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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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纵第二十五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陈时政曰：
臣历睹前代，自夏、殷、周及汉氏之有天下，传祚相继，
多者八百余年，少者犹四五百年，皆为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
岂无僻王？赖前哲以免尔！自魏、晋以还，降及周、隋，多者
不过五六十年，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
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传嗣之主政教少衰，一
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
固当崇禹、汤、文、武之道，广施德化，使恩有余地，为子孙
立万代之基。岂欲但令政教无失，以持当年而已！且自古明王
圣主虽因人设教，宽猛随时，而大要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二
者是务。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
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
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
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
夏，略无休时。陛下虽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
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
颇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养之。昔唐尧茅茨土阶，夏禹恶衣
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复可行于今。汉文帝惜百金之费，辍
露台之役，集上书囊以为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
锦绣綦组妨害女工，特诏除之，所以百姓安乐。至孝武帝，虽
穷奢极侈，而承文、景遗德，故人心不动。向使高祖之后即有
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于时代差近，事迹可见。今京师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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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议者皆不以为俭。臣
闻昧旦丕显，后世犹怠，作法于理，其弊犹乱。陛下少处民间，
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
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之后，固圣虑所当忧也。
臣窃寻往代以来成败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为盗贼，其
国无不即灭，人主虽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当
修之于可修之时，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则无益也。故人主
每见前代之亡，则知其政教之所由丧，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
是以殷纣笑夏桀之亡，而幽、厉亦笑殷纣之灭。隋帝大业之初，
又笑周、齐之失国，然今之视炀帝，亦犹炀帝之视周、齐也。
故京房谓汉元帝云 ：“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此言
不可不戒也。
往者贞观之初，率土霜俭，一匹绢才得粟一斗，而天下帖
然。百姓知陛下甚忧怜之，故人人自安，曾无谤讟。自五六年
来，频岁丰稔，一匹绢得十余石粟，而百姓皆以陛下不忧怜之，
咸有怨言。又今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
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惟在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家贮
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
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向使洛口、东都无粟帛，即世充、李
密未必能聚大众。但贮积者固是国之常事，要当人有余力而后
收之。若人劳而强敛之，竟以资寇，积之无益也。然俭以息人，
贞观之初，陛下已躬为之，故今行之不难也。为之一日，则天
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劳矣，而用之不息，倘中国被水
旱之灾，边方有风尘之警，狂狡因之窃发，则有不可测之事，
非徒圣躬旰食晏寝而已。若以陛下之圣明，诚欲励精为政，不
烦远求上古之术，但及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
太宗曰 ：“近令造小随身器物，不意百姓遂有嗟怨，此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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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之过误。”乃命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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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鄙第二十六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 ：“人有明珠，莫不贵重。若以弹
雀，岂非可惜？况人之性命甚于明珠，见金钱财帛不惧刑网，
径即受纳，乃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弹雀，何
况性命之重，乃以博财物耶？群臣若能备尽忠直，益国利人，
则官爵立至。皆不能以此道求荣，遂妄受财物，赃贿既露，其
身亦殒，实可为笑。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劳役无度，信任群
小，疏远忠正，有一于此，岂不灭亡？隋炀帝奢侈自贤，身死
匹夫之手，亦为可笑。”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尝谓贪人不解爱财也。至
如内外官五品以上，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若受人
财贿，不过数万。一朝彰露，禄秩削夺，此岂是解爱财物？规
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仪休性嗜鱼，而不受人鱼，其鱼长存。
且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诗》云：‘大风有
隧，贪人败类。’固非谬言也。昔秦惠王欲伐蜀，不知其径，
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便金。蜀王使五
丁力士拖牛入蜀，道成。秦师随而伐之，蜀国遂亡。汉大司农
田延年赃贿三千万，事觉自死。如此之流，何可胜记！朕今以
蜀王为元龟，卿等亦须以延年为覆辙也。
贞观四年，太宗谓公卿曰 ：“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
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兢兢业
业，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
安宁，自身常得欢乐。古人云 ：‘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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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其过。’此言可为深诫。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
纵事未发闻，中心岂不常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
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卿等宜深
思此言。”
贞观六年，右卫将军陈万福自九成宫赴京，违法取驿家麸
数石。太宗赐其麸，令自负出以耻之。
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 ：“宣、饶二州诸山大
有银坑，采之极是利益，每岁可得钱数百万贯。”太宗曰：“朕
贵为天子，是事无所少之。惟须纳嘉言，进善事，有益于百姓
者。且国家剩得数百万贯钱，何如得一有才行人？ 不见卿推
贤进善之事，又不能按举不法，震肃权豪，惟道税鬻银坑以为
利益。昔尧、舜抵璧于山林，投珠于渊谷，由是崇名美号，见
称千载。后汉桓、灵二帝好利贱义，为近代庸暗之主。卿遂欲
将我比桓、灵耶？”是日敕放令万纪还第。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 ：“古人云‘鸟栖于林，犹恐
其不高，复巢于木末；鱼藏于水，犹恐其不深，复穴于窟下。
然而为人所获者， 皆由贪饵故也。’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
厚禄， 当须履忠正，蹈公清，则无灾害，长守富贵矣。古人
云：‘祸福无门，惟人所召。’然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与
夫鱼鸟何以异哉？卿等宜思此语为鉴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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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儒学第二十七
太宗初践阼，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
以本官兼署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听朝之隙引入
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诏勋贤三品以
上子孙为弘文学生。
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
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之容，始备
于兹矣。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
布在廊庙者甚众。学生通一大经以上，咸得署吏。国学增筑学
舍四百余间，国子、太学、四门、广文亦增置生员，其书、算
各置博士、学生，以备众艺。太宗又数幸国学，令祭酒、司业、
博士讲论，毕，各赐以束帛。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
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
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
有也。
贞观十四年诏曰 ：“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
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并前代名儒，经术
可纪，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讲疏，宜加优赏，以劝后生，可
访其子孙见在者，录姓名奏闻。”二十一年诏曰 ：“左丘明、
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
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
王肃、王弼、杜预、 范宁等二十有一人，并用其书，垂于国
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于太学，可并配享尼父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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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其尊儒重道如此。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
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谏议
大夫王珪曰 ：“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
汉昭帝时，有人诈称卫太子，聚观者数万人，众皆致惑。隽不
疑断以蒯聩之事。昭帝曰 ：‘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古义者，
此则固非刀笔俗吏所可比拟。’”上曰：“信如卿言。”
贞观四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前中书侍
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及功毕，复诏尚书左仆射房玄龄
集诸儒重加详议。时诸儒传习师说，舛谬已久，皆共非之，异
端蜂起。而师古辄引晋、宋以来古本，随方晓答，援据详明，
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太宗称善者久之，赐帛五百匹，
加授通直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太宗又
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
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 》，付国学施行。
太宗尝谓中书令岑文本曰 ：“夫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以
成其道，亦犹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怀火，待燧动而
焰发；人性含灵，待学成而为美。是以苏秦刺股，董生垂帷。
不勤道艺，则其名不立。”文本对曰 ：“夫人性相近，情则迁
移，必须以学饬情，以成其性。《礼》云：‘玉不琢不成器，人
不学不知道。’所以古人勤于学问，谓之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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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第二十八
贞观初，太宗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 ：“ 比见前、后《汉
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
班固《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 益劝诫， 何假书之史
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
须备载。”
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隆表请编次太宗文章为集。太宗
谓曰 ：“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
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
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
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
竟不许。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
“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
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 ：“今之起居，
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
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 ：“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
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黄门
侍郎刘洎进曰 ：“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
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 ：“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
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