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秘闻-第6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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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偕同军委会高参戴静园、开滦煤矿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许天民等率领特务10人，
由重庆经香港到上海刺汪。但因事机不密，被汪伪特工总部李士群破获，吴等被杀。
关于策动汉奸脱离汪伪组织，则以军统局在沪组织于1938——1939年沪一区区长陈
恭澎被捕投敌后受到影响，几乎全部被破坏。戴以杜月笙过去在沪的交游很广，乃
电令在港担任华南区区长的王新衡与杜联系请其设法，杜允物色穿针引线的人选。
1939年，杜经徐寄席介绍，与大汉奸高宗武、陶希圣有关系的黄溯初接触。杜
曾两度由港飞往重庆和戴密商，还见了蒋介石。结果把高、陶拉了过来。其经过情
况，我于事后听王新衡谈起过，大致如下：徐寄席和杜月笙都是当时上海市商会的
常务理事，两人交情颇深，徐为敌伪所逼，离沪赴港，住九龙黄溯初家中，与杜经
常往来。黄溯初名群，和徐同是梁启超的进步党人物，又是温州同乡。黄在上海办
通易信托公司失败，避到香港，徐为其料理善后，因此两人私交甚笃。黄与高宗武
及陶希圣都是小同乡，听说且与高有师生之谊。杜因戴托，商之于徐，徐遂引黄见
杜，杜认为可以利用黄到沪策动高、陶投蒋，要王新衡电告戴笠。戴因1938年到港
时曾被香港警务处拘押过两个多小时，不愿再到香港，故邀杜赴重庆商谈。杜第二
天（即1939年阴历元宵节）飞渝，戴亲到机场接到寓所商量，决定着黄立即去上海
找陶、高接头，看其表示如何，如他们愿回头的话，看有什么要求，再请示蒋介石
办理。因此社在渝勾留三天后即回香港，黄便赶到上海活动，杜先垫给了活动费用。
大约过了半个月的光景，黄回港向杜回报说，陶、高看到汪和日本订的卖国密约，
都后悔不该随汪当汉奸，但目前却不愿回到重庆，顾虑当过汉奸，会受到惩处。杜
嘱王将情况告戴后，戴复电说，此事经蒋介石指示邀杜赴渝面商一切，因此杜再次
飞渝。这次杜在重庆勾留五六天才返香港。返港时告诉王说，他飞抵重庆机场时，
戴迎接他到其寓所，第二天由戴代为通报见了蒋介石，蒋当面指示说，只要陶希圣
和高宗武脱离江伪政府，回到重庆，要做官就给他们以相当的工作，愿出国考察就
给资出国，决不惩罚他们，如他们能把日汪密约带出来，还有重赏。蒋并叫财政部
长孔祥熙发给杜港币10万元，作为活动费和陶、高的生活费。这时杜第二次嘱黄去
上海，叫他把蒋的指示转告陶、高，一切由杜担保，同时从10万元港币中发给陶、
高各4 万元。不久，陶、高携带日江密约随同黄到了香港。王又根据杜的嘱咐用电
报向戴报告，同时并派人将日江密约送往重庆。经戴报告蒋介石指示，将密约用陶
等名义在报上公开发表。当时陶已愿意赴渝，而高则请求赴美考察。经戴报告蒋批
准，由财政部发给高美汇5 万元，任其去美。陶不久便飞往重庆，蒋留他在身边工
作，后任中宣部副部长。为了这件事，蒋发给杜奖金法币20万元，军统局发给王新
衡和华南区内承办人员奖金港币5000元。
以上是陶希圣、高宗武背汪投蒋的经过。据严愕声先生说，徐寄廊在抗战结束
后，得任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即因此番出力的缘故。
（四）杜对戴在经济上的支援戴笠从1939年起，根据蒋的密令加强各地特务组
织监视、限制异党的活动，除了办训练班训练大批特务外，并将军统局内外勤的组
织大肆扩充。他事先并不向蒋报告增加编制预算，即通知军政部军需署增拨，但军
需署每月仍按该局原预算发放经费，以致每月不敷甚巨，临时必须东挪酉借，才能
应付，待到年终，向蒋报销，核准后才由军需署发还归垫。我于1941年春被调到军
统局会计室，主要的工作便是担任领发和筹措经费，当时每月除向军需署请领定额
的经费之外，不敷之数，就向军统局所领导的如财政部缉私署、军委会水陆交通统
一检查处等单位挪借。有时仍感到周转不灵，就向戴反映。这年冬天，戴叫我和会
计室副主任林尧民、张冠夫三人同赴汪山去看杜月笙，和杜商借法币5 万元。我们
向杜说明来意，他毫不迟疑，答应如数借给。当时西安通商银行经理王保康来渝，
住在杜家，杜叫王招待我们食宿。翌晨早点后，便由王将5 万元支票交给我们。后
来我去通商银行付还这笔借款本息，该行经理庞安民说，杜关照过，不收息金。以
后我还独自去借过三次，两次在交通银行楼上见了杜，两次各挪借10万元；过了两
年（1944年夏），在来龙巷范绍增家见杜最后一次挪借，由于通货膨胀，数字达5000
万元。我去范家看杜的那一次，社正在叉麻将，范绍增出来接待我，进入内室。原
来他们5 个人轮换地玩，范正在“做梦”。我候到杜起身“做梦”，将来意向他说
明。他说：“雨农已有电话给我，是我请他约你到这里来的。”接着就把准备好了
的支票交给我。
1944年冬，军统局报告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增加编制预算，由军需署
增发。同时并经军需署长陈良批准预借三个月经费以资周转，这样，才没有向杜继
续挪借。
此外，杜月笙在重庆还为军统局划拨上海秘密单位的经费。军统局上海各单位
的经费，原由香港拨汇，自1941年该地被日军占领后，由重庆拨兑，最初是商店和
金城银行等处划汇，所付汇费和手续费很重，且有时不能如期拨到。1943年冬，我
向戴笠反映了情况，戴答复我说，这件事找杜月笙可能解决，等他和杜商量后再告
诉我。过了两天，戴给我说，拨上海的款子已经和杜谈好，杜已交代通商银行给我
们划拨，嘱我去该行接洽。军统上海方面经费由局内华东区会计股经管，这个股由
会计室领导，我偕同该股股长张震到通商银行，该行经理庞安民告诉我说，杜已有
电话交代明白，不烦费神。那一次一笔就划拨法币900 万元，所收的手续费比金城
银行便宜得多。以后由张震经手和该行接洽划拨，每隔半年一次，真到日本投降时
为止。
（五）合组通济公司1943年春，国民政府财政部战时货运管理局经济研究室专
门委员朱惠清向戴笠建议，派人到上海设庄收购花纱布等品运蒋管区调剂物资。戴
认为可行，惟在上海设庄收购花纱布等，必须先找到适当的人才能办通。军统局当
时在沪虽有许多特务，但都在搞秘密情报工作，不便公开活动，且他们都不大懂得
做生意。于是他找杜月笙商量，杜提出了他留在上海的徐采丞及万墨林等，徐、万
和日方特务部门的梅机关早有勾结，可以通过梅机关收购花纱布等物资运往后方。
杜答应和戴合作，戴于是拟了一个由战时货运管理局与杜合作成立一个货运庄的计
划，呈报蒋介石。蒋将这个计划发交给“国家总动员委员会全国经济动员委员会”
核议。当时该会的秘书长，由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兼任，副秘书长为刘
攻芸。孔觉得有利可图，答拟扩大组织，增加资金，由中、中、交、农四行及邮汇
局参加投资。蒋认为可行，叫戴重拟扩大计划，送蒋发交全国经济动员委员会，经
孔办妥批准程序，由刘攻芸通知杜、戴。杜、戴根据这件公文邀集了四行一局的负
责人和货运局副局长王抚洲一起开会，戴派朱惠清出面代表。中央银行出席的是钟
愕（秉锋），中国银行是总经理贝祖治（湘苏），交通银行是钱永铭（新之），农
业银行由张润生代表总经理顾翊群，邮汇局是总经理徐继庄。会上根据默契，推杜
任董事长，钱、戴、钟、贝、顾、徐、朱和杨管北（杜的门客，代表杜）任常务董
事，王抚洲、张润生等为董事，刘秉彝为总经理。资金法币一亿元，原定四行一局
各投资1000万元，货运局2000万元，杜月笙为首商股3000万元。后来货运局的2000
万元由于财政部认为该局是行政机关碍于规定不便投资，没有批准。经杜、钱两人
与戴商议，改由商股投资，把商股改为5000万元，但仍承认货运局有2000万元，无
形中把资金总额增为12000 万元。商定货运局的2000万元毋庸照交，凡通济运来内
地的物资，都交由货运局的卡车免费代运，抵付该局的投资。
通济公司于1943年秋成立，总处在重庆林森路49号楼上。戴派朱惠清以常务董
事名义常驻办公，还派原任货运局业务处处长的林尧民担任总稽核。杜派郭兰馨为
该公司的主任秘书。
通济公司从成立起，到日本投降后为止，由上海购运了两批物资——棉纱和布
匹到蒋管区。第一批纱布共3000件于1943年冬由商丘分公司运到界首，交由界首货
运处处长王兆槐运到西安、重庆等地。运到重庆的，由货运局送到花纱布管制局，
作价8000万元，交给通济公司；运到西安的，作价多少，我不知道。第二批纱、布
共500 件，由淳安分公司交由浙江货运处处长赵世瑞运到金华，被第三战区司令长
官顾祝同扣留，顾打电报给戴笠，请其准予将这批物资留作该战区军用，戴复电说，
这批物资，他只负运输之责，无权处理，须向蒋请示。与此同时，军需署长陈良根
据第三战区军需局的报告，亦向戴提出了将这批物资留作该局军用的要求，戴对陈
作了同样的答复。他一面报告蒋介石，一面叫我面告陈良，要陈向蒋请求批准。后
来，蒋批准交给第三战区作为军用。于1944年夏作价2600多万元（此时法币已比1943
年贬值很多），由财政部办了转账手续。
日本投降后，通济公司由重庆迁到上海中汇大楼（今延安东路上海博物馆），
那时货运局已经撤销，朱惠清和林尧民仍留在该公司工作。
戴笠死后，郑介民继任军统局局长，1946年10月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
郑任局长。1947年夏间，通济公司在上海召集董事会议，郑参加会议，回到南京，
曾告诉我（我当时任保密局经理处处长，主管该局的商业机构）说，通济的董事会，
杜月笙找他出席，会议决定将公司资金折成美金5 万元。公司虽然承认过货运局投
资2000万元，但该局并未实交股款，只以车辆免费代运物资作为抵偿，今该局早已
撤销，我们不占这个便宜，他已向杜表示，该公司的事随杜去搞，我们今后不过问
了。
同年秋，蒋介石今保密局将所属商业机构移交给毛庆祥所主持的“三有公司”
接管。该局在办理移交时，没有把通济公司原来承认货运局的投资额作为该局的商
业机构移交给毛接管，仅在移交清册中，叙明了和通济公司的关系。
（六）戴利用杜在帮会中作桥梁戴笠除利用杜月笙组织特务武装部队外，还利
用杜调解他和帮会中人的矛盾及拉拢四川袍哥。
1。戴曾利用杜调解和王亚樵的矛盾。王是上海安徽帮会头子，原是蒋介石拜把
弟兄，蒋发迹后，对王疏远，王以后进行暗杀蒋的活动，遭戴毒手。戴在杀王之前，
曾两度利用杜拉拢王。
1936年11月下旬，戴笠派原任特务处湖南站站长吴赓恕率领行动人员谷玉林等
前往广州，转赴梧州暗杀王亚樵。我当时任广东税警总团军需处长兼广东缉私总处
会计股长及军统广东区总稽核，戴来电命我协助吴工作。吴抵广州后，由我拨给用
费毫洋券1000元，并代向广东缉私总处商借缉私小舰“广凯”一艘交吴使用。吴在
梧州中央酒店将王暗杀后回到广州时，告诉我说，王亚樵于福建事变失败后，托人
向蒋说情，蒋交给戴笠任用，叫王和戴接洽。当时王住在上海，戴以王是蒋过去的
拜把兄弟，又是安徽帮中的首领，于是由南京到上海先去看王。但王以戴的地位不
高，对戴非常傲慢。戴乃请杜月笙从中斡旋，由社以上海帮会首领的身份，在新亚
酒店请王吃饭，并请黄金荣、张啸林等作陪，替戴拉拢。王仍提出要做淞沪警备司
令，作为条件，并表示不愿居戴之下。戴将王提出的条件报告蒋，蒋不答应，又趋
破裂。后王于1935年11月间组织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刺蒋未遂，而将汪精卫击伤。
这件事发生以后，蒋答应王以前提出的条件，叫戴找王接洽。戴得知王有一次由香
港来沪，又请杜月笙找王接洽。但王恐蒋借机收拾他，没有答应，离沪去香港。以
后戴侦知王与桂系接触，报告了蒋，经批准将王秘密杀死。起初拟在香港下手，已
由陈质平勾引和收买了王的老婆金石心作内线。同月中侦知王由香港潜往梧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