因为她们没有勇气站起来维护自己的信念。如果你看一看近十年的离婚统计数字，你就会相信我说的是实话。听我宣传过自由婚姻思想的许多女性都胆怯地反问：“可是谁来抚养孩子呢”在我看来，这些人之所以认为婚姻形式必不可少，是因为觉得这种形式能迫使男人承担起抚养孩子的义务，这岂不是说明你嫁的实际上是一个你感到很可能会拒绝抚养孩子的人吗？这种假定未免太卑鄙了吧，因为你在结婚的时候就已经认定对方是一个不道德的人。我虽然反对结婚，但对男人的评价还不至于差到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恶棍。
由于母亲的原因，我们的整个童年都充满了音乐和诗歌。每到晚上，她坐在钢琴前，一弹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作息没固定时间，她也从不用各式各样的规矩来约束我们。相反，我倒认为母亲忘记了我们，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完全沉浸在她的音乐和诗歌中了。她的一个姐妹，我们的奥古斯塔姨妈也极有天分。她常常来我家看我们，并经常参加一些私人的业余演出。她长得很美，有一双黑色的眼睛和一头乌亮的黑发。我还记得她穿着天鹅绒的“黑短裤”扮演哈姆雷特时的样子。她有一副好嗓子，要不是她父母把所有和戏剧相关的东西都看成与恶魔有关的话，她一定会成为一个很有前途的歌唱家。我现在才明白她的一生是怎样让今天看来难以解释的美国清教徒精神毁掉了。美国早期移民随身带来了这种精神观念，后来也从没有完全抛弃掉。他们以专横的方式把自己的性格力量强加给了这个荒蛮的国家，以惊人的方式驯服了原始的印第安土著和野兽。同样，他们也一直在驯服自己，这就给艺术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第一章我的初恋（2）
奥古斯塔姨妈从小就受这种清教徒精神的摧残。她出众的美貌、优雅的仪态和美妙的歌喉，全都被埋没了。那时人们都会说：“我宁愿看着女儿死去也不愿看到她出现在舞台上”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今天的男女明星们连最为排外的社交圈子都可以出入，过去人们的那种思想观念简直无法理喻。
我想，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爱尔兰血统的缘故，我们家的孩子们对这种清教徒的暴虐都极为反对。搬进父亲送给我们的大房子里后，发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我哥哥奥古斯丁的剧院在粮仓中成立了。我记得他从客厅中的皮毛毯子上割下一小块做胡子，扮成瑞普·凡·温克尔。当我坐在一个饼干桶上看他演出时，感动得流出了眼泪，他演得太逼真了。我们都是感情很丰富的孩子，一点也不想压抑自己。
奥古斯丁的这个小戏院越办越好，在附近有了不小的名气。受此启发，我们便组织了一个剧团到沿海地区巡回演出去了。我跳舞，奥古斯丁朗诵诗歌，然后我们演了一出喜剧，伊丽莎白和雷蒙德也参加了演出。虽然当时我只有十二岁，其余的人也不过十几岁，可是我们在圣克拉拉、圣罗莎和圣巴巴拉等海滨地区进行的演出非常成功。
反对当时社会的狭隘意识，反抗生活中的种种束缚和限制，以及对宽容的东方世界的日益向往，是我童年时期的精神基调。当时我经常给家里人及亲戚没完没了地说我的思想，最后总是这样结束谈话：“我们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在这里我们会一事无成。”
在我们家，我是最有勇气的人。当家里没有食物的时候，我总是自告奋勇到肉铺去，利用我的小聪明让肉铺老板赊给我几块羊肉。家里人也总是让我去面包铺，想出各种理由说动老板继续让我们赊购面包。在这些差事中，我总能体会到冒险的乐趣，特别是当我成功的时候。当我带着战利品，一路蹦蹦跳跳地回家时，心里高兴得就像一个抢劫成功的强盗。这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因为能够用花言巧语从凶恶的肉铺老板那里哄骗到东西，让我具备了一种能力，使我后来能够对付那些狡诈的经纪人。
我记得我还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看见母亲守着一堆东西哭。她给一家商店织了东西，可人家却不收了。我从她手里接过篮子，把她织的一顶帽子戴在头上，把她织的手套也戴上，然后挨家挨户地去推销。我居然把这些东西都卖完了，而且得的钱比卖到那家商店还要多一倍。
我常听到一些家长说，他们努力工作就是为了给孩子们留下很多钱。不知他们是否意识到，这样做恰恰剥夺了孩子们的冒险精神。他们给孩子留下的钱越多，对孩子的伤害也就越大。我们留给孩子的最好遗产就是让他们自己闯天下，完全用自己的双脚走路。因为教舞蹈，我姐姐和我曾去过旧金山最富有的家庭。对那些富家子弟们，我不仅一点也不羡慕，反倒可怜他们。他们生活在狭隘而愚昧的世界里，令我十分惊异。同这些百万富翁的孩子们相比，我好像在各方面都比他们富有一千倍，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使生活更有意义。
我们的舞蹈学校名气越来越大了。我们把我们的舞蹈称为新舞蹈体系，可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什么体系。我完全是即兴表演，凭着想象进行创作，想到什么漂亮的动作就教什么。我最早表演的舞蹈之一是朗费罗的诗《我把箭射向天空》。我常背诵这首诗，并常教孩子们用舞蹈动作来表现诗的含义。到了晚上，母亲给我们弹奏钢琴时，我就即兴编创舞蹈动作。那时，有位可爱的老太太常在晚上到我们家来，她是我们家的朋友。她曾在维也纳住过，并说看见我就想起了著名的意大利芭蕾舞演员范妮·埃斯勒。她常向我们讲述范妮·埃斯勒的辉煌成就，还常常说：“伊莎多拉会成为第二个范妮·埃斯勒的。”她的话激励了我的勃勃雄心。根据她的建议，母亲把我带到旧金山一位很有名气的芭蕾舞老师那儿去学习，可我一点也不喜欢他教的课。老师要我用脚尖站在地上，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就说“因为这样美”，我说这样既难看又别扭。就这样，上了三节课后我就走了，而且再也没回去。他竟然把这种做作而陈腐的体操动作称为舞蹈，这只能扰乱我对舞蹈的理想。我理想中的舞蹈可不是这样的。我也说不清楚我理想中的舞蹈究竟是什么样子，可我却感觉到有一个无形的世界，只要我能找到钥匙，就可以在这个世界里畅游。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具有非凡的艺术潜质了，它之所以没有被扼杀，是因为母亲的勇敢和不屈的闯荡精神。我认为，一个人一生的事业应该从小时候做起。真不知道有多少父母能认识到他们给予孩子的所谓“教育”，恰恰使孩子变得平庸，剥夺了他们展现和创造美的机会。当然这样也未尝不可，要不然谁来当文明有序的社会生活中所必需的成千上万的商店店员和银行职员呢
母亲有四个孩子，如果遵照传统的教育制度，也许她早把我们变成居家过日子的普通人了。有时候她也很惋惜：“为什么四个孩子非得都当艺术家，就没有一个本分的呢”但实际上正是受她追求美好和不甘平庸的精神影响使我们成为艺术家的。母亲对物质生活毫不计较，她教育我们要看淡身外之物，对房子、家具和各种用品等都不要太放在心上。母亲的言传身教对我影响很大，我终生都没戴过一件珠宝。她告诉我们说，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生活中的累赘。
辍学后，我开始大量地读书。那时候我们住在奥克兰，那有一个公共图书馆，虽然离家很远，但我总是蹦蹦跳跳地跑着去。图书管理员是一位可爱的漂亮女子，叫爱娜·库尔伯斯，是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女诗人。她鼓励我读书，每当我跟她借好书看时，她总是非常高兴，美丽的眼睛里闪烁着火一样的热情。后来我才知道我父亲曾和她热恋过一段时间。她显然是我父亲终生挚爱的人，也可能是这条无形的命运之线把我们连在了一起。
那时，我读遍了狄更斯、萨克雷、莎士比亚的全部著作，还有其他人的无数小说，无论好坏，也无论能给人启迪还是误导，我都贪婪地阅读。我常常就着白天捡来的蜡烛头的亮光整夜整夜地读书。那时我也开始写小说，还编过一份报纸，从社论到当地新闻和短篇小说都由我一个人来写。另外我还坚持写日记，为此还发明了一种秘密文字，因为当时我有一个无法告诉别人的天大的秘密：我恋爱了。
除了儿童班以外，姐姐和我还收了一班年纪稍大的学生，姐姐教他们跳“交际舞”，也就是华尔兹、玛祖卡、波尔卡一类的东西。在这班里有两位年轻人，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药剂师。药剂师长得很漂亮，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弗农。当时我十一岁，可是因为我盘起了头发，又穿着肥大的衣服，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一些。像《丽塔》中的女主人公一样，我在日记中写道，我狂热地爱上了一个人，而且我相信是这样。弗农当时觉察出来没有，我就不知道了。在那个年龄，我实在不好意思向他表达自己的感情。我们一块参加舞会时，他几乎每一场舞都同我跳。舞会结束后，我总是无法入睡，直到凌晨三四点钟还在写日记，记下我难以平抑的激动心情：“在他的怀抱里飘飘然。”他白天在大街上的一家药店里工作，为了能从药店门前走过，我常常要走上几英里的路。有时我鼓足勇气走进去说一句：“你好吗”我也找到了他住的房子，晚上我常从家里跑出来去看他窗口的灯光。这种单相思一直持续了两年之久，我感觉非常痛苦。后来，他宣布要与奥克兰上流社会的一位年轻小姐结婚了，我只好把痛苦和绝望都写在日记中。我清楚地记得他结婚的那天，我看见他与一位头戴白色面纱、相貌平常的姑娘走出教堂时我的心情有多么难过。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最近一次在旧金山演出时又遇到了弗农，当时我正在化妆间化妆，一位白发苍苍的人走了进来，不过那人看上去很年轻，也非常漂亮。我马上认出他就是弗农。当时我想，过了这么多年，我总可以告诉他我年轻时的感情了吧我原以为他会让我逗乐了，可谁知他听后非常害怕，并马上谈起他的太太，那个相貌平常的女子。她好像还活着，他从来没背叛过她的感情。有些人的生活多么单调呀
这就是我的初恋。我疯狂地恋爱，我相信从那时起我就没停止过疯狂地恋爱。现在我正从最近一次爱的打击中慢慢恢复爱的伤痛，看来这次打击太猛烈、太残酷了。可以说，我现在正处在最后一幕开幕前的休息间隙。也许我的爱情剧已是最后一幕了吧我不知道。我也许会出版我当时的影集，问一问读者对此有何感想。
第一章青春的野菊花（1）
受所读书籍的影响，我计划离开旧金山到国外看看。我想跟随某个大剧团出去。于是，有一天我便去拜见一个巡回演出剧团的经理（当时这家剧团正在旧金山进行为期一周的演出），请求允许我给他表演一下舞蹈。试跳是在上午进行的，在一个又大又黑的空荡荡的舞台上，母亲为我伴奏。我穿着一种叫“图尼克”的希腊风格的白色紧身衣，和着门德尔松《无词歌》的曲调跳了一段舞蹈。曲子终了时，经理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扭头对母亲说：“这种舞蹈不适合在剧院跳，倒是在教堂里更合适些。你还是带着小姑娘回家吧”
我很失望，可并不气馁，开始想别的办法出国。我召集全家人开了一个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向大家说明我再也不能在旧金山呆下去的种种理由。母亲有点不理解，可无论到什么地方她都愿意跟着我，于是我们俩决定先动身，就买了两张到芝加哥的旅游优惠车票。姐姐和两个哥哥都留在了旧金山，我们计划在芝加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