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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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适应。
叶笃义在他的回忆录《我与民盟》中说过一件事。上海解放后，罗隆
基将回北平时，司徒雷登约见过他一次，托其向周恩来传达这样的口信：中
国如能放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他可以向美国政府建议给予中国政府几
十亿美元的支援。罗隆基到达北平之后，在未传达这个消息之前，听到陈铭
枢已经向周恩来做了相同的传达而遭到周的斥责，于是他就放弃了这个念
头。后来美国驻北平总领事克乐伯（Clubb）回国的时候，罗隆基同张东荪
两个人约克乐伯相见，叫他见到司徒雷登告诉这个经过。所谓“以民盟来做
美国和中共之间的桥梁”这一主观幻想至此彻底结束了。”（《文史资料选集》
增刊第2 册第30 页）根据这一细节推断，张东荪对于后来的外交政策应该
不至于太书生气，但也许是年老而无法改变自己的个性，他终于还是按自己
的想法去办事了。叶笃义就说过，解放之初张东荪就不写文章表态，叶劝他，
他说：我要保持我沉默的权利。可以想见他的性格。
张东荪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最早被新时代抛弃的人，这是他的不幸，
但也是他的幸运，以他那样的思想背景和性格特征，躲过1951 年，还能躲
过1957 年吗？
1952 年4 月21 日，毛泽东在“三反”运动中对北京市高等学校的情况
曾有一个批示、在批示中他说：“看来除像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
特分子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 册第422 页）1952 年8 月7 日，毛泽东约见
梁漱溟，谈话完毕后，梁受张东荪之托，向毛泽东求情。
梁漱溟说：“张的为人聪明特出，久在学术思想界享有高名，与我相熟
数十年。北京城的解放，张亦是奔走内外之一人。1949 年建国，组织中央
人民政府，列居60 名委员之一，殊‘不料他亲美，惧美（这时他是美国人
办的燕京大学教授），竟受一特殊间谍的诱感，甘心为美国务院作情报，窃
以政府会议文件密授之。此特务被捕，供出其事，张内心慌乱，如醉如狂，
寝食俱废。我对张‘既恨之，又悯之’，虽无意为之求情，亦愿探悉主席将
如何处理。”毛泽东回答说：“此事彭真来向我详细报告了。彭真要捉起他来。
我说不必，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从此我再不要见他，他再不能和我们
一起开会了。
想来他会要向我作检讨的，且看他检讨的如何吧。”（《梁漱溟先生年
谱》第206 页，广西大学出版社）张东荪后来是如何检讨的，我们就不得而
知了。
好像是一种宿命似的，当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个一个都倒下了。1948
年，张申府因在《观察》上发表《呼吁和平》，被开除出了民盟，1951 年张
东荪又出了那事，之后的运动不断，仔细一想，整批倒下的都是那些自由主
义知识分子。
胡适与冯友兰
忽然想到写一篇关于胡适和冯友兰关系的文章，是因为看了《胡适的
日记》（手稿本，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中胡适对冯友兰的评价。胡适比冯友
兰大四岁，可以说是同代人，但在胡适和冯友兰之间，这4 岁不仅是年龄的
距离，还是师生的差别。1917 年，胡适到北京大学当教授的时候，冯友兰
还是北大三年级的学生，也就是说，胡适是他的教师。
胡适一生中和冯友兰的直接交往并不多，虽然因了北大和清华的关系，
他们不可能有较密切的来往，但事实上，胡冯二人，也许是个性，也许是思
想不同，在同时代的知名学者中，他们的交往是很少的。
应该说20 年代，胡冯二人有过交往，关系也还比较融洽。1931 年9 月
3 日，为了能到教育部将要设立的国立编译馆中谋事，冯友兰曾给胡适写过
一封非常恳切的信，他在信中说：“前在京畅谈甚快。出京后以人事匆匆，
曾未与先生一信，歉厌何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346 页）冯友兰这
封信是求胡适帮忙的，写得很客气，信末署“学生冯友兰鞠躬”，可以想见
当时胡冯二人的关系。
1931 年，冯友兰出版了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由此引出了他与胡
适的一段学术争论，即关于老子和孔子谁前谁后的问题。胡适认为老子在前，
而冯友兰认为孔子在前。
为此当时学术界曾发生过争论，梁启超也站在冯友兰一边。但在这个
问题上，冯友兰的结论最终没有能说服胡适。1930 年3 月20 日夜，胡适曾
给冯友兰写信，申说自己的看法，其中说：“你把《老子》归到战国时的作
品，自有见地，然你的《中国哲学史》讲义中所举三项证据，则殊不足推翻
旧说。”（《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 册第38 页）1931 年胡适在给钱
穆的信中还说：“我并不否认‘老子晚出之论’的可能性。但我始终觉得梁
任公、冯芝生与先生诸人之论证无一可使我心服。若有充分的证据使我心服，
我决不坚持老子早出之说。”（同上968 页）尽管论争中的双方谁都未能说服
对方，但学术之争还是平和的，胡冯之间的关系也很正常。胡适和冯友兰的
关系进入40 年代以后开始发生变化，这变化可能确有当年学术分歧中积下
的怨气，但这时胡冯之间的分歧主要不表现在学术上，而是思想和人格上了。
当年在学术上和胡适有不同观点的人很多，比如顾颉刚、钱穆等人，但学术
的分歧并未影响他们之间的正常关系，而只有在对冯友兰的关系上，胡适显
得很偏激，这其中肯定夹杂了许多非学术的因素。1943 年12 月12 日，胡
适读到了在贵州印行的由张其昀主编的《思想与时代》杂志，他的评价是：
“此中很少好文章。”（《日记》第15 册）而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中就有冯友兰。
胡适接着说：“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冯友兰虽曾出
国门，而实无所见。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维护集
权的态度亦颇明显。”（同上）1950 年初胡适见到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的英文本，他的评价是“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
（《日记》第16 册）可以说，从50 年代以后，胡适对冯友兰的看法就完全
改变了，他已很难平静地看待冯友兰和他的著述，凡提到冯友兰几乎都带有
鄙意，一反胡适固有的宽厚态度。1955 年1 月24 日的日记中说：“写完冯
友兰《中国哲学史》书评。《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要我写此书英
译本《TheDeikBodel》的书评，我耽误了半年，今天扶病打完。为此事重看
冯书两遍，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故此评颇指出此书的根
本弱点。。”（《日记》第17 册）在日记的最后又说“陈寅恪（审查报告—
—笔者注）说得比他清楚。。”这里胡适引了陈寅恪给冯友兰所写审查报告
中的一段话，从语气上说是借陈的话来否定冯友兰。陈寅恪先后给冯友兰《中
国哲学史》上下两卷都写过审查报告，而且评价很高，胡适也许是有成见，
所以评价不够客观。从学术分歧的角度说，胡适对冯友兰的态度是偏激了。
人们也许会说，一向主张宽容的胡适，为什么对冯友兰这样呢？仔细分析，
可以发现，这种评价中有胡适对冯友兰人格的认识。50 年代末，胡适在给
严耕望的一封信中，再说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反而平静了，他说：“冯
书最便检查。但不列原书所举僧名，最为无识！”（《长编》第8 册3102 页）
从根本上说，胡适对冯友兰的评价，是随冯友兰的变化而变化的，也
就是说，愈往后评价愈低，而且是愈到后来愈从人格上加以评价。1961 年
胡适和钱思亮聊天，谈到大陆许多朋友的近况，对冯友兰的评价就很苛刻，
他说：“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130 次的错，自己
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一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房
地产。1950 年在檀香山买了3 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
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
子的钱。”（《长编》第10 册2556 页）胡适的这些话是和朋友聊天时说的，
只能说表达了一种情绪，并不一定准确，查《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蔡仲
德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50 年冯友兰没出国，他是1948 年2 月由美返
国的，胡适显然是说错了。可见胡适是道听途说，再有说冯友兰想回国做买
卖发财，也太离谱了。公平地说，离开大陆以后，由于冯友兰的一些变化，
使胡适对他的评价多带有情绪化的色彩。反过来说，80 年代初冯友兰写《三
松堂自序》的时候，说到胡适，评价却很客观，他说：“胡适的这部书，还
有一种更广泛的影响——胡适是在哲学方面用那个指头比较早的一个成功的
人。”（该书216－217 页，三联版）他还说：“陈寅恪和金岳霖的两篇审查报
告都把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做比较。这是
因为在当时，这一类的书，只有这两部。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无论什么事
物，都是后来居上。这是因为后来者可以以先来者为鉴，从其中取得经验教
训。无论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适的创始之功，是不
可埋没的。”（同上228 页）
从胡适和冯友兰的相互评价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学术史上，因偏激
造成的失误也许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应当尽可能在一切问题上都尽量发挥
理性的力量，以便能使偏见少一点，冯友兰晚年说到胡适时，基本上没有偏
见了。当然，胡适与冯友兰关系和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评价失当的责任并
不全在个人身上。
怎样评价傅斯年
1997 年5 月17 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了少云先生《关于傅斯年》
一文，对傅斯年多有误解，特提出几点意见，以就教于少云先生。
少云先生文章中说：“抗战胜利后，起初长北大的应是胡适，而傅恐胡
适过于宽厚，碍于人情，对任伪职的旧日友好不好应付，遂自荐做开路先锋，
为胡日后接任铺平道路。”这段话说得含糊，容易给人误解，以为傅斯年是
为胡适着想，才就北大代理校长一职的，而事实并非如此。
关于胡适做北大校长一事，前后背景是这样的。当时原北大校长蒋梦
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按国民政府1934 年修订的《大学组织法》第九条之
规定：“大学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简任，除担任
本校教课外，不得兼任他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 辑第1 编
173 页）这样蒋梦麟就必须辞去北大校长和他兼任的西南联大常委。关于这
一点，当初蒋本人并不自觉，是朱家骅和傅斯年提醒的结果。江泽涵在给胡
适的一封信中说：“骝先、孟真劝他辞北大校长，因为他兼北大校长，违反
他手订的大学组织法。”（《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6 页）还有一点是，
蒋梦麟在长北大期间，和教授合作得并不十分愉快，据说其中有他夫人的原
因，另外就是多数教授对他热衷仕途颇不以为然。这可以从收入《胡适来往
书信选》中的傅斯年、钱端升、江泽涵、汤用彤等人的信中看得很清楚。
抗战胜利后，听说胡适将出长北大，在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
曾引起很大反响。大家对胡适寄予厚望，当时很多知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都给胡适写了信，表达自己对他的信任，可见胡适在知识界的威望。胡适当
时还在美国，他在给朱家骅、蒋梦麟的一封信中说：“将来弟归国，若不得
已，亦愿与孟真兄分劳，暂代一时，以待梦麟兄之归。。”当时胡适对蒋梦
麟在北大的作为很肯定，以为他的步入仕途是“为政府征调，只是暂局”。
当时的情况是蒋梦麟离开后，蒋介石想让胡适或傅斯年出任，因为傅斯年在
国内，蒋介石先让教育部长朱家骅征求傅斯年的意见，而傅斯年则说北大校
长非胡适莫属，绝无自荐之意，并为此上书蒋介石。此事傅乐成编《傅斯年
先生年谱》和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均有详细记载。这个
事实的意义在于，当时国内公认胡适和傅斯年是文化界当之无愧的领袖人
物，这个评价是蒋介石的幕僚陶希圣的判断，唐纵在他的日记中说：“与希
圣谈转移自由分子对政府之恶感，希圣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