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我的自由-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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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格从舞台的一侧走出来，像个害羞的小男孩。埃莉诺拉伸出双臂把他抱住，嘴里冒出一连串表达赞美之意的意大利语，速度快得我都没法译给克雷格听。她的赞美之词就像汨汨而出的泉水一样。
克雷格并没有像我们一样激动得流泪，他长时间地保持沉默，这对他来讲就是感情极度强烈的表示。
然后埃莉诺拉把整个剧团的人都喊了过来。他们本来一直在舞台后面漫不经心地等着。她向他们发表了这样一段慷慨激昂的演说：
“我生命中注定要发现戈登·克雷格这个伟大的天才。现在，我准备把我余生的全部事业贡献出来，要向全世界证明他伟大的艺术创造力。”
接着，她又继续慷慨激昂地声讨起整个戏剧界追求时髦的倾向、所有的时髦布景和关于演员的生活和职业的时髦观点。
她说话时一直握着克雷格的手，而且她一次又一次地转头看着他，谈到他的天才和戏剧界的伟大复兴。她一遍又一遍地说：“只有依靠戈登·克雷格，我们这些演员有朝一日才能够从现代戏剧这个恐怖的太平间里解脱出来。”
可以想象，听到这些以后我是多么的高兴。我那时还是少不更事，以为人们在激情迸发的时候所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我想象着埃莉诺拉·杜丝将如何用其辉煌的艺术才华为我伟大的克雷格的艺术锦上添花，克雷格将如何取得伟大的艺术成就，并且戏剧艺术将获得多么巨大的辉煌。唉，可是我没有想到人类的热情是多么脆弱，特别是女人的热情更是变化莫测。埃莉诺拉毕竟是个女人，尽管她很有天才——这一切终将得到证明。
《罗斯梅尔庄园》公演的第一天晚上，佛罗伦萨剧院里涌满了期待已久的观众。帷幕升起，观众们都崇敬地屏住了呼吸。这种效果是意料之中的。时至今日，艺术鉴赏家们依然对当年在佛罗伦萨演出的这惟一的一场《罗斯梅尔庄园》津津乐道。
埃莉诺拉有了不起的艺术直觉，她穿了一件白色的长袍，衣袖十分宽大，垂落在身体两侧。她出场时，与其说像英国作家丽贝卡·韦斯特，不如说更像是德尔斐的女巫。依靠准确无误的天才演技，她巧妙地利用了周围的每一道光柱和每一条光线，婀娜多姿，瞬息万变。她在舞台上的一举一动，看起来就像一个宣示神谕的女预言家。
可是当其他演员走上舞台时（比方说双手放在口袋中的“罗斯梅尔”），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举止失当，就像是剧场服务人员走错了地方，真叫人难受。只有扮演布伦德尔的那个演员朗诵下面的台词时，才与周围这些绝妙布景和气氛完全吻合。他大声说道：“当金光灿烂的梦幻出现时，暮色将我包裹起来；当令人心醉神迷的新奇思想出现在我的心中时，它们鼓起翅膀，将我高高托起，自由飞翔。就在此时，我将它们变成了诗歌、幻想和画卷。”
演出结束后，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到了住处。由于看见了未来光明的前途，将把自己一系列的伟大作品献给埃莉诺拉·杜丝，克雷格自然是喜气洋洋。他在谈起埃莉诺拉时开始不遗余力地赞扬，几乎和他以前对埃莉诺拉的愤怒程度一样的绝对。啊，人性是多么的脆弱呀！这是埃莉诺拉利用克雷格的舞台布景展现天才的惟一的一个晚上。那时，她的节目是轮流演出的，每天晚上都演不同的戏剧。
令人激动的事情过去后，有一天上午我去银行取钱，发现存款已全部用光了。生孩子、办舞蹈学校、佛罗伦萨之行，这一切把我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一定得想办法增加收入了。恰在此时，圣彼得堡的一位演出经纪人给我发了一封邀请函，问我是不是还想跳舞，并且表示想跟我签订一份在俄国巡回演出的合同。
这样，我就离开了佛罗伦萨，把孩子交给玛丽·奇斯特照料，把克雷格委托给埃莉诺拉，然后乘坐特快列车取道瑞士和柏林抵达了圣彼得堡。你可想象得出，这次旅程对我来说是多么的痛苦。这是我第一次同孩子分开，而与克雷格和埃莉诺拉的分离也同样让我黯然神伤。而且当时我的健康状况也不是很好，因为孩子还没有完全断奶，所以我不得不用一个吸奶器往外吸奶水。这种经历对我来讲实在很可怕，我不知掉过多少眼泪。
第五章重返俄国（3）
火车向远方奔去，我又回到了那遥远的冰天雪地，它看上去比以前更寂寞荒凉了。近来我一直专注于埃莉诺拉和克雷格的艺术，而很少能想到我自己的艺术，所以对这场巡回演出所面临的严峻考验，还没有什么准备。可是，友好的俄国观众依然用热情接待了我，他们不在乎我演出中的缺陷。我记得跳舞时奶水常溢出来，顺着图尼克往下流，搞得我狼狈不堪。女人要想干一番事业实在是太难了！
这次在俄国巡回演出的情况，我记得不太清楚了。毋庸讳言，我的心还一直惦记着佛罗伦萨。因此我尽可能缩短了演出的期限，又接了去荷兰巡回演出的合同，因为这样我就能离我的学校、离我思念的人近一点。
在阿姆斯特丹登台演出的第一天晚上，一场奇怪的病把我击垮了。我想，这可能与奶水有关，可能是乳腺炎。演出结束时，我倒在了舞台上，只好让人抬到了宾馆。我在宾馆的屋子里，敷着冰袋躺了好长时间。我被诊断为神经炎，据说那时还没有哪个医生能治这种病。有好几个星期我什么也不能吃，只能喝一点加鸦片的奶。我一阵阵地神志不清，最后昏昏睡去。
克雷格从佛罗伦萨火速赶来，专心致志地照料我。他同我一起住了三四个星期，尽心看护我。有一天，他忽然收到埃莉诺拉的电报：“我正在尼斯演《罗斯梅尔庄园》，布景不好。速来。”那时我已部分康复，因此他就动身去了尼斯。可是看到电报时我有种可怕的预感，我不在现场做翻译解决这两人相互的争执，他们之间可能会出事的。
一天上午，克雷格到了老尼斯娱乐场，发现有人把他的布景裁成了两半，感到非常气愤。克雷格不清楚，埃莉诺拉并不知道这一情况。看到自己的艺术作品、自己最得意的杰作、在佛罗伦萨花了那么大力气才得到的亲儿子般的成果，竟然被肢解、屠杀在自己的眼前，克雷格发起了他那可怕的冲天怒火（他过去也曾经不止一次地这样愤怒过）。但糟糕的是，他把怒火发在了当时正站在舞台上的埃莉诺拉头上：
“你都干了些什么”他冲她怒吼道，“你毁了我的作品，你糟踏了我的艺术你，我曾对你寄予那么高的期望。”
他一遍又一遍地这样数落，可从来没有人敢用这种态度跟埃莉诺拉说话，她也忍无可忍，怒不可遏。后来她跟我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男人。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我讲话。他那六英尺多的大个子立在那儿，抱着双臂，以英国人特有的神情暴跳如雷，吓人地大吵大闹。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对待我。我当然忍受不了。我就指着门说：‘滚！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她曾经想把自己余生的全部事业献给戈登·克雷格，这种计划竟以这样的结局告终。
我到尼斯时，身体还非常虚弱，不得不让人抬下火车。当时正是狂欢节的第一个晚上，在去宾馆的路上，我坐的那辆敞篷马车受到了戴着各式各样面具和高帽子的人的围攻，他们的怪模怪样让我想起了垂死之际的死神舞蹈。
埃莉诺拉·杜丝也病了，住在离我不远的一家宾馆里。她派人给我带来温暖的问候。她还把她的医生埃米尔·博森派过来。博森医生无微不至地照料我，从那时起他也成了我一生中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我康复得很慢，时时遭受疼痛的折磨。妈妈赶来与我做伴，我忠实的朋友玛丽·奇斯特也抱着孩子赶来了。孩子发育得很好，一天比一天健康和漂亮。我们搬到了蒙布罗山去住，在那里可以一面俯瞰大海，一面仰望山巅，那里是祆教①创始人索罗亚斯德带着鹰和蛇沉思的地方。在阳光充足的寓所阳台上，我的身体渐渐恢复过来。可生活的担子比以前沉重了，经济情况更加窘迫。为了解决困难，健康状况刚一好转我就又回到荷兰巡回演出了。可身体仍然很弱，精神也很低迷。
我很崇拜克雷格——我愿把我所有的艺术灵魂奉献给他，但同时我也意识到，我们的分手是不可避免的。我已经到了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和他在一起不行，离开他也不行。同他生活在一起，就意味着要放弃我的艺术、我的个性，甚至要放弃我的生命和我的理性；而不和他生活在一起，我则是永远的情绪消沉，整日被妒火折磨着——唉，现在看来，我的嫉妒也不是没有道理。我看到英俊潇洒的克雷格赤身在其他女人怀抱里，这种幻觉始终萦绕不散，最后我再也无法入眠。我好像看到克雷格在给别的女人讲解艺术，女人们用充满爱意的目光看着他；我好像看到克雷格同其他女人调笑，他用他迷人的微笑——埃伦·泰瑞式的微笑——看着她们，对她们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一面爱抚她们，一面自言自语：“这个女人很合我的意。伊莎多拉实在太让人难以忍受了。”
这一切幻觉使我一阵阵地愤怒和绝望。我无法工作，也无法表演跳舞。观众是否喜欢，我已经都无所谓了。
我认识到这种状况必须马上结束，要么是克雷格，要么是我的艺术——但要我放弃我的艺术是不可能的，那会使我憔悴悔恨而死。我必须要找出救治的良方，找到聪明的顺水推舟的办法。真是天遂人愿，良方果然有了。
有一天下午，来了一个人，他仪态动人，温文尔雅，正值青春年少，金发飘逸，皮肤白嫩，衣着考究。他说：“我的朋友都叫我皮姆。”
我说：“皮姆，多么可爱的名字。你是艺术家吗”
“不我不是！”他断然拒绝，好像我在谴责他犯了罪一样。
“那你有什么呢有什么伟大的想法吗”
“啊，不，没有。我没什么想法。”他说。
“那你有生活的目标吗”
“没有。”
“那你干什么”
“什么也不干。”
“可你总得干点什么。”
“噢，”他想了一会儿说，“我收藏了一套十八世纪的非常漂亮的鼻烟盒。”
第五章重返俄国（4）
这就是我的良方。我已经签订了一个去俄国巡回演出的合同。这是一次漫长而艰苦的巡回演出，不仅经过俄国北部，还要经过俄国南部和高加索，我对这独自一人的漫漫旅程特别害怕。“皮姆，你愿意和我一起去俄国吗”
“啊，我很愿意去，”他立刻回答说，“只是我还有母亲，不过，我可以说服她。还有一个人，”他脸红了，“她非常爱我，可能不会让我去。”
“可我们能偷偷地去呀。”因此我们就计划好，我在阿姆斯特丹做完最后一场演出后，有一辆汽车就在舞台后门等着我，把我们送到乡下。我们让女佣拿着行李先坐特别快车走，然后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的下一站取行李。
那天夜晚雾很大，田野里雾蒙蒙一片。司机不想开快车，因为道路一旁就是一条运河。
“这很危险。”他告诫道，因此车子就慢慢往前爬。
可是这危险跟后来的相比却算不了什么。皮姆往后一看，突然尖叫起来：“上帝，她正在追我们呢！”
不用解释，我就明白了一切。
“她可能带着手枪。”皮姆说。
“快点，再快一点！”我对司机说，但他依然故我，指了指雾气中朦朦胧胧的运河。这可真够浪漫的。不过最后他终于甩掉了追踪的汽车，我们来到了车站，住在一家宾馆里。
已经是早上两点钟了。值夜的老门房用灯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
“要一个房间。”我们齐声说。
“一间房间不行不行，你们结婚了吗”
“是的，是的。”我们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