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平民梁晓声-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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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冷冷地对他说：“你再拿我开心，我就往你脸上啐唾沫。”
他望了我一会儿，很识趣地下了爬犁，对女伴们说：“真遗憾，我们愉快的旅途太短暂了。”绑上滑雪板后，又看了我一眼，飞快地滑走了。
一位姑娘埋怨我：“你今天吃火药了？他不过就跟你开句玩笑嘛，你搞得人家有多难堪。”
我恶声恶气地抢白道：“你想替他打抱不平？”
她脸倏地红了，挺恼地说：“你别恶语伤人。”
我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究竟凭什么认为，她一定就是暗暗爱上了他的那一个，一种强烈的妒忌顿时在我心中作怪。
我冷笑着说：“你喜欢他，我可不喜欢他，你护着他，我今后偏要同他处处作对。”
她一下子捂上脸哭了。
我不再理她，也不再坐到爬犁上，大步向前走去。
泪水从我眼中渐渐流了出来……
春节期间，知青伙伴都回城市探家去了，只有我一个人不得不留在村里。因为我教那个班的学生年终考试平均分在全公社倒数第一。我的姓名上了公社的《教育情况简报》。负责抓文教工作的一位公社副书记，在教师大会上说：“这不仅是教学水平问题，而且是对贫下中农后代的感情问题。”我接连几天孤单一人躲在宿舍里，羞于在村中露面。我不是个理想远大的姑娘。我认为怀有某种远大理想的人必须具有某种特殊的潜质。但我也不甘在如此偏远的地域做一辈子乡村教师。公社副书记说的一点不错，这是个“感情问题”。我不喜欢孩子。因为我虽然已经差三个月十八岁了，但心里还依然保持一种自怜自爱的巩固意识——我自己也是个孩子。在家时我是一位小“公主”，我承认，父母和哥哥姐姐们把我娇宠坏了。
再说我当的又是一位什么样的教师啊。在我教的那三十五个孩子中，居然就分成一、二、三、四年级。上午给一、二年级上课，下午给三、四年级上课。在空荡而寒冷的教室里，同时给两个年级的学生上课，得有导演的才干。给这一年级学生讲语文课时，预先给那一年级的学生布置半堂课能做完的算术作业。讲半堂语文课，就不得不转移思维，再开始给另一年级学生讲算术。讲语文课时，另一年级学生往往并不埋头认真完成算术作业，而是公然地听我朗读课文，公然对那些被我叫到黑板前默写生字而又写不出来的学生表示讥笑甚至幸灾乐祸。而当我开始给低年级学生讲算术新课或进行课堂考试时，高年级学生又会暗暗给低年级学生传纸条，或者张口替他们回答，并且因为有机会炫耀自己比低年级学生头脑聪明而得意扬扬。这种情况常常使我顾此失彼。在这种顾此失彼的状态中，我还一刻也不能忘了教室里那只大铁炉子，隔会儿，有时在讲半句话的时刻，就不得不去捅捅炉子，添几块木柴。炉火一旦灭了，我和学生们就得一块儿挨冻。
让城市里的小学教师们来试试看，看他们能否比我教得更出色。
公社决定，将我和另外几名小学教师召集在一起，到县里惟一的一所师范学校去接受培训。
那些日子我整天躲在宿舍里，羞于在村中抛头露面，感到又孤单，又寂寞，又自卑，又 有点内心凄凉。坐在炕上，刮掉窗上的霜，呆呆地望着冰封的黑龙江，是排除内心种种复杂情绪的惟一方式，孤单寂寞之中感受一种冷寥凄凉的“原始宁静”。
冰封的黑龙江也是那般寂寞和宁静。面对白色会令人停止思维，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偶尔有他们的爬犁或我们的爬犁从江上驰过，像一幅无声影片的朦胧画面，在我眼前化出化入。
一天早晨，我又呆呆地坐在窗前凝望黑龙江。窗上的霜已被刮掉了一层，又结了一层，但很薄。霜图仿佛是一片奇株异叶组成的美丽喷制图案，使窗子变得像磨花玻璃似的。外面在飘落着大雪，宛若玉带的黑龙江看不见了。雪帏如一道虚幻的屏障，仿佛分隔两国的就是这从天垂落的幕。我们的村子里静悄悄的，他们的村子里也静悄悄的。在这静悄悄的黎明时分，世界显得那么神秘又那么宁寂。现实的国界消隐了，使人真希望这世界能够永远保持这样一种近乎原始的宁寂，不要风云突变，不要战争，不要炮火和硝烟污染这美妙的大自然的黎明的宁寂……
突然，从江那边传来一阵女人的恐惧的喊叫声。
我本能地跳下炕，蹬上鞋，顾不得系好鞋带，就跑到了外面。我并没有感到害怕，真的，一点也没有感到害怕。即使江那边果然有一个凶恶而残忍的杀人狂，我也不会受到丝毫伤害。不必谁保护我，我也不必担心毫无自卫能力。江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要我不跨过它，我的生命就绝对安全。我是被极大的好奇心促使才跑出去的，想知道他们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一家人打架？还是邻人斗殴？有热闹可瞧，就瞧瞧热闹，消除一些郁闷。
我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在江面上奔跑，她身后紧紧追赶着一个男人，握着一把镰刀。许多人又追在那个男人身后。他们有好几次追上了他，围住了他，却不能擒获住他。他挥舞镰刀，朝围住他的人乱砍乱劈。他们一散开，他又追杀那女人，那女人始终在他们那半边江面兜转奔逃。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大概她那紧张的意识中也存在着“国界”两个字。
谁如果将这种场面当成热闹看，谁的灵魂中就丧失了全部的天良和人性。谁如果面对这种场面能掉头而去，谁就一定心如铁石。
我既不忍目睹惨事发生，也不忍无能为力地掉头而去。我完全呆住了，被这种情形吓傻了。
“来人呀！快来人救救她呀……”我大声喊叫起来。
我们村里的许多人也都跑到江边来了。他们与我一样，只能替那女人提心吊胆地隔江观望而已。我们的女人和孩子们，一个个都吓得屏息敛气，神惊色惧。男人们则齐声呐喊，企图用恐吓声制止那疯狂的追杀者，并用雪团冰块抛打他。几名苏联士兵也从他们的哨所那边跑了过来，加入对追杀者的围拦堵截。但他们跑过来的太晚了，那可怜的女人已眼看就要被追赶上了。
“往这里跑！傻娘们，往我们这边跑哇！”我们队长连连跺脚，扯着嗓子朝那女人大喊。
也许那女人能听懂中国话？也许对死的恐惧将她意识中的“国界”两个字早已抹掉了？
她拼命朝我们这边跑过来。
我们的几个强壮的男人就跑过去迎救她。
而那男人，也紧紧追赶了过来，仿佛根本无视国界的神圣存在。
那女人突然滑倒了，并且没有立刻爬起来继续奔逃。
那男人高举着镰刀，只差几步就扑到那女人跟前了。
姚医生突然撑着滑雪板出来了。谁也没注意到他是从何处滑过来的。他出现得太突然了，速度迅猛极了，他朝着那个男人从右侧直冲过去，转瞬间已将那男人撞倒，两人在雪中翻滚扭打起来。
两边的人都奔跑到一起了，我们的几个男人和他们的几个男人，一块儿治服了那个手握镰刀的追杀者。
他是个精神病患者。
那女人是他的妻子，她已经昏过去了。她穿得很单薄，赤着双脚，而且，她还是个孕妇，肚子已经很大了，显然离临产期不久了……
我们村里的某些人对那个苏联女人和她的疯丈夫很有所了解，甚至还叫得出那个苏联男人和那个苏联女人的名字。我对这一点并不感到奇怪，如同江那边与江这边的小学校和卫生所象征着过去的一段历史一样，在人们的内心里也保留着一段友好交往过的记忆，某些记忆是人们所不愿轻易从头脑中抹掉的。
村里的某些人还告诉我，那对苏联夫妻原很恩爱，早年夏天经常在江里双双游泳，游泳后就并躺在江岸的沙滩上唱歌……至于那做丈夫的怎么得了精神病，就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了。即使有人知道，我也绝不会去询问的。
某种好奇心只能使人感到自己卑俗。
我倒是深深同情那苏联女人……
晚上，我来到了卫生所。在那几天里，我曾多次想找姚医生交谈些什么。哪怕什么也不交谈，就是听他唱支歌或拉段手风琴。我忍受孤独和寂寞的能力已达到了极限。自从那次我认为他当着我的女伴们嘲讽了我之后，再也没理睬过他。他也再没接近过我，好像只要我不主动与他和解，他就决不对我表示任何关心似的。但我却多么希望从他这位“大插兄”那里获得一些感情上和心灵上的安慰啊。孤独和寂寞是心灵的“冬眠”状态。少女的心耐不住这种特殊的“锻炼”，寻求感情交流的欲望战胜了我过分乖张的自尊心。
他住在卫生所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内，左壁是注射室，右壁是药房。他住的小屋又兼作诊断室。我曾去开过几次药，那小屋给我留下良好印象，清洁，规整，一切都摆放得有条不紊。墙上用图钉按着一张白纸，上书“禁止吸烟”四个墨字，魏体，笔力挺雄浑，挺苍劲。他爱好书法。
我礼貌地敲了门，听到他说“请进”，才迟缓地推门进入。
屋里乱七八糟。他的箱盖敞开着，他正往旅行包里装衣服。
“是你？……”他有些意外地望着我。
“不欢迎？……”我低声说。
“不，是没想到。”见我局促地站在门旁，他立刻将旅行包从床上提到桌上，用一种客客气气地语调说：“你先请坐一会儿吧，我马上就收拾好。”
我在床沿上坐下后，问：“你要探家？”
“不，过几天我就要离开这里了。”他头也不抬地回答，继续往旅行包里塞衣服。旅行包塞得太鼓了。我走到他身旁，帮他拉上拉链。
“你要到哪去？”
“到边防部队去，当军医。”
“调你去的？”
“我自己请求去的。”
“这里人们不是都很尊敬你吗？你为什么非要离开这里去当军医呢？”我的语调中，不自觉地流露出了几分挽留的意思。
他抬头看着我，那目光是奇特的。
他说：“你看看最近的报纸就会理解我了。男人对保卫国家疆土，比女人有更大的责任。我知道我不能成为一名好士兵。在学校军训时，我打靶成绩从没及格过。但我自信我能成为一名好军医。边防部队的接收函件已经转到公社了。”
我不再发问了，瞬息间，心中产生一种感伤的惜别之情。
他将提包放到桌子底下，忽然问：“你是生病了吧？真抱歉，我光顾收拾东西了。”
我忧郁地瞧着他，摇了摇头。
“那……你找我一定有别的事？说吧，我是你们的‘大插兄’啊。”
我说：“什么事也没有。只是想……听你唱支歌。”
“唱歌？对，对，此时此刻，为什么不唱歌呢？”于是他从墙上摘下了手风琴。
“如果我为你唱一支苏联歌曲，你愿意听吗？”他非常认真地问。
我低下头，用更细小的声音回答：“不管你唱什么，我都愿意听。”
于是，他轻轻拉起了手风琴，低声唱道：
等着我，我会回来，
不过要久等。
等着，当秋雨潇潇，撩起愁思时，
等着，当冬雪飘飞，炎夏难熬时，
等着，当别人不再等待亲人时，
等着，当远地没有书信寄来时，
等着，当等待的人都已灰心时，
等着，千万等着啊，
因为你跟别人两样，你善于等待。
你善于等待……
我眼中涌出了泪水。我被这首歌所感动。我被在这个夜晚，我与他共同度过的这个时刻所感动。几天后，他就将离开这里了。也许，我从此再也不会见到我们这位“大插兄”。他曾给予过我们许多关心，许多帮助，许多快乐……
他唱完之后，我们都陷入了沉默。他望着窗外，我低着头。
西北风在外面呼啸。井台上枯朽的吊杆，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江对岸传来一阵狺狺的狗吠。我们村子里的狗也咬了起来。
西北风更猛了，像一万个醉汉在吹口哨。
“咔嚓”……
我倏地站了起来。
“是水井吊杆倒了。”他不动声色地说。
我又缓缓地坐了下去。
他却站了起来，走到我跟前，说：“有件东西，我想请你替我保存。”语调那么轻，又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