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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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之；且祖国前途一日千里，何不回国内服务，寄居异地等于流浪，其意何
居，余实不解。近几日忽又来一明信片，寥寥数语，问余健康情况，但余仍
置而不复，并以此片示所内同人知之。”（《静晤室歇己》，辽沈书社版）陈寅
恪、金毓黻的这两件小事都发生在胡风案之后，当时他们是七八十岁的老人
了，但面对外间朋友的问候，居然恐惧到如此程度，可以想见这一事件给知
识分子内心的伤害是多么严重。
无奈的群体
50 年代初，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突然转向，留给人们许多困惑，因为
根据他们以往的教育背景和早年的思想倾向，这种转变缺乏合理的逻辑过
程，但他们的集体转向又是一个既存的事实，我对这种转变的真实性表示怀
疑。对许多人来说，也许不乏真诚的一面，但从整体看是因恐惧造成的。最
近我读台湾出版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就注意到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
这些资料都是50 年代初胡适留在大陆的朋友和学生写给胡适的信，胡适摘
抄出来，写在了日记中，有些则是原件贴在了日记上的，这些资料，对于了
解50 年代初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态度，是极好的第一手材料。
胡适在1950 年6 月13 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今天我收到一个林诒昌（去年6 月北大毕业）从香港来的一封信，也
是题“五四”。
胡适把这封信贴在了日记本上，得以完整保存至今。信中说：
你离开祖国一年多了，一年来国家变得更穷困。北大方面，比起旁的
地方来变化还算是最少的，先生们每月可得千斤小米，生活尚过得去。。
… 最近朋友来信说，吴恩裕先生曾想要自杀，冯友兰先生却到开封谈
土改，
罗常培先生亦热心，潘光旦、周炳琳、杨人楩诸先生默默无语。（《日
记》
第16 册）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50 年代初，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心是很恐
惧的。1951 年11 月，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开始学习改造运动，这次运动的一
项重要内容就是批判胡适，这是胡适离开大陆后，比较集中的一次批判，批
判胡适的多数是他过去的朋友和学生。
这些人在胡适离开大陆不久，就说出了那么多不近人情的话，这不符
合这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去为人处事的方式，可以想见压力之大。从林诒
昌提到的几位教授看，证之以后的事实，可以确定林诒昌的话是真实的。冯
友兰、罗常培当时变得比较快。1952 年7 月8 日的《光明日报》上就发表
了罗常培的长文《从三反运动中认识了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首先检查
了自己过去和蒋梦麟、陈雪屏等人的关系。林诒昌的信是1950 年5 月4 日
写给胡适的，从两年后罗常培的转变看，林诒昌说“罗常培亦非常热心”的
判断是准确的；说“潘光旦、周炳琳、杨人楩默默无语”，也是真实的。特
别是周炳琳表现得很有个性。1952 年4 月21 日，毛泽东在一份《对北京市
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简报》中的批语中写到：
彭真同志：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那
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
过关
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作法很好，望推广
至各
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作法。（《建
国
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 册第422 页）
其中所谓“对周炳琳的作法”是指，为了帮助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周
炳琳更好地解除对思想改造的顾虑和端正对于“三反”的态度，北大党组织
有领导有计划地派人同周炳琳谈话，张奚若、马寅初和周炳琳谈话以后，并
由周的女儿（共产党员）做工作后，周炳琳才有所转变，表示愿意听取大家
的批评，进一步做思想检讨。
从林诒昌对几位教授的评价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50 年代初，并不是
所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真诚地希望转变，比如像梁漱溟，陈寅恪、周炳
琳等人，就都有过抵制行为。如梁漱溟当时就“不肯洗脑”，对此，胡适在
日记中说：
漱漠的父亲梁巨川先生在民国八年发愤自杀（也许是七年尾），原因
不明，但大致是因为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社会。。。漱漠今天的行为
也是
“殉道者”（Martyr）。。 的精神，使我很佩服。“不能向不通处变”不能
“自昧其所知以从他人”都是很可敬的。（《日记》第17 册）
但可惜的是像梁漱溟、周炳琳、陈寅恪那样的人太少，加之外力过于
强大，这一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无可奈何地屈从了，但内心并非彻底认同，
为了生存下去，他们终于成了无奈的一群。对于朋友和学生对自己的批判，
胡适多数予以谅解，因为他知道这是压力之下的结果。1952 年下半年，他
在给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英译本写的前言中，特别举了金岳霖的例子，
他认为在外力下要一个知识分子真正转变是不可能的，他说：“。。他的政
权已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
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
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胡适之先生年谱
长编》第6 册第2293 页）给胡写信的林诒昌是北大的毕业生，后来到了香
港。《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收有他1948 年3 月18 日写给胡适的一封
长信，信中表现出了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强烈向往和对胡适寄予的厚望，林诒
昌当时还没有毕业，是一个青年，他对时局的清醒判断，说明40 年代末许
多青年学生，是理解和认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他在信中说：
先生应该知道：国家确需要你，希望你会为中国开创一个民主的传统，
人民确需要你，希望你将民主精神播送给他们。在今天中国，你最有
资格，
因而也最有责任去开创一个自由主义的传统。（第353 页）
以小见大
读《中国院士》（张建伟、邓琼琼著）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曾
经有一段时期，我想过收集中央研究院的资料，这个兴趣最初是由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引起的，后来听说南京有一位先生写了一本关于中央研究
院历史的书，我也曾打听过，但此书至今没有出版。由于有了这点准备，平
时看书对有关中央研究院的史料也就比较留意。
现在读《中国院士》，自然就很有兴趣。大体上说这是一本不错的书。
但我对这本书有一个小小的不满足，就是作者似乎有一种乐观主义的倾向，
所以在他们笔下，中国院士的历史也是越往后越辉煌。在作者看来，尽管道
路是曲折的，而前途总是光明的。作者自有其道理，但我觉得他们的乐观主
义是太多了一些，这本书如果多传达一些历史的悲观主义，也许才更让人钦
佩作者的历史眼光，可惜作者没有这样做。虽然这本书中有很宝贵的史料，
偶尔也有很感人的细节，可惜由于作者缺乏宏大的历史眼光，所以尽管是本
好书，但还不能对人的心灵真正有所触动。
如果给作者提具体意见，我想先从一个细节说起。作者在书中写到了
生物学家胡步曾，在1948 年中央研究院的81 名院士中，胡先生是生物组的
院士，1955 年的学部委员中就缺了胡先生，因为他反对李森科那一套，在50
年代，这是很大的问题。像这样的细节书中还有一些，可惜作者未能从这些
细节中挖掘出更深刻的东西，我说他们有乐观主义的东西，因为他们忽略了
这种小事中映现出的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特色，他们把本来已经找到的历史
感觉，轻易放过去了。《竺可桢日记》中有一个细节，恰好可以和胡先生的
经历对比着看，对比着想。1949 年5 月30 日，竺可桢在上海见到陈毅，他
在当天的日记中说：“渠曾阅研究院院士录，见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
兼收能并蓄。”（日记第2 册第1257 页）从《中国院士》所写的历史看，作
者读过竺可桢的日记，可惜把这样好的细节给遗漏了。1947 年5 月22 日的
胡适日记中，留下了一份关于中央研究院人文组候选人的名单，抄出如下：
发出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人文组”的“人文”部分的拟提名
单：
哲学：吴敬恒 汤用彤 金岳霖
中国文学：沈兼士 杨树达 傅增湘
史学：张元济 陈垣 陈寅恪 傅斯年
语言学：赵元任 李方桂 罗常培
考古学及艺术史：董作宾 郭沫若 李济 梁思成
人文地理民族学：想不出人名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 册）
这是1947 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候选人名单，这个名单中的沈兼士、傅
增湘，1948 年就没有当选院士，但郭沫若始终在这个名单上，所以才有竺
可桢见陈毅后的感慨。《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24 页）中也有一
个类似的细节，何廉曾为蒋介石提供当时参加庐山会议的人员名单，他说：
我们拟就了一张名单，包括各行各业的人士。去上海见他时，我们递
交了这张名单的草案。我记得，名单上有郭沫若的名字，但我们并不
清楚
他是个共产党人。蒋介石看到郭沫若的名字后说：“啊，好得很，我对
此
人总是十分清楚的。”他问我们此人现在哪里，我说1933 年在东京时
我曾
看到过他，但不了解他现在何处。
历史常是由许多小事构成的。研究历史的人可以从大处着眼，但也有
专从小处着眼的，比如法国年鉴学派的那些学者，像布罗代尔就喜欢看小处，
也能成一家之言，而且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国院士》的作者，本来已经有
了很好的材料，但眼光偏了，作品的深度也就受到了影响，这一点我很希望
作者能从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学点把握真实历史的方法和情
感，
三个教授的命运
1945 年昆明发生的“一二·一”学潮，在当时和以后都产生了很大影
响，有关这次学潮的研究已有很多，我所选取的角度是观察这次学潮中的三
个教授的命运。
“一二·一”学潮起因于一次时事晚会。1945 年11 月25 日，在西南联
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举行的这次晚会，成了“一二·一”学潮的导火索。当
时参加时事晚会的有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和英语专科学校的学生
约6000 人。当时正是反内战的高潮时期，按惯例，学生的时事晚会，通常
要请知名的教授来演讲，11 月25 日的时事晚会也不例外，同学请了钱端升、
伍启元、费孝通和潘大逵4 位教授讲演。晚会进行当中，驻防昆明的国民党
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派人包围了会场，并鸣枪威胁，引起教授和学生的极大愤
慨。晚会之后，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消息：“本市西门外白泥坡附近，昨晚7
时许，发生匪警，当地驻军据报后，即赶赴捕捉，匪徒一面鸣枪，一面向黑
暗中逃窜而散。”（西南联大党史编写组《中共西南联大地下组织和群众革命
活动简史》92 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9 月。）这则不实的消息，引起
学生的愤怒，使矛盾激化，4 位学生被枪杀，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的罢课，从
而形成“一二·一”学潮。
我们现在分析的是这次学潮前在时事晚会讲演的4 位教授当时的经历
和以后的命运。
出席时事晚会的4 位教授除经济学家伍启元1949 年后离开大陆赴美
外，钱端升、费孝通、潘大逵都留了下来。1988 年11 月，在纪念西南联大
校庆50 周年的纪念活动中，伍启元以《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和精神》为题
发表了讲话。（西南联大昆明校友会编《西南联大暨云南师大建校50 周年纪
念集》105 页，1988 年。）由于伍启元离开大陆多年，他本人的命运和留在
大陆的知识分子不同，因而我们只观察钱端升、费孝通和潘大逵的命运。
钱端升1900 年出生于上海，1919 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42 年获美国
哈佛大学哲学博土学位。潘大逵1902 年出生于四川开县，1924 清华学校毕
业，1929 年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费孝通1910 年出生于江
苏吴江县，1933 年考入清华研究院，1938 年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土学位。
三位教授从年龄上看，大体是三代知识分子，钱端升长费孝通10 岁，
而潘大逵又长费孝通8 岁。三位教授同出清华，都有留学英美的背景，可以
说是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