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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

特工秘闻-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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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顾德明就更加接近,无话不谈了。顾德明曾经向我表示,如有用他的地方,他
一定效劳。听了他的话,触动了我的心事。我说:“我想派一个人作为你局里的人,
到延安去当电报局长,你看怎么样?”他说:“那好极了。延安是共产党的天下,
地方又苦,都不愿意去,正没有电报局长,你替我介绍一个人去,行!”我说:
“我介绍的人,你要保守秘密,除了你自己,可不能让别人知道是我介绍的,只说
是你自己找来的,或者别人介绍的。”他说:“你这一套,我早就懂得,天大的事,
都在我身上,你放心吧,就这么办。”
    于是,我兴高采烈地回到新城第四科,找人事股长丁敏之,告诉他这么一个好
消息。我和丁敏之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决定派军统局西北区无线电支台长汪克毅作
为陕西电政管理局派遣的电报局长到延安去,并且立即把汪克毅找来,把我的意思
告诉了他。他本来不太愿意,经我婉言鼓励,他无法推托,勉强答应了。因为不能
够携带无线电机器去,以后只能用有线电通报,由电政管理局长顾德明转,我叫他
与译电员杨宝璋约定了通电的密码暗号。我规定他的任务:首先把到延安后耳闻目
见的情况随时报告;其次,进一步设法调入到延安电报局充当报务员、职员,以掩
护特务活动,并相机在边区其他方面吸收特务细胞。随后,我领着汪克毅去与顾德
明见面,并要求顾德明以后替我收转汪克毅的电报。这样,汪克毅就以延安电报局
长的伪装混入了延安。我满以为在陕甘宁边区建立特务组织已经得到初步成功,并
转报军统局。
    想不到汪克毅一去两三个月,杳无音信,我非常着急,乃转问顾德明。他说:
“在行政方面,汪克毅有电报来,但没有提的。”我顾虑汪克毅在延安的处境,不
敢去电催,只好耐心等着。5 月底,汪克毅突然从延安回来了,他说:“一到延安,
就感到难受,仿佛四面八方的眼睛都刺着我,连电报局里面的人对我也不放松,他
们好像是用无言的心声在骂我:”你是特务,不准你乱动!‘我仔细地观察,我在
电报局里已被他们包围了,而他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简直气都喘不过来。我故作
镇静,而内心恐慌。再说,机子上有固定的值班,我所要发的电报发不出去,实际
上我也没有什么电报可发的。我觉得我的身份被发觉了,呆在延安,动都动不得,
越想越不对,因此我只好借口回来了。“
    就这样,我的妄想完全化为乌有,满脑子不痛快,转而迁怒于汪克毅,认为他
没有尽到力,从此对他不满意。但我对边区方面的妄想,并不因此而灰心。1939年
7 月,我又抓住了另一个机会:天水行营政治部主任谷正鼎决定派一个考察团到延
安去,我要求派一个特务冒称政治部科员,作为考察团团员,混进延安去进行活动,
谷正鼎自然答应了。
    此时,军统局直属通讯员郭子明(山西人,共产党叛徒)在西安待命。我本不
认识他,是另外一个山西人军统特务梁恰亭向我介绍的。我听说郭子明是共产党叛
徒,思想上就有了底,找他面谈后,认为他适合条件,决定派他去,介绍他和谷正
鼎见了面。行前,我对郭子明说:“你到延安去的任务,不是预先可以规定的,希
望一般人所不注意的地方,你要特别注意,并且要避免反为共产党所注意。”郭子
明随同政治部考察团混入延安进行特务活动,来回半个多月,他回到西安把搜集的
材料作了两三万字的报告,内容我记不得了,经转报军统局得到指示传令嘉奖,立
即调郭子明到重庆去升任军统局第二处中共科科长。
    我在西安3 年之中,从来没有放松过这么一个妄想:无论如何必须在陕甘宁边
区范围内,建立潜伏特务组织。我觉得从正面派特务打进边区的可能性极少,汪克
毅失败回来后,我又想到可以利用行商小贩做工具,试图打入边区的办法,就是失
败了,牺牲损失不大。我拿定了这个主意,就和丁敏之、李翰廷商量了好几次。我
对李翰廷说:“你老婆是西安人,社会关系多,你在西安警察局搞了这么多年,认
识的商人也不少,希望你在商人身上想出个办法来。”我和李翰廷决定的原则是:
在商人或行商当中,找向来与延安或者边区其他县镇市集的商店、行商有来往关系
的,收买他们进行特务活动。第一步要求他们设法混进边区去,把他们所见所闻的
情况,回到西安来口头报告。同时,希望原来就在边区的商人,能够于三个月、半
年以至一年之内来西安一次,把他们的所见所闻作口头报告。他们来回的费用,完
全由西北区负责,还给以一定的报酬。第二步就是在可能条件下,介派特务冒称商
人混进边区去固定潜伏,或化装行商不定期来往。李翰廷找到和他向来有勾结的奸
商试搞了几次,都因为根本无法进到边区去,而边区的商人更是坚定地跟着共产党,
不肯上特务的圈套,屡试都失败了。
    以上是我在西安时期企图打入边区的例子,这一类的阴谋活动当然还有,但在
共产党和边区人民严密的防范之下,都遭到了失败。
         军统局在西北与胡宗南、蒋鼎文的勾结
    戴笠以及军统特务组织的发展,是与胡宗南的扶植和戴胡两人互相勾结分不开
的。
    1935年胡宗南“追剿”北上红军,窜入陕甘两省。1937年抗战军兴,胡一度离
开,但1938年他又回军西北。从此,胡宗南茶毒西北10多年,军统局在西北的特务
组织一直与之配合勾搭。戴笠对谁也瞧不起,但对胡宗南却是个例外。戴笠每逢遇
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就请教于胡宗南。如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期,胡宗南驻军天
水,戴笠准备到西安去营救蒋介石,事前曾经就商于胡宗南,得到同意后他才决定
了西安之行。军统特务都把保守秘密看成第二生命,不敢违犯;关于逮捕、暗杀事
件,因为都与蒋介石在政治上的阴谋暗害相关,那就更不必说了。但军统局所谓保
守秘密,对于胡宗南,却也是个例外。如1940年5 月,军统局在成都逮捕了中共四
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共川西军事委员车耀先,和认为与罗、车有连带关系的进步
人士郭秉毅等两人,由戴笠亲自从成都把他们四人解到重庆秘密监禁。在军统局这
是何等机密的事!但罗、车等四人解到重庆后,郭秉毅两人就立即转送到西安胡宗
南负责的军校第七分校去当教官,也不顾虑什么秘密了。
    1935年10月我由南京到西安去,临行,戴笠对我说:“湖宗南先生在西北,重
要情报可抄一份给他,也可以随时找他帮忙。”12月,我在西安西京招待所看到了
胡宗南,由马志超介绍见面。我初次和他见面,就把设立军统局西北区对陕甘宁边
区布置特务组织,配合“西北剿总”反共防共,以及监视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等情
况,向他作了口头汇报。我在西安几年,军统局西北区的公开掩护机关并不隶属于
胡宗南,但我与他却比较接近。胡宗南曾对我夸耀说:“讲到保密,我比雨农(戴
笠)要好得多。他好喝酒,高兴的时候什么都谈。我不喝酒,比他冷静。”的确,
胡好像是较为冷静的。但胡对他的部下却故作神秘,非常矫饰,说起话来,天上一
句,地下一句,装成莫测高深的样子。他的部下很不容易见到他,有时候在家,也
故意不见,部下也就不敢去见,而我却可以随时去找他。西安东仓门1 号胡宗南住
的地方,每隔三五天我就要去一次,向他汇报西北各方面情况,以至和向戴笠请示
一样去向他请示。并非胡宗南和谁有什么特殊,而是完全基于军统局与胡宗南集团
之间互相勾结的需要,军统局历来派在西安的负责人也莫不如此。军统局西北区关
于陕甘宁边区的重要情报,郭子明赴延安搜集的情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一切动态,
在西安侦察共产党员车耀先、进步人士车向忱等的情报,以及杨虎城旧部孙蔚如、
杜斌丞、赵寿山、杨晓初、孔从周等的情报,都随时向胡宗南作了汇报。就是关于
胡宗南部队军官的检举、军风纪等等情报,也从来不报军统局转报蒋介石,而是就
近报告胡宗南,这是军统特务组织在任何地方、对任何部队从所未有的。根据这一
点,可以说,军统特务组织是在蒋介石一人之下,为了包庇胡宗南而做了胡宗南的
耳目。胡宗南也有他自己的特务,胡宗南都叫他们和军统局西北区联系,交换情报。
胡宗南有时候也把某些案件交给军统特务替他调查。
    在人事方面,军统局与胡宗南更是互相调用,彼此不分。1938年胡宗南重返西
北后,军统局陆续派江雄风。梁干乔、俞墉等到胡宗南集团担任重要职务,江雄风
曾任西安第七军分校总队长,梁干乔历任西安战干第四团教育长。第十战区政治部
主任,以及在拘邑、耀县一带包围陕甘宁边区的民运组训总负责人。而梁干乔、俞
塘都在军统局担任过书记长,江雄风则担任过军统局西北区长,他们三个都是共产
党叛徒,派他们到西北去配合胡宗南工作,决不是偶然的。从1944年起,军统局还
介派了戴笠的座上客、军统第一个阴谋家赵龙文,出任甘肃省府民政厅长和胡宗南
的第一战区长官部秘书长,以全面策划防共剿共。戴笠为了胡宗南的安全,1937年
派军统局杭州特务训练班最得意的学生唐西园,担任胡宗南的警卫组长,以与军统
局西北特务组织紧密联系,保护胡宗南。同时,由胡宗南部队高级军官调到军统局
任职的,那就更多。其中有胡宗南部军长吉章简调任军统局交通警察总局长;军统
局经理处副处长林尧民,中美合作所总务组长郭斌,兰州警察局长史铭等,都是由
胡宗南集团调去的。1941年9 月,军统局一次从胡宗南集团现职军官中调去团营长
以上军官20人,派充军统局武装部队忠义救国军的支队长、大队长等职务,从而充
实了在江南进犯新四军的特务武力。1944年春,胡宗南部队十几万人开往新疆,宋
希濂担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军统局立即在新疆警备总部设立调查室,派余万选充当
主任。同时成立了新疆省站和新疆省警务处,派胡国振充任新疆省站站长兼警务处
长,另派刘汉东为警务处副处长兼迪化(今乌鲁木齐市)警察局长。此外,还设立
了新疆邮电检查所、航空检查所等等特务机关,这些都是军统特务与胡宗南集团互
相勾结共同反共的实例。
    其次,军统与蒋鼎文的勾结。由于西北区配属于蒋鼎文负责的西安行营时间较
久,与之共同策划的阴谋活动更多。除杀害宣侠父、倡导特种会报制度外,当时西
北区借以掩护的西安行营办公厅第四科,实际就是蒋鼎文的反共参谋处。蒋鼎文在
西安时期,关于共产党、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杨虎城旧部孙蔚如、杜斌丞、赵寿山
等动态情报,西北区都及时用书面或口头向蒋鼎文汇报并与之商量对策。比较重要
的事实有:西安事变之后,-1937年由杨虎城旧部向来以稳健厚重见称的孙蔚如出
任陕西省府主席,这是适合陕西人民愿望的,但南京方面却是迫于情势,不得已而
为之的权宜之计,因此,对孙蔚如一直不放心。1937年我到西安后,不断向军统局
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孙蔚如在西安、在陕西境内,大批起用杨虎城旧部,企图死灰
复燃,所谓陕人治陕的大西北主义空气极为浓厚;省府秘书长杜斌丞和长安县长韩
兆鹗思想左倾,与陕北南汉寰有勾结,并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宣侠父来往密切,在
孙蔚如掩护下酝酿反中央活动,杜斌丞、韩兆鹗并在西安“公开诽谤委员长”等语。
同时,蒋鼎文原就觊觎省主席的位置,但不得机会,我看穿了他的心理,不时和他
谈到这个问题,他非常高兴。1937年底,孙蔚如省主席职务终于被挤掉,蒋鼎文攫
取陕西省政权的目的如愿以偿,这是我和他有了进一步勾结,甚至把我当成他的亲
信的一个重大关键。
    1938年春,军统局西北区绥德组长诸大光报告称:绥德附近吴堡黄河渡口,为
八路军从延安与晋西北、华北前线的主要交通线。我接到这个电报,立即向蒋鼎文
建议封锁黄河渡口,破坏延安与抗日前线的交通补给。蒋鼎文采纳了这个建议,指
示绥德行政专员何绍南指挥保安团队执行。1938年秋,我建议军统局将榆林组扩建
为榆林站,派诸大光为站长、唐伯先为副站长,以监视和胁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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