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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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一二·九运动”：鲁迅日记载：
九日小雨。上午张莹来。午后得刘岗信并木刻八幅。得三笠书房编辑
小川正夫信并赠《トトイェタキイ全集》普及本全部，先得第一及第
六两
册。（见《鲁迅全集》第15 卷258 页）
以上是就当时国内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查鲁迅日记中的记载，从中可
以看出鲁迅日记的整体风格，如果顾及这点，那么关于鲁迅日记中“空白”
和“失记”的问题或许就不见得要做那样的推测了，因为那种推测忽视了对
鲁迅日记整体风格的把握。而郁达夫的日记则不同，以上提到的当时国内许
多重大事件，那一时期郁达夫都没有记日记，但“四·一二政变”那天，郁
达夫日记是这样记的，从中也可以看出郁达夫日记和鲁迅日记的区别所在：
十二日，星期二，晴（三月十一）。东天未明，就听见窗外枪声四起。
起床来洗面更衣，寒冷不可耐。急出户外，向驻在近旁的兵队问讯，
知道
总工会纠察队总部，在和军部内来缴械的军人开火，路上行人，受伤
者数
人，死者一二人。我披上大衣，冒险夺围，想冲出去，上南站去趁车，
不
意中途为戒严兵士所阻。
天气很好，午前伏处在家里，心里很不舒服，窗外的枪声时断时续，
大约此番缴械冲突，须持续至一昼夜以上。我颇悔昨晚不去南站，否
则此
刻已在杭沪道上。
午后出去访友人，谈及此番蒋介石的高压政策，大家都只敢怒而不敢
言。从友人处出来，又上南站去打听沪杭车。晚上天又下雨，至法科
大学
上了一小时课，冒雨回至英界，向鼎新旅馆内投宿。
上床后，因想映霞心切，不能入睡。同乡陆某来邀我打牌，就入局打
了十二圈牌，至午前三时就寝。
六
郁达夫本人对日记的评价很高，认为这是一种文学手法。他曾写过《有
目的的日记》《日记九种·序》《日记文学》《再谈日记》等文专门论述日记
的价值。
郁达夫从他一贯主张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自叙传”这一观点出发，
认为日记、日记体和书简体是散文中最便当、最富真实感情的体裁。他说：
“在日记里，无论什么话，什么幻想，什么不近人情的事情，全可以自由自
在地记叙下来，人家不会说你在说谎。。”而鲁迅对郁达夫的这一观点却不
同意，他在《怎么写》中曾顺便对郁达夫做了回答。鲁迅觉得，就文学的真
实性来说，“体裁似乎不关重要”，“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
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使有时不合事实，然
而是真实。”倘若仅仅为了追求体裁和形式的真，以至“牺牲了抒写的自由”，
那就“无异于削足适履”，鲁迅更注重“真实性”。所谓读者的幻灭，“多不
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一说，郁达夫后来也承认“此论极是”。
然而郁达夫对书简体、日记体的偏爱，同他注重主观抒情的浪漫主义
艺术态度有很大关系。郁达夫的自叙形式，自白口吻，事实上也确实增强了
作品的亲切感、自然、真实感。鲁迅也说过：“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
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
可见鲁迅虽然与郁达夫对日记的观点有区别，但也有相似的地方，鲁迅的话
虽然对自己的日记不一定适用，但对郁达夫的日记，却是非常适合的。1933
年，郁达夫在《有目的的日记》中曾说过：“我因为我自己曾出过一本日记，
被人家攻击得体无完肤，就是到了七八年后的现在，这册日记也还在作各种
小报及什么文坛消息等取笑的材料，所以平时一见到日记之类，就非常注
意。”郁达夫偏爱日记远甚于鲁迅，比较鲁迅和郁达夫的日记，除了史料价
值的意义之外，对于了解这两位作家的文体风格，也是一个极好的途径。
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
世局虽艰，著述有成
一个时代的学风，从本质上映现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梁启超论清代
学术“极绚烂”的原因，其中有一条即是“旧学派权威既坠，新学派系统未
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这“自由之研究精神”
可以说是学术繁荣的命脉。言学术，自然离不开大学，言大学自然离不开教
授。西南联大是在抗战中由中国当时最著名的三所大学联合组成的。北大、
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联合，为我们分析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传统，提
供了一个极好的个案。
北大、清华、南开在抗战中的偶然联合，使当时中国人文和自然科学
的多数第一流人才汇聚一处，人才的聚集自然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群
体，在这个群体中自然形成的大体一致的学风，构成这个群体的学术传统。
我们今日研究西南联大，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研究这种传统的形成，研究这种
传统何以在战争环境下能够艰难生长，而最终成为这个学术群体彼此共同遵
循的标准。
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主要由她的教授和学生体现。在当时，教授可
以说是传统的继承者，而学生则是传统的延续者。西南联大在其消失50 年
后，依然让人不断提起，而且充满敬意，即因为这个传统的核心价值是有生
命力的。这个传统就是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中所说的“自由之意志和独立
之精神”。陈寅恪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相与天壤而日
久，共三光而永光。”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学术贡献，都是这种学术精神
的体现，舍此，学术必是荒芜的旷野。西南联大学术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中国三四十年代学术精神的缩影。
按照常规，战争带给学术的影响是深重的，但中国的学术界在战争中
的经历，却有它相对例外的一面，就是说，战争虽然对学术产生了影响，但
这种影响不是致命的。何以会出现如此的意外情况呢？我以为从大的方面
说，要从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去寻找；从小的方面说，就是生活在这个时
期的学者，对于学术的热情和执著，是完全以“独立和自由”的精神去完成
的。谢幼伟在《抗战七年来之哲学》一文中说：“我们不要以为这七年来的
抗战，又把中国哲学的进展阻碍了。实际上，这七年来的中国哲学，比起中
国任何一时期来讲，都不算是退步。相反的，作者可以很自信地说，中国哲
学是进步了。
这七年来的抗战，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新生。”（贺麟《当代中国哲学》
附录，第143 页，1947 年胜利出版公司）谢幼伟举了这一时期重要的哲学
研究成果，如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本》、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章士钊
《逻辑指要》、冯友兰《新理学》、金岳霖《论道》，还有沈有鼎关于“意指
分析”的两篇论文。另外，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成书于当时
西南联大前身长沙临时大学的所在地南岳掷钵峰下，钱穆的《国史大纲》则
完成于昆明宜良。战争没有完全阻隔学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战争爆发前，
中国学术的强大生命力，这生命力主要由当时一批学者的风范来共同构成。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曾深情地回忆过战前，他在北京大学
和陈垣、马叔平、吴承仕、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肇祖、向达、赵万
里、贺昌群等学者共论学术的情景，钱穆说：“皆学有专长，意有专情。世
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果使战祸不起，积
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貌出现。”（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第159 页，1983 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余英时在《钱穆与中国文化》中，
曾提到钱穆“承认30 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可惜为
战争所毁，至今未能恢复”的惋惜。二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它的发展和延
续，即是后来的西南联大。余英时说过，当时的政治中心是重庆，而思想和
文化重心则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当时被称为“民主堡垒”，在思想
上继续“五四”的传统。那时在属于北大、清华一系的教授群中，思想的主
调还是“民主”与“科学”。
群贤毕至，少长成集
抗战前中国学术界的精英，战争爆发以后，基本上都集中于西南联大。
在这个独立的精神家园内，30 年代学术界形成的学术传统得以保留和延继。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当时文学院和法商学院教授的阵容（据《清华大学
史料选编》（三）下，第289－313 页，1994 年清华大学出版社）：
文学院——
中国文学系：
朱自清 罗常培 罗 庸 魏建功
杨振声 陈寅恪 刘文典 闻一多
王 力 浦江清 唐 兰 游国恩
外国语文学系：
叶公超 柳无忌 莫泮芹 陈福田
燕卜荪 黄国聪 潘家洵 吴 宓
陈 铨 吴达元 钱钟书 杨业治
傅恩龄 刘泽荣 朱光潜 吴可读
陈 嘉 冯承植 谢文通 李宝堂
林文铮 洪 谦 赵诏熊 闻家驷
陈家民 温 德 黄炯华 胡 毅
历史学系：
刘崇鋐 雷海宗 姚从吾 毛 准
郑天挺 陈寅恪 傅斯年 钱 穆
王信忠 邵循正 皮名举 向 达
张荫麟 蔡维藩 葛邦福 吴 晗
哲学心理学系：
汤用彤 冯友兰 金岳霖 沈有鼎
孙国华 周先庚 张荫麟 冯文潜
贺 麟 郑 昕 容肇祖 王维诚
王宪钧 陈 康 敦福堂
熊十力（专任讲师）
法商学院——
政治学系：
张奚若 张纯明 崔书琴 邵循恪
吴之椿 浦薛凤 王赣愚 张佛泉
钱端井 罗隆基 王化成 沈乃正
赵凤喈
经济学系：
陈盛孙 赵乃抟 周作仁 秦 瓒
伍启元 周炳琳 李云鹏 张德昌
徐毓丹 杨西孟 载世光 萧 蘧
周覃绂
法律学系：
燕树棠 戴修瓒 蔡枢衡 罗文干
张企泰 李士彤 费 青 芮 沐
马质夫 章 剑
商学系：
丁 信 李卓敏 陈序经 陈公孙
林维英 李云鹏 周覃绂
社会学系：
陈 达 潘光旦 李景汉 李树青
陈序经 吴泽霖 陶云逵 费孝通（讲师）
学术传统的延续，首先要靠相对稳定的教授群体的形成。当时西南联
大学术传统之所以能够结出丰硕成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一个教授群体从
年龄结构上呈完整的三代共存现象。
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群体恰好是由30 年代前完成中西两面教育的三代
知识分子共同组成的。第一代是出生于十九世纪末的那一批人，以陈寅恪、
傅斯年、刘文典、闻一多、朱自清等人为代表；第二代是二十世纪初出生的
那一代人，以1900 年前后为代表，如王力、唐兰、浦江清、钱端升、叶公
超等；第三代则以钱钟书、费孝通、吴晗等1910 年前后出生的人为代表。
这三代学人的共同特点是在抗战前基本上都完成了学者的准备阶段，开始迎
来自己学术上的丰收期，当时最年轻的教授如钱钟书、费孝通等人已经是留
学归来了。这三代学人的年龄结构恰好是50 岁、40 岁、30 岁。这个年龄结
构是学术繁荣的最佳梯队结构，它可以使三代学人的知识结构、学术视野形
成互补。在西南联大，当钱钟书刚刚学成归来时，当时的文学院长冯友兰和
教授吴宓都力邀他回清华执教，对他的才能，陈寅恪也认为钱种书“人才难
得”。这种前辈学人宽广的学术胸怀，对后辈学人的成长极为有利。西南联
大时期，这种前辈学人对后辈学人的鼓励和帮助，也构成西南联大学术传统
的一部分。如陈寅恪对周一良、杨联升的爱护，闻一多对陈梦家的提携，都
堪称学林佳话。
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有丰富的内涵，从教授的自由流动到教授治校，
从合理抗议政府到支持学生运动，从视学术自由为生命到为自由而关心政
治，这些今日看来很抽象的东西，在当年的西南联大都有实实在在的体现，
由大量生动的事例构成了鲜活的学术传统。由于这个传统成为大家公认的价
值标准，在西南联大，尽管生活艰难，还有各种各样的压力，但在精神上，
当时的大学教授是自由舒展的。我们可以从当时一封简短的信函中，看出当
时大学教授的心态。1946 年1 月29 日，时任西南联大文学院中文系系主任
的闻一多，为王瑶研究生毕业事致函梅贻琦校长和教务长潘光旦：
月涵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