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只有风知道-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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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人认为我会是凶手吗？”泽贝格问。
　　“不，没有人。”我说，“没人怀疑您。”
　　“这可怪了。”泽贝格脱口而出，“真的很奇怪。没有人怀疑我？”
　　“您干了吗？”我问。
　　“当然。”泽贝格开心地说，“我本想马上向您招供的。是我不对。”
　　“依您看谁可疑呢？”昂热拉问。
　　“夫人，这么直接打听只会得到同样直接的回答。您觉得您的朋友克劳德·特拉博会不会是凶手？您了解他跟赫尔曼银行的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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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银行里惯常将这种事公布于众吗？”昂热拉问。
　　“我听到他刚才对其他几位先生这么讲，还叫我去作证了。”
　　“原来如此。”
　　“对，就是这样的，您瞧，卢卡斯先生。您怎么看此事？”
　　“很重视。”我说，“首先，在您来之前，特拉博自己就对我讲过此事。”
　　“那他讲得有点太频繁了。”泽贝格说，“他一直除了讲它不讲别的。另外，我的笔迹对您有所帮助吗？”
　　“我不懂您的意思。”
　　小狗纳芙塔利弯着腿从我们身旁惬意地悠闲地走过。
　　“您曾经让我写下我的香水的名字。‘粗陶人’。”
　　“不错，这下我想起来了。”我说，“真的，泽贝格先生，您读侦探小说读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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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听人劝。你冷酷无情。你没有同情心，也就不会有人同情你了。除非是个傻瓜，没有人会听任毁灭，而不反抗。你周围没有傻瓜，赫伯特，这你应该知道。这你也知道。”
　　这些句子，是用法语写在一页光滑的白纸上的，是我头一回去他那儿时，那位矮个、悲伤的路易·拉克洛斯给我看的。
　　“我们搜查了赫尔曼别墅——主要是他的房间。钻石伊尔德一点不反对搜查，我们在一个写字台的抽屉里发现了这个。”他给我看这张纸，“当然是伪装过的笔迹，但还是有用场。”
　　“有指纹吗？”
　　“一个也没有。我们将它带走了，没对任何人讲什么。弄到所有参与者的签名，最好是写上几句话，交给笔迹专家比较，我们做比您做更困难。您愿意负责这件事吗？”
　　我接受了此事。现在我拥有所有相关的男男女女的笔迹。不，我想，不是所有的。缺赫伯特·赫尔曼、比奈特夫妇和西蒙夫妇的，那些牺牲者。这是什么样的无稽之谈啊，我想。
　　这是无稽之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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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为什么一定要穿普齐服？它可总是老一套。同样的价钱我能买到好看的尼娜·里奇的其它衣服！”
　　“我请求您——限制战略武器大会！实际情况如何？您跟我一样清楚，美国人和俄国人在连续进行多头核导弹的地下试验。”
　　“我告诉你，她跟她的司机关系暧昧，我的最亲爱的。这你不用怀疑。”
　　餐桌上的交谈……
　　三个仆人极其礼貌地端上肉、蔬菜、米饭和色拉。
　　“幸福的特拉博夫妇，”梅丽娜·泰奈多斯对我说，“这才像仆人。对这些手下人可以信任。可我们……我请您想想，冰箱放在钢琴后面，为了不遭仆人谋害，床头柜上放一把手枪！”
　　“是啊，这真是太可怕了。”我说。她严肃地点头，我又感到昂热拉的鞋尖在踢我的鞋。还从没有哪一个女人这么做过。它快让我半疯了。昂热拉这时正跟她的右邻保尔·泽贝格交谈。
　　“您听我说！”昂热拉叫道，“泽贝格先生讲得实在太有趣了。”
　　桌子上安静下来了。甚至连约翰·基尔伍德都抬起了头。他几乎什么也没吃，只是一个劲儿地喝酒。他似乎喝酒喝清醒了。
　　“美国在智利的圣地亚哥举行了一次促进贸易和发展的会议。”泽贝格解释说，“我去出席了。当这里的这桩不幸发生时，会议正开到高潮。我直接从智利飞到了赫尔曼夫人身边。可先前我在会议上听到了一大堆发言，也包括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主席的发言。看来必然会跟这些人争执起来——主动地开展辩论。”
　　“跟工会？”梅丽娜·泰奈多斯惊骇地问，“主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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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她丈夫说。
　　“他们想干什么？”约翰·基尔伍德问，清醒得令人吃惊。
　　“好了，”那位风度翩翩的保尔·泽贝格说，讲着一口不带口音的法语，“正如主席强调的，工会看到跨国公司对他们行使权力构成了相当大的危险。他们搞的是国际性的资本操作。”
　　“不然他们应该如何操作呢？”萨冈塔纳嘀咕说。
　　“那不是操作，”泽贝格说，“发言人解释说，危险在于这些跨国公司自以为不必对某个国家保持忠诚。他们可以逃避一种民主的控制，不管是什么形式的——也逃避任何社会责任。”
　　“这可是每个国家内部工会的事。”法比安说，笑望着手端一只盘子站在他身后的那位仆人，“不，多谢，我什么也不要了。”泽贝格接着讲：“我可不在乎被怀疑为工会的代言人……”
　　“那您是为什么呢？”比安卡·法比安叫道。
　　“住口吧。”她丈夫咕哝说。我望望比安卡。她的衣服确实开口太大了。
　　“我只是简单介绍，”泽贝格平静地说，“请原谅，夫人。我自有我自己的想法。我们不再是生活在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世界在剧变。工会将不顾一切。我担心，如果我们不能跟他们协商，他们会赢。”
　　“只要工会的领导大人们还是腐败的，”比安卡·法比安说，粗俗地笑着，“这就不难。咱们饭后还去赌场吗？”
　　仆人们再倒香槟。基尔伍德得到了一满杯威士忌。蜡烛轻微地颤动。
　　“当然了，咱们去赌场，比安卡。”泰奈多斯说，“可工会并不腐败，一点也不。泽贝格说得对，得跟他们协商。”
　　“那你们直接跟魔鬼协商好了。”约翰·基尔伍德说。
　　“约翰，”托威尔生气地说，“您不仅是个醉鬼、傻瓜，而且是一个没有节制的、血腥的傻瓜。我们真的要等到事情让工会言中吗？”
　　“这正是我要向你们提的惟一的问题。”泽贝格说，“为此我讲了圣地亚哥的事。我请求原谅，如果我让夫人们感到无聊的话。”
　　“我总是同样的赌法，零和左右的两个邻居加二十九。”比安卡·法比安说。她现在微微有点醉意了。
　　“明天上船！”帕斯卡勒越过桌子向我耳语说，“你们看上去美极了，你们俩。”
　　“帕斯卡勒，请别再这么讲。”昂热拉说。
　　帕斯卡勒笑了笑。
　　“昂热拉脸红了！真正红了！她还能脸红！但愿我也能够。哎呀，老天，我最后一次脸红是在什么时候？”
　　我又感到昂热拉的鞋尖踢到我的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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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点左右，这群人动身了。
　　昂热拉向我解释：“咱们开车去‘保安警’赌场。它位于十字架路的西头，在老码头附近。那是所谓的冬日赌场。夏天，从六月份起，‘棕榈海滩’开张，那是夏日赌场。它位于康托码头后面，在十字架路的另一头。”
　　“‘保安警’里非常舒适。那里也可以吃饭，在‘大使’餐馆里吃。那家餐馆的老板马里奥先生，真是了不起。”比安卡·法比安说。我们站在客厅里。夫人们围上她们的披肩，穿上貂皮和毛丝鼠皮小袄。昂热拉披的是一条网眼白披肩。客人们边聊边走向他们的汽车。我回头张望，手里拿着一张一百法郎的纸币。
　　“您找什么？”
　　“我很想给这里的仆人留下点钱。”
　　“您把它放在这碟子里吧。”克劳德·特拉博说，奇怪地望着我。那只碟子放在一张旧橱柜上，里面已经有几张钞票了。我将我的放进去。“您是第一位。”特拉博说。
　　“什么？”
　　“给仆人小费。其它票子是我放进去的，好在我的仆人面前保住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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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说，这些亿万富翁没有谁……”
　　“没有谁。因此他们才是亿万富翁。今天在这儿的先生中有一位——我不能报出名字来——经常被邀请到我们家来，可是他从来不给仆人一点点，以至于帕斯卡勒有一天晚上对他讲：‘仆人们已经在议论您了。因此我给了他们五十法郎，说是您给的。’这位先生听了后大发雷霆，叫道：‘五十？您应该给他们一百，帕斯卡勒！这一下他们会讲我吝啬了！’”我们笑。“一百，跟您一样。您给得太多了。其他人分文不给。您永远成不了富人。”特拉博说。
　　“不，我担心永远不会。”我说。
　　“但我希望是个幸福的人。”克劳德·特拉博说。
　　我走向昂热拉，我们来到室外。几位司机打开了劳斯莱斯、十二缸的“美洲豹”和一辆梅塞德斯600型的车门。特拉博家的客人们钻进车里。停车场和通向大门口的路也被安装在树丛中的灯照亮了。
　　昂热拉说：“事实上在戛纳只能去赌场。这里没有别的好去处，只有年轻人的夜总会。”
　　“这可能吗？在戛纳这样一座城市里！”我说。
　　“全球的赌场都权力很大。事实上您可以实现一切或阻止一切——比方说每一次竞争。这里也没什么两样。您想做什么？”昂热拉让她的车缓缓地沿着石子路前行，跟在法比安的劳斯莱斯车后面。“这些树丛中的灯真浪漫，是不是？”
　　“是的，”我说，“非常浪漫。”
　　“特拉博夫妇和蔼可亲。”
　　“非常和蔼。”我说，“看来您原谅帕斯卡勒了？”
　　“什么呀，罗伯特。”昂热拉说。她一直沉默到我们驶上了大路。“您有收获吗？”
　　“我相信是的。”我说，“我很快就会有更多的收获。”
　　“太好了。”她伸手摸我的手，“罗伯特？”
　　“嗯？”
　　“您知道，还有什么也很好吗？”
　　“什么？”
　　“咱们俩都曾经非常贫穷过。”昂热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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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点，双数，黑色没有！”
　　“十三点，单数，黑色大数！”
　　“七点，单数，红色没有！”
　　守局人大声报着每一张赌台上刚刚出现的数字。许多张赌台同时在赌，这间宽敞、堂皇、老式舒适的房间里挤满了人。一位小个子意大利人尽力喊叫，用他的母语喊着幸福的幸运的祝福。他赢了。我看到，给了他很多钱。
　　“他输了之后也喊。”昂热拉告诉我，“他每天晚上都在这里，连续好几个月了。带着妻子和朋友们。他们为他加油。他总是赌最大数，输完他的全部赌金，常常只需要几分钟。”
　　“到现在为止，他今天晚上输了六十万法郎，”我们身旁一位彬彬有礼、不引人注目的先生说，向昂热拉一鞠躬，“晚上好，黛尔菲娅夫人。”
　　昂热拉为我们作介绍。
　　这位彬彬有礼的男子是在这里值勤、注意赌徒们的许多“警官”之一，每一家赌场里都一样。昂热拉认识他们中的大多数。
　　“这一位，”她说，目送着那个不显眼的男人，“有个女儿，她看上去像一个天使。他曾经带她来过戛纳一回。我为她画了像。免费，因为这让我高兴。为此他帮我在平台上插上了木条。他是个好园丁。他总是照料我的花。”
　　跟我们一道来的那群人很快就散开了，各赌各的，夫妻们也分开了。我看到，比安卡·法比安如何催促她丈夫，他正坐在一张绿色赌台旁，直到他给了她几枚筹码。比安卡来到我们这里，她的脸气歪了。
　　“你们看看这个吝啬鬼！”她说，“我的丈夫，呸！他才给我两百法郎，因为我没钱了还想赌。他，他输了好几千。得像玛丽娅那样做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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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丽娅是怎么做的？”我问。
　　“玛丽娅老穿那身臀部有块布遮着的晚礼服，对不对？如今我知道为什么了。有一回她让我看过，那块布下面有块缝满小袋子的贴边。玛丽娅把她赢的钱塞在那里面。如果她赢了，就瞒过她丈夫。她有时候坐在那里，像是要哭的样子。他看不下去，就重新给她钱，马上给。您知道，玛丽娅已经积攒了多少钱吗？我真蠢啊！”她急急地赶往一张赌台，从那些赌客中间挤过去。
　　“您看到了吗，那上面？”昂热拉指指屋顶。一根柱子上隐蔽地安装着一只小盒子。“这是一只监视器。这里到处都有。客人们一直受到监视或者被录下来。”
　　“可我甚至没用入场券就进来了。”
　　“对，”昂热拉带着狡黠的微笑说，“因为您有我陪着。我也不需要入场券。我对您讲过，我是‘旅游联合会’的一个创始人。”
　　冬季赌场内有赌厅、剧院和“大使”餐厅，粉红色的大楼位于阿尔伯格—爱德华码头最底下，就在拉克洛斯的办公室所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