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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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从事民主运动，解决政治问题。自由主义者的这种努力，在个人方面也许
要归于失败，但在民主政治的促进上决不会失败，尤其在民主政治的教育上
更不会失败”＇16＇。这确是对自由主义精神的深刻理解。 ＇16＇《观
察》第3 卷第22 期第3－5 页。
在施复亮文章发表之前，《观察》在它的《观察·文摘》专栏中转载过
朱光潜为《独立评论》写的一篇社论，题为《自由分子与民主政治》，在这
次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中，朱光潜这篇文章是有份量的。朱光潜与杨人楩、
陈衡哲、储安平等人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基本一致。他认为，自由主义不属
于一个政党，只保持一个中立的超然的态度。
他说：“他不参加一个政党，有时因为他要专心致志于他的特殊职业，
没有工夫也没有兴趣去做党的活动；有时也因为他觉得有党就有约束，妨碍
它的思想与行动自由，而且他也看到在党与党的纷争中，一部分人如果能保
持一个中立超然底态度，那对于国家社会有健康的影响”＇17＇。 ＇17＇
《观察》第3 卷第19 期第20 页。
朱光潜认为，既然为自由知识分子，就不应该有组织，因为有组织就
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而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这与自由分
子的精神是背离的。他认为，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应当仇视自由分子，因为自
由分子如觉得某一党某一问题是正确的，值得同情的，那自由分子肯定会成
为它的朋友。因为自由分子是站在全体人民福利一边，是以公正的态度为民
谋福利的。因而他说：“自由分子是政党的清化剂”＇18＇。
是在野党与在朝党冲突的一种缓冲。自由主义者是国家至上的，决不
会以党派利益而妨害国家利益。 ＇18＇《观察》第3 卷第19 期第20
页。
朱光潜对于自由分子在中国的地位的评价是：处在夹缝中，左右做人
难，“在朝党嫌它太左，在野党嫌它太右。”都以为它是眼中钉，恨不得拔去。
他在文章的最后写到：“我难说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未来，中国真正的民
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底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现。假使这一部分人被逼
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值得各方人士关口重考虑一番”＇19＇。
＇19＇《观察》第3 卷第19 期第20 页。
《观察》的这场讨论持续了近两年多的时间，可以说从《观察》创刊
到被国民党查封，这个讨论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
在杨人楩的文章发表以后，还曾有潘光旦就当时刚刚开过的世界自由
主义大会发表的《自由宣言》写的一篇长论《读〈自由主义宣言〉》＇20＇，
文章侧重于从本意上阐释自由主义的原则和基本精神。接着郑慎山发表了《释
LIBERAL·LIBERLISM》一文，从“自由”和“自由主义”的概念上说了自己
的理解，并对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一文中所始
用的概念谈了不同意见。后张又在一则读者来信中发表了一封表示不同意见
的信。这两篇文章着重谈了对于“自由”“自由主义”概念的来历和在西方
的基本含义，没有过多涉及当时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及出路，所以就不多
介绍了＇21＇。 ＇20＇《观察》第4 卷第3 期第3－6 页。
＇21＇《观察》第4 卷第6 期第5－6 页，张东荪来函《观察》第4 卷第
8 期第2 页。
在这次《观察》的争论中，张东荪写了许多文章，他的观念也是独特
的，首先张认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已成为过去。张东荪之
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与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评价有关。在40 年代，张
东荪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评价是首先看到了它没落的一面，他认为“全世界
的资本主义正要推车撞壁之时”，张东荪当时过于看重资本主义国内的贫富
不均，对外的愈趋于侵略。他在自由与平等之外，引进了生产的概念，这可
能与张东荪早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关。在文章中，张东荪特别推祟苏联
的计划经济，并说；“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救命汤”＇22＇。“用计划经济以
增加生产遂使社会主义站得住，这乃是苏联对于人类的一个无上贡献”＇23＇。
可能是有感于经济的落后，在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当中，在经济上许多人
是推祟苏联的，至少是肯定其在经济上的成功。这种错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
造成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某些幻想。
我认为张东荪在他的文章中有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
义割裂开来的倾向，他或许已经隐隐约约感到“社会国有计划性而有些呆板，
则我们尚留一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在其旁”＇24＇。这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即是张
所主张的“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他认为：“社会的计划性只为了生产，总是
有时间性的；一个计划完成以后必须增加。所以社会的一时固定是一种不得
已的事，亦并无绝对的可怕。但却必须在固定中留有一个变化的活力可以发
生的余地。这就是文化方面的绝对自由。我主张在这一方面使养成良好的自
由传统充分培养个人主义的良好习惯，此即我所谓补习中学功课是也。本来
在西方也是自由主义的根底本在于文化。文化上没有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绝
无法建立自由主义。中国今后在文化上依然要抱着这个自由精神的大统。文
化上的自由存在一天，即是种子未断，将来总可发芽”＇25＇。 ＇22＇
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见《观察》第4 卷第1
期第3－5 页。
＇23＇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见《观察》第
4 卷第1 期第3－5 页。
＇24＇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见《观察》第
4 卷第1 期第3－5 页。
＇25＇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见《观察》第
4 卷第1 期第3－5 页。
在这场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讨论中，张东荪能敏感地将偏重于自
由主义精神在政治方面的价值引申到文化上来，确是非常有见地的。但在文
化上的自由一面，张东荪似乎有些理想化了。他以为计划的社会与文化的自
由可以并存且互不妨碍，这未免有点天真，中国1949 年以后的历史证明，
计划的社会除了导致文化上的专制以外，实在不可能使自由的精神得以存
在。
1948 年10 月，杨人楩又发表了《再论自由主义的途径》一文，算是对
一年多来各种对自由主义批评的反批评，在这篇文章中，杨人楩保持了他一
贯的自由主义立场和对自由主义概念的理解，并回答了一些对自由主义的批
评。当时对于自由主义的批评集中在两点上，一是有人指责目前的自由主义
之所以难以实行，主要在于国人的知识水准低下，得不到民众的支持，会自
趋没落，杨人楩对此的认识是，这种指责没有什么道理，像共产主义和三民
主义，也不是一般人民所能读懂的东西，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得不以口号来
刺激人民，以使人民相信。而自由主义却在努力以理论与事实来说服人民。
二是许多人指责自由主义在当时国共冲突激烈的情况下，是一种可以两面讨
好的东西，这种左右夹攻式的批评，引起了信奉自由主义的人的强烈反感，
杨人楩便说：“假使自由主义者是投机取巧的，那么，在这动荡不安的局面
中，顶好不推出具体的主张，更不必表明与国民党或共产党之不同的看法”
＇26＇。从情理上讲，说自由主义者两面讨好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还有一种人
认为自由主义者是逢人皆骂，自许超然，杨人楩则强调自由主义者是以理服
人，他们不相信骂人是一个有效的工具。三是对于有人认为自由主义是中间
路线或第三路线的看法，杨人楩也作了回答。他继续发挥他以往对自由主义
是创造历史动力的说法，他认为历史在不断地变，自由主义本身的要求也在
不断地变，它是代表一种进步的力量，所以它总是与进步的势力合流，当某
种势力不再求进步的时候，它便会与之分手，并指出进一步的前进的目标。
自由主义始终是走在前面的。始终不满于现状而要求进步，所以它始终为掌
权者所厌恶。四是还有一种认识是说自由主义者一面讨厌旧秩序，一面害怕
大革命，他们代表小市民阶级的利益，害怕共产革命破坏他们的优裕生活，
这种心情使他们拒绝流血的革命，而选择改良主义的道路。因为是改良主义，
所以他们信奉英美式的民主，忽视经济民主，在当前的情况下，一碗饭比一
张票更有价值。
针对这种“吃饭第一”的观点，杨人楩以知识分子的良知，从人类文
化进步过程中政治民主的重要性出发，指出这种观点的狭隘性，他说；“千
万不能放弃这一张票的要求；否则民主要和我们隔得更远”＇27＇。杨人楩在
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上之所以受到别人的批评，综合起来看，原因出在许多批
评者过于考虑眼前的现实政治，而杨人楩则是从知识分子的立场，着眼于长
远的人类进步，所以冲突自然是难免的。对于看重现实政治斗争得失的人来
说，指责自由主义的种种理由似乎也不无道理，但从终极价值和进步的观点
看，则未免过于狭隘。杨人楩及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当时自由主义知
识分子所处的地位不是没有清醒的认识，他们都知道组织起来或参加某一政
党对现实的政治会更有力量，但自由主义者的坚强信念，却使他们把组织的
力量看得过于透彻，以为一旦进入党派，难免受制于严格的组织和纪律，而
这与自由主义的精神是不相符的，他们都懂得在当时国共两大势力对立的局
面中，最现实的态度是“择一而事”，要两面讨好是不可能的，而两面不讨
好又是最不现实的，最聪明的办法“是暂时保持缄默，待机而动”＇28＇。自
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够在一时的得失之间，靠着他们的
知识和科学精神，坚定不移地按自由主义的信念行事。对于自己的选择，杨
人楩说：“自由主义者不致因遭受打击而放弃其信念，在追求进步的工作中，
能时时表现其力量，假使有人说自由主义是违反时代潮流的，那么等着时代
潮流来考验吧”＇29＇。 ＇26＇＇27＇＇28＇＇29＇《观察》第5 卷第8 期第
3－5 页。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真正能经得起考验的还是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所信奉的价值，虽然在这场讨论后不久，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潮流，很快即为
新的执政者所扼杀了，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却依
然保留了独立的价值。
在这场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讨论中，《观察》发表的最后一篇
文章是张东荪写的《知识分子与文化的自由》。张东荪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
曾在《展望》周刊上写过一篇《告知识分子》的文章，《观察》也曾转载过。
张东荪主张，知识分子在今天的大转变局势下不必害怕。他以一个纯粹知识
分子善良的愿望推测未来，料定将来无论有何种政治上经济上的大改变，而
知识分子自有其始终不变的重要地位，但看知识分子是否了解自身的使命。
倘若知识分子真能了解自身的时代使命，不但不必害怕被人清算，而且还能
造成比今天更好的光明前途＇30＇。 ＇30＇《观察》第4 卷第14 期第
19 页。
当时相当一批大学教授有一种忧虑，他们恐惧将来的变化会使学术自
由与思想自由完全失掉。张东荪认为这是一种误会，一种杞忧。张东荪认为
一些知识分子只把学术作为谋生的手段，“而没有把自己的灵魂与学术打成
一片”。具体到当时的现实是张东荪察觉到知识分子有分化的趋势，他们已
没有抗战和政协时期的凝聚力了。所以张东荪特别强调文化上的自由主义，
即保持学术和思想的自由。张东荪对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形成的
知识分子精神有深刻的理解，他的理解今天依然具有启发作用。他说：“中
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界文化界中养成一
种所谓LIBERAL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
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倩，亦可说一种精神”＇31＇。张东
荪认为这种精神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是积若干学养后方可达到的。他觉得
当时中国文化界已有这样的风度。怀疑的精神和批评的态度，在当时接受西
方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