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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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干净。对此万方有一段话说得极好：“长时间以来，我爸爸和许多的人，
他们都被告知他们的思想是需要改造的，这种对灵魂的改造像是脑叶切除
术，有时是极端的粗暴行动，还有就像输液，把一种恐惧的药液输入身体里。
这是一种对自由渺小卑微的恐惧，我知道这是非常严酷的事。”就个性而言，
曹禺是属那种谨小慎微的人，他本人是艺术家，可他40 岁以后赶上了一个
不容艺术家气质的环境，在这样的时空里，他的艺术家天性被压抑到了几乎
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程度。也许人家正是看重了他身上懦弱的一面，听话的一
面；才不断派给他各种不属于艺术家的角色的。当万方问他：“真够忙的。”
他缓过点儿来，说：“就是无聊就是了，没点儿意思。”“一天到晚瞎敷衍，
说点这个说点那个，就是混蛋呗，没法子。”
曹禺年轻的时候是非常自信的，《雷雨》剧本被朋友靳以压了一年之后
才发表，但他也不着急，他曾对女儿万方说过；“我知道那是好东西，站得
住。”但40 岁以后，他的自信就逐步丧失了。他曾说过自己想做一个新人，
“我要沉默，。。放弃‘嘴’的生活，用脚踩出我的生活，用手写真实的人
生。”然而他终于未能沉默，他直到临终前，还得应酬，对一个艺术家来说，
意识到无聊的生活而又难以摆脱，这是怎样一种处境呢？曹禺说：“我痛苦，
我太不快乐了，我老觉得我现在被包围着；做人真难哪！我要坦白出来，我
怎么自私怎么坏，我要说心里话，说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说的话。”这是曹
禺晚年的心声，可惜我们只能从他亲人的回忆中听出，而不能听他亲口对人
们诉说了。
曹禺晚年的痛苦，还使我想起了另一位和他经历很像的文化老人，他
官比曹禺做得还大。我听一位接触过他的人说，这位文化老人有一次曾和他
说起：我已经80 多岁了，90 岁以后我要开始骂人，我要写回忆录，要写出
我眼中的反右和“文革”。听了这话我是很感动的。但我又略有一点担心，80
多岁的老人，难到还要非等那个90 岁来临吗？为什么不赶紧把自己胸中的
痛苦和无奈早点告诉你祖国的人们呢？不要再等了。
由王瑶想到陈旭麓
现在许多人都注意到王瑶的学术道路，尽管大家承认在王瑶的学术道
路上有许多曲折，但他还是在特殊的环境里，以自己的才华在学术界确立了
自己的地位。与王瑶比起来，陈旭麓的学术道路更令人感慨。陈旭麓与王瑶
大体上是同年人，但在新时代里，王瑶学术道路比陈旭麓的似乎平坦，无论
怎样曲折，王瑶在学术界的地位是得到确认的，而陈旭麓的学术道路则颇为
坎坷。由于文学的特殊性，知道王瑶的人多，而知道陈旭麓的人少，作为中
国近代史专家，陈旭麓的学术道路同样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陈旭麓已经逝世
10 周年了，他的影响还没有超出专业领域，但他的经历却是值得我们深思
的。
陈旭麓是1918 年生人，比王瑶小5 岁，他们那一代学者，从年龄上说
是越往后越坎坷，也就是说，如果1949 年前能在学术上确立自己的地位，
以后的变化是一种情况。对于这部分人来说，由于已经成名，他们的转变和
对新时代的适应，相对不很急迫，如果不是外在压力过于强大，他们的转变
不会很快发生，由于已有的学术地位，他们不急于为成名而去改变自己。但
对于那些在学术上显示了才华，而尚未确立自己学术地位的青年才俊，时代
的转换使他们已有的学术训练不能正常发挥，而学术冲动与学术环境不相适
应时，由于无法改变学术环境，只有让学术冲动来适应学术环境。王瑶50
年代初写出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很能说明这个问题，50 年代初，在学术
界显然是未成名的学者比成名的学者更有学术冲动，陈旭麓的学术道路也有
这样的特点。
1949 年以前，陈旭麓已在学术上初露才华，他24 岁就写出了《初中本
国史》，40 年代末，陈旭麓的写作热情很高，他给当时的《观察》、《大公报》、
《展望》、《中建》等报刊写过时论，在陈旭麓的写作生涯中，这是一个很重
要的时期。从这时期的许多言论看，陈旭麓的思想大体属于自由主义一脉。
可以他发表在《观察》周刊第2 卷第21 期上的《我们向哪条路走？》为例。
这篇文章写于1947 年夏天，当时陈旭麓只有29 岁，这篇文章发表在《观察》
的“专论”专栏中，排在第二篇，是很显要的位置，而当时《观察》的编者
储安平根本不认识陈旭麓，在介绍作者的时候，特别注明是“投稿”。这虽
是一篇时论，但从文章的气势和分析的细密上，可以看出陈旭麓的学术个性，
他分析问题的全局眼光和善于从综合中看出历史走向的学术风格，已具雏
形。请看如下一段议论：
同时知识分子中的不少自由主义者，知道这个社会要“变”’也
希望“变”，彻底地“变”，却有一个共同的观念，以为不要用流血
的革命方式去“变”，想用改造的方法完成不流血的革命任务。这不
是不可能，英国的工党执政以后，正想用不流血的革命来挽救资本主
义的危机，似乎已经收到了相当的成效。但是移植到中国来，是否也
能收同样的效果？何况中国两个武力集团的对立，怎样使他们放下武
力，和舟共济的改造社会？由近来局势的发展，除非上帝给我们好好
的安排。
陈旭麓在这篇文章中希望中国能走和平的道路，但也表现出了急迫的
心情，“只要能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不问其为剿灭或革命，阵痛之后，即
可获致安详的局面，则战争亦有所希望。”不过大体来说，陈旭麓当时的立
场，还是自由主义的。这个样子的陈旭麓走进了新时代，学术冲动依然强烈，
虽然新时代对他过去的学术训练已有制约，但作为一个刚在学术上显示了才
华的青年，他的学术道路刚刚开始，他努力想确认自己。
读《陈旭麓文集》，一个强烈的印象是五六十年代，当多数前辈学者沉
默的时候，陈旭麓的写作热情却很高，从1949 年10 月起至1965 年8 月，
陈旭麓共在当时的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了59 篇论文（含几种小册子），70
年代初，他还有两本书出版。陈旭麓“文革”中的曲折，虽有一定偶然性，
但与他没有停止写作的经历是分不开的。这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由
于早年的学术训练，陈旭麓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获得了公认的成就，但他
晚年的心情并不顺畅。从他给学生的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你关心
我的职称一事，我已味同嚼蜡。亦视之如鸡肋，早已不愿问闻。但最近听说
系里和校部将连同申请招收博士研究生上报，事情到底怎样，我一任其自然，
决不向任何人乞求，亦不欲为此事与他们再说一句话。古往今来这种排斥的
事情太多了，也实在太下作了”（《浮想偶存》547 页，华东师大出版社）。“一
月间在西安评审带博士的会，因有人作梗，我未获通过。现有几个与会人打
抱不平，刘大年也在说话，将于五月国务院评审委员会上提出重评。结果如
何，不可知。我以泰然视之”（同上555 页）。以后的事，我不很知道，但由
此可以想见陈旭麓晚年的心境。关于陈旭麓的学术道路，以后人们可能还会
发生兴趣，他也是那种本来可以在学术上大有成就的人，但因了时代的关系，
他的收获与他的才华也是不成比例的。
舒芜：回到起点
读了舒芜先生的长文（见《新文学史料》1997 年第2 期），我是别有一
番感慨的。这篇长文是舒芜先生给自己的文集《回归“五四”》写的后记，
也是作者的自传。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一生坎坷命运的回忆，其中有许多发人
深省的东西。
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近年常谈起冯友兰先生的经历，认为他
经历了一个实现自我，失落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的过程。像冯友兰先生这
样的知识分子，在他同时代的知名学者中，无疑是有代表性的，如汤用彤、
陈垣、金岳霖、贺麟、钱端升等等，虽然个人的命运不同，但在由旧到新的
历史中，从目前已知的材料中，大体都有共同的一面，这共同的一面大体上
可以说就是他们中的另一个代表陈寅恪所不选择的东西。这一代学者不管后
来命运如何，他们在过去已成就了自己的事业。研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这
代人固然是一个耀眼的群落，但就个人的命运而言，他们呈现的是另一种悲
剧。我在阅读舒芜先生的回忆时，有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在脑中浮现，冯友
兰他们是一代，中间储安平、费孝通、王瑶他们又是一代，在这两代知识分
子中，又可按那个时代流行的说法，每代人中，又有左面的和右面的。虽然
当年的人生道路有别，但在命运的悲剧性方面，又可说是殊途同归。在他们
这两代人之后，更有一类人的命运充满复杂性，这就是舒芜这一代知识分子。
舒芜的经历，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显示了另一种更深的悲剧。
这一代本世纪20 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在获取知识的最佳年龄，差不多没
有赶上什么好时候。舒芜的经历在同时代人中又有特殊性。舒芜出身世家，
从他以后做出的学术成就看，他本来是一个在学术上早熟或者说早年求知渴
望特别强烈的人。但舒芜这样有才华的人，却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没有能
够进入当时的大学读书，他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自学成材的学者。舒芜的未
能进人大学，自然有个人的原因，但也有那个时代的特殊背景。舒芜是一个
有强烈追求自由民主气质的人，可以先设想一下，如果具有这种气质的舒芜，
在那个时代能进入当时中国著名的学府，先去接触真正具有自由思想的那些
教授，那么他对自由和民主精神的理解就会和后来不一样。按舒芜的年龄
（1922 年出生），他是能赶上这个时代最后一批自由主义学生的行列的。而
舒芜在自己求知欲最强烈的时候，却在当时的安庆中学遇到了表兄姚圻，舒
芜说：“我从他那里，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当时，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风行，可以说是一代青年学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姚圻带来的书里面，却无
此书，而有苏联米丁著，沈志远译，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厚厚一大本的《辩
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我第一本读的就是它。此书很不好读，却强
烈地吸引了我，觉得这真是博大精深、严密完整，使整个世界井然有序地呈
现在眼前，为任何圣经贤传所未有。我努力啃了一两遍，自以为有所得。进
而读了姚圻带来的其它马克思主义的书，更进而自己跑书店，搜读各种马克
思主义以及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理论纲领政策的书刊。”当时舒芜还读
了徐懋庸译的一本斯大林的传记，“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革命领袖人物传
记，使我对斯大林佩服之至。”
舒芜40 年代初到当时国立中央政治学校当助教，这所学校虽然有许多
自由主义的教授，但学校本身是类似于国民党的中央党校性质的，而且在战
时对学生和教授的思想管制很严。
舒芜本来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人，但这种气质在未经系统了解
自由主义真话的初期，特别表现为反抗专制和追求个性，如果在这个时期恰
有一种以反抗专制为特色的学说盛行，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青年人是很容易
产生共鸣的，就是说具有那种思想倾向的青年，特别容易为某种思潮中表层
的反专制所吸引，而看不清那种思潮本身所具有的无可摆脱的专制倾向。这
不是舒芜本人的过错，而是那一个时代青年的普遍特点，或者说青年本人并
没有错，他们本来就是以反专制的精神投入社会运动的，至于他们曾经信仰
过的思想后来变成什么，当时他们不会知晓。也许有人会说，假使舒芜进入
了当时的著名学府，接触了大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会不会就成为一个自由
主义知识分子？历史自然没有假设，更何况就是在当时的著名学府中，也并
非所有的学生都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但舒芜作为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
青年，他是从自身特殊的经历中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的，他本来不是一个穷
得非要造反的书生，而是在知识的浸润下，逐渐产生了对现存秩序不合理的
反抗情绪的。舒芜总结自己当时的学术思想有几个基点，即一反儒学，二尤
反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