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秘闻-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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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轰动全国的所谓“七君子”案。当时，李公朴已经是革命民主力量的代表。1945
年9 月，抗日战争结束，李公朴已成为昆明民主进步人士的领导者，国民党反动派
称他为“左倾力量的捣乱分子”，认定李公朴是中共的同情者。为了镇压云南的革
命民主运动，李公朴的名字列人被消除的黑名单。由于昆明屡次掀起反蒋反国民党
的风潮，蒋介石认定李公朴就是此事件的主要领导者，务必先将李公朴清除掉，因
此 1946 年7 月11日晚，李公朴在回家途中，被国民党的特务枪杀于昆明市街道上。
根据我过去在上海任中华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书记时奉命暗杀唐绍仪和在军统
局第三处处理各种行动案件，都是按照蒋介石的规定，暗杀一个重要人物，必须得
到他的事先批准，原因是怕错杀蒋派遣潜伏在各党派内的人物。像戴笠如要谋杀某
人，事前一定要得到蒋的批准才敢动手。所以李公朴被暗杀肯定是得到蒋的批准的。
但他被杀后，蒋既没有下令调查，而他在庐山给我的电话中也没有提及要我破
获李公朴被暗杀案。
当李案发生后，随即引起昆明学生反对政府的高潮，人心愤慨。云南省警备总
司令霍葵彰惊惶失措，赶紧从大理县调来陆军预备第二师，企图对昆明的学生进行
血腥的大镇压。
我到达昆明后，唐纵只要我主办破获闻一多案，并没有要我同时查办李公朴案。
我只能根据云南省警务处和昆明市警察局有关闻一多案的材料，亲自到西仓坡
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宿舍门口附近的现场观察，搜集现场遗留下的各种痕迹和罪证。
经过各方人士的指证，在现场找到子弹壳和弹头，吉普车车轮的痕迹及目击者讲出
军用吉普车牌照的号码，经过综合调查研究，判断这件谋杀害，各种证据都指向云
南省警备司令霍葵彰，他是闻一多谋杀案的指使人。
其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闻一多被枪杀的经过是这样
的：闻一多，湖北省稀水县人。1899年生于一个大地主的家庭，北京清华大学毕业
后到美国留学，是一位诗人、学者。他由于不满意国民党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而参
加革命进步的民主运动。1946年7 月11日晚，李公朴在街上被枪杀后，7 月15日下
午1 时，云南大学的“至公堂”举行李公朴的追悼会，各界参加者约千人。闻一多
主持追悼会。在会上痛斥国民党蒋介石谋杀李公朴的卑鄙行径，并大骂那些监视追
悼会的特务分子，要他们站出来。散会后，闻一多又在（民主周刊）社举行记者招
待会，揭露蒋介石杀害李公朴的残暴罪行。下午5 点多钟散会后，闻一多和他的儿
子闻立鹤一起步行回家，走到西仓坡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宿舍门口附近，遭到埋伏
在该处的特务枪击，闻头部和身上被击中倒地，他的儿子闻立鹤，见父倒地，即伏
在其父身上，也被击中受伤未死。特务行凶后，即上准备好的吉普车飞驰而去。
原来李公朴案发生后，昆明已经形成反政府的学潮。闻一多被杀后，更如火上
加油，云南省各地学生纷纷响应，举行罢课游行示威，更加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
促进了抗议和声讨的高潮。蒋介石大惊，遂派军统局老特务唐纵，飞往昆明伪装追
查闻一多案，又打电话，要我协助唐纵破案。我到昆明，通过一切材料综合，判断
李公朴案是经过蒋介石亲自批准的，而闻一多案则是由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葵彰的
冲动，下令该部稽查处的特务枪杀的。因为当时闻一多在群众中的声望和反蒋的活
动，尚未及李公朴高，因此蒋介石只批准杀李，而未同时批准杀闻。否则，蒋对闻
案为什么要兴师动众，命令唐纵和我到昆明破获闻案呢？
根据情况，我认为霍葵彰由于贪功妄动，破坏了蒋介石的杀人惯例。当霍葵彰
派人混入李公朴追悼会时，听到闻一多辱骂蒋而气愤，其后在记者招待会上的情况
更引起霍的愤怒，同时也为了讨好蒋，因此就下令枪杀闻一多。以后事态的发展，
霍知道闯下了大祸，企图将自己的罪恶隐瞒起来。我将破获闻一多案的事实告诉唐
纵，说明此案是云南警备总司令主谋，他下令稽查处行动特务熊广福等乘总司令部
的军用吉普车，跟踪埋伏在西仓坡一带狙杀闻一多。唐听后默不吭声，我知道唐纵
和霍葵彰是湖南同乡又是黄埔军校同学，处理此案有所为难。经过短时间的沉默，
唐纵问我：“你认为对此案要怎样处理？”我向唐纵建议两个处理办法：第一，将
破获闻一多案的经过详细电报蒋介石，说这件案是属军人行凶，全国警察总署不便
过问，建议由中央宪兵司令部派人来昆明捉拿凶手审讯。第二，请唐纵亲到警备总
司令部和霍葵彰面谈，把闻一多案破获的经过告诉霍葵彰，由霍自己将枪杀闻一多
的经过报告蒋介石。唐纵接纳了我的建议，由保密局驻昆明的电台拍发电报给蒋介
石，同时，又和霍葵彰协商处理办法。
几天后，蒋介石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参谋长冷欣、宪兵司令张镇、宪兵司令
部警务处处长周剑心到昆明，经过顾祝同、冷欣、张镇、唐纵和卢汉开会商讨后，
唐纵把经过告诉我。卢汉认为只要公布闻一多案，不要公布李公朴案，避免对全国
人民更大的刺激。张镇自告奋勇地说：闻一多是宪兵司令部驻昆明的宪兵队的宪兵
激于义愤而枪杀的。
后由顾祝同决定，同意卢汉和张镇的建议，派冷欣到庐山向蒋报告，由蒋作出
最后决定。结果蒋决定照办。由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周剑心和云南省警备总司令
部军法处，共同编造一个假案，说是宪兵为了执行职务，到李公朴追悼会上进行监
视，听到闻一多在会上痛骂国家元首蒋介石，侮辱党国。又在《民主周刊》社招待
记者，再度侮辱。宪兵李文山、汤时亮为了维护党国元首，激于义愤，才跟踪闻一
多父子到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门口拔枪将闻一多击毙。这是宪兵个人的行动，和政
府毫无关系。嗣由宪兵司令部提出宪兵李文山、汤时亮两人为凶手，进行公开军法
审判定罪。1946年8 月15日，在昆明市举行枪杀闻一多案的公审，判处李文山、汤
时亮枪决，并在全国各报刊登公审经过，就这样把事实的真相掩饰过去。
闻一多案决定后，我离开昆明赴衡阳，没有参与这件假案的策划。据说这件假
案公审后，蒋介石还怕此案被揭穿，为留有余地，还下令云南省警备司令部暂将稽
查处的行动特务软禁起来，万一假案被揭穿，再把真凶手交出。随后，云南省警备
总司令霍葵彰被撤职，经过一段时间，蒋介石又任命霍葵彰为湘西绥靖公署主任。
另一个替罪羊，是军统局特务、昆明市警察局局长龚少侠因“未能防范社会治
安的谋杀”而被撤职。
阴谋暗害宋庆龄
沈醉
1958年，参加国庆观礼时，当我看到和毛主席、刘主席并排站着的宋庆龄副主
席时，我既深深地感到内疚，又不免有些恐慌。因为抗战前，我在上海担任特务处
上海特区法租界组的组长时，对她犯下了种种罪行。除了寄手枪子弹对她进行恐吓，
每日派人进行监视，并一再派人设法打进她的家中，收买她身边的人以外，还曾阴
谋制造车祸暗害宋庆龄先生。
当我炮制的“美男计”遭到失败后，蒋介石和戴笠仍未放弃对宋先生的迫害。
有天我去南京，走进鸡鹅巷53号戴笠的办公室，戴笠问我：除了采用暗杀，还
有没有别的办法对付宋？我沉思片刻，提出可否用制造“车祸”的办法将宋撞伤，
让她住进医院，再通过医护人员给她造成长期住院、不死不活地过下去，这就可以
彻底解决这位无法对付的人了。他听后，用手在桌上一拍：“我也曾想到过这一办
法，你再具体点谈谈。”
当时我的阴谋是这样：搞一辆构造结实的德国小车，由我亲自驾驶，挡风玻璃
换用保险不碎的玻璃。因为一般车祸发生，司机受伤往往是挡风玻璃碎片造成的，
只要把它换成保险玻璃，撞后没有碎片，头部就不会受伤，再穿上一件避弹背心，
就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危险，何况又是存心去撞别人的车，更是可保无虞。自己早已
作好了一切准备。
戴笠对我这一阴谋很感兴趣，特别是对我自告奋勇，愿意充当凶手，更加满意，
一再称赞。我回答说：“士为知己者死，死亦无憾！”
接着他就问我：何时何地最宜？我说，一定要在租界内，紧跟宋的车后。看到
来乘坐的车碰到红灯刚把车停稳时，便朝她的车后撞过去，因为只有在车停稳后撞
上去，才能把车内的人撞伤，如果在对方的车行进中撞上去，可能把对方的车撞出
很远，但车内的人不易受重伤。车停下后，撞上去的力量大，可以使车内的人受到
重伤；撞过之后，马上把自己车内的制动器弄坏，这样，驾驶人员在法律上负的责
任就可以轻一些。我还表示：为了工作，不怕坐几年牢。戴笠对于我所提的意见和
表现的态度，自然十分称心。平日我去南京见他，遇到快吃饭时，我总是赶快把要
说的话说完，从他房内走出，到大饭厅和一些内勤特务一道吃饭，这次他却不让我
走，留我和他一道边吃饭边继续谈。他一再鼓励我一定要坚定信念，并说，即使事
件发生后万一被租界的法院判了刑，他也会想办法很快让我出来。
我从南京回到上海，约一个月左右，他便从杜月笙那里给我弄到了一辆构造十
分结实的德国小车，挡风玻璃也换成了子弹打不透的保险玻璃。我试了一下，车子
很好，只等他一声令下，就可马上出动。事先我观察了一下宋先生每次外出通常经
过的几条马路，认为从她的住宅经环龙路、华龙路到霞飞路口等处下手最为适宜，
因为法租界巡捕房内我有熟人，出事后也方便些。
我作好一切准备之后，戴笠每次去上海，我总要去问：什么时候下手？他总是
答复：“等一等，决定后自然会通知你的。”
大约在一年以后，他来到上海，要我把小车交还杜月笙一个学生开的汽车行，
说这一计划决定不实行了。我问他为什么要放弃这样一个很周密的计划？他没有直
接回答，却笑着问我：有什么把握能做到只把前面车内的人撞成重伤而不撞死？我
说：“没有经验。”他说：“问题就在这里。如果撞死了宋先生，多少人都会要求
彻底追查，查来查去，查出是我叫人干的，再向上追，恐怕连蒋介石也要感到头痛，
脱不了手。”我虽然一再保证决不会说出来，即使要我抵命也决不后悔，他还是一
个劲地摇头，并暗示是蒋介石怕自找麻烦，所以才决定取消这一计划的。
（摘自沈醉著《我这三十年》一书第四章）
宣侠父被杀真相
张严佛
1937年10月，宣侠父一到西安，就成为军统局西北区的重要对象，经常派特务
跟踪监视，把他的言行动态随时转报军统局和蒋鼎文。当时我以西北区区长身份兼
行营第四科科长，跟行营一起在西安新城内办公。蒋鼎文的办公室，就是有名的西
安新城大楼。11月初某天，我到新城大楼去见蒋鼎文，刚进房门，就瞥见一个壮实
高大、脸带紫色的人，坐在沙发上面与蒋鼎文谈话。我只好退出来，在外面候着，
时间不久，那人出来了，我再进去，蒋鼎文对我说：“刚才那个人就是宣侠父，诸
暨人，和我同县，黄埔第一期的。我在他们那一期当过队长，所以他和我有师生关
系。他是个老共产党，八路军派他到西安来和我们接头的。他经常找我交涉，要求
补给八路军的武器、军用品、现款，要这要那，纠缠不清。我们对八路军什么都不
能给，但口头上又不能说不给，实在难对付。我非常讨厌他，头都被他闹昏了。
这个人狡猾得很，共产党派他到西安来不简单，你们要特别注意他。“
经蒋鼎文这么一说，我对宣侠父更加注意了，因此，指示西安警察第一分局长
李翰廷在八路军办事处门口加设了一个警察派出所作为固定监视哨，这个监视哨最
初的主要目标就是宣侠父。我告诉李翰廷和那个派出所长，叫他们对该派出所每个
警察切实交代，必须把宣侠父的身材面貌确确实实认清楚，对他的一举一动都得严
加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