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平民梁晓声-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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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连它的叫声都没有听到，只见它那两条攀在冰排上的前腿，猝然失去了支撑力。它那深栗色的半截躯体，瘫在银色的冰排上。
“娜嘉……”
“娜嘉……”
“娜……嘉……”
我们呼喊着，目光追随着那两块冰排，沿江岸拼命奔跑。
江面愈来愈宽阔……
江面愈来愈湍急……
两块冰排钳着“娜嘉”，急速驶向地平线，驰向乌苏里遥远的，遥远的尽头，宛如两块巨大的璞玉衔着一颗微小的玛瑙。
班长低声说：“‘娜嘉’，它完了……”
我们都默默地哭了。
冰排，冰排，千百块冰排，各种形状的冰排，被黎明的朝辉涂上赭色釉彩的冰排，连接不断的冰排，从我们眼前带着毁灭性的冲击力，漂过，漂过……奔涌而去……
在我见过的所有狗中，它是一条最具有人性的狗。它叫“娜嘉”，一个好听的苏联女孩的名字，中文意思是——“希望”……
3。边境村纪实
我既然决定不告诉你们它的名字，也就同时决定不告诉你们他的名字。你们不妨这样认为：他和它——那个黑龙江边的村庄，完全是我臆想出来的。某些善于讲故事的人，总希望别人把故事当成真事，而我却希望，你们把我讲的当成一个故事，当成一个故事吧，我希望这样，真的……
那一年我十七岁，是个AB血型的姑娘。这种血型的姑娘，一般都不太明白如何才会讨 人喜欢。遗憾得很，我属“一般”之列。幸亏长得还算清丽文秀，使我内心常保持着一种潜存的自慰。我企图逃避“上山下乡”运动，最终乖乖“就范”，怀着对现实的幼稚的挑战，与几个男女同学来到那个紧靠黑龙江边的村庄插队落户。到时天已完全黑了，从远处望见一片橘黄的灯光，以为它很大，马车进村后才知道，半数灯光闪耀在江那边儿。
这村庄百余户，多是渔民，也种地，地很少，家家户户都有柳条编的小院，院里都竖着高高的笔直的桦木杆，晒鱼的。这一边境地域七八个村庄，有的和这个村庄一样，就在江边，有的离江边稍远，远也远不到哪去，至多半里。它是这七八个村庄的中心村。江对岸也有七八个村庄。他们的村庄和我们的村庄相对座落。黑龙江仿佛是一条巨大的鳗鱼，他们的和我们的村庄，仿佛是它对衬生长的鳍翼。白天，冰封的黑龙江像一道银漆线，将我们的和他们的村庄划分开。夜晚远望，一片片橘黄的灯光，将他们的和我们的村庄连接起来。我们这些村庄里没电，他们那些村庄里也没电。各种油液灯的橘黄色的光，使我们的和他们的村庄同样保持了一种如隔世纪的古老而神秘的色彩。那一带江面不宽，站在江边，可以清楚地听到他们村庄里的鸡鸣狗叫，人喊马嘶。我们这个村里的人告诉我们，妇女奶孩子的工夫，足够从我们的村庄到他们的村庄走两个来回。当然，是过去。过去两个村庄里的人常来常往，互相请求人力物力帮助，或者交换彼此缺少的东西。
使我们感到惊异的是，我们村和他们村的小学校、卫生所，都一字排开建在江边，都是红砖结构，外观一模一样。它们是过去年代的产物。两村学校和卫生所用掉的几十万块砖，是我们的人在我们的砖窑里烧出来的，也都是我们的人一砖一瓦建盖的。他们送给我们两条机动渔船表示酬谢。这段友好时期的历史，是我们与村人们闲谈时了解到的。了解到这段历史，对我们这几个插队知识青年来说，并没什么特殊的意义。与当地的人们相比，我们更尊重现实。现实是——距离我们和他们双方的卫生所五百余米处，隔江对峙着他们和我们的哨所。他们的哨所刷成深绿色，我们的哨所也刷成深绿色。驻守他们哨所的，是正规边防军，驻守我们哨所的，是基干民兵。两个哨所，与双方的卫生所和小学校相向并列江边，意味着历史严峻的延续。我们面对着历史，也面对着现实。当人们面对现实，历史有时就变得暗淡无光了。他们送给我们的那两条机动渔船，一条，已经破损得不能下水了；另一条几经维修，开江后还准备用来捕鱼。其实它已很少保留原部件，船体的五分之四由新木料替换了，连外形也分明有所改变，甚至可以说，它完全是另一条船了。但旧的苏造马达却没被沉入江底，废物利用，放在小学校操场上，成了孩子们喜爱鼓捣着玩的东西。
“瞧，这就是他们那边当年送给我们的船。”不少村人提起当年事，都免不了带领我们去看一遭那条船，如同向我们展示一件本村的文物。他们还会以强调的口吻对我们说：“它原先就是白色的。”好像认为它原先是白色的，便应该永远是白色的。我们只是看看、听听而已。对它原先是什么颜色的，今后是否会被永远保持原先的颜色，半点都不感兴趣。倒是他们那种古怪的心理，使我们非常诧异。他们不厌其烦地维修的是一条船，也是在缅怀一段沉淀在他们记忆中的历史，一段恍如昨日的历史。他们分明是在固执地、含蓄地向我们，也向现实申述着什么。而我们，面对什么样的现实，便适应什么样的现实。也许因为他们居住在黑龙江边上的原故？也许还因为他们想到，他们的子子孙孙都将居住在黑龙江边上？我们毕竟和过去的历史没发生过任何牵连。
我们这个村卫生所原先的医生姓王，在我们到来之前，被调走了，因为他是个劳改摘帽的“右派”分子。接任的医生姓姚，我们到村里时，他已为本村接生过两个孩子了。
他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是学眼科的。我母亲也是医生。我常听母亲说：“金眼科，银内科，叽哩哇啦小儿科。”可见眼科医生很有身价，据说他毕业时，本可以分配到哈尔滨市立医院的，因为他成分好，文化大革命中是个“散兵游勇”，没卷入到这个团那个队的派系斗争的漩涡之中，他却不识时务，主动要求分配到了这种没人心甘情愿来的、医疗水平极落后的地方。这足以证明他有点迂腐。也许是“大智若愚”吧？为了捞取什么政治资本？我们不得而知了。
他既然来到这种地方，就不可能再仅仅做一个眼科医生了。这地方需要的不是专科医生，而是“百科医生”。他这人倒很好学，真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百科医生”。头痛脑热、小疾小病、偏瘫麻痹、久疴顽症，他都热心给予医治。一般性手术，他也敢下刀。学院派的西医，大抵都轻蔑“江湖郎中”一类的“草药偏方”，他不，他很重视，虔诚收集，广为应用。
这就使信服中医胜于信服西医的当地民众，对他产生了十二分的好感。据我考察，当地民众普遍有两种感情深厚的信仰——共产党和中医。难道他对民俗心理学颇有研究？
他爱妇女。
我的意思是说，作为一个医生，他对遭受疾病折磨和缠绕的女性，不分老幼中青，都怀有一种博大的无私无欲的同情、怜悯和关心。他为她们治病，像为自己的亲人治病一样。他尤其关心那些即将做母亲的女性。他有一个小本，七八个村子里的女人们，谁刚刚做了媳妇，谁怀了孕，谁的预产期什么日子，都在小本上记得一清二楚，经常前往探视。当地七八个村子里的女人们也很爱他。我不便用“热爱”这个词，这个词的内涵伟大，令人落笔迟疑。我也不想用“尊敬”或“喜欢”这类词，前者太严肃，后者太轻佻，都难以准确表述当地女人们对他的那种特殊感情。那是一种升华到了民俗感情之上的感情。若哪个男人首先从人格而不是从生理视女人为女人，女人们才会以这种感情报答他。我敢说，这样的男人不多。大概也只有当地的女人们，才能够像爱他一样去普遍爱一个男人。这只能被认为是一种因地域偏远没有被“动乱年代”的“急风暴雨”涤荡掉的古朴民情。
男人们对于他——才用得到“尊敬”二字。这种尊敬是由衷的。因为他对他们的女人的爱和关心，也同时体现了他对他们子孙后代的爱和关心。何况他行为磊落，人品正派，他们没有半点吃醋的理由。不分辈分，都叫他“姚所长”。卫生所只有他一个人，他们这么称呼他也算顺理成章。
倘说他这人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不够谦虚。他仿佛认为他所受的一切尊敬和爱，都 是当之无愧的，从没表示过半点“接受再教育”者的恭顺样子，却处处地，经常地对贫下中农进行种种“再教育”。而他们非常大度地容忍了他这个缺点，不甚计较。我们在村里“安家落户”一段日子后，进一步考察出，村人们对于在他们面前表现得过分恭恭敬敬的“接受再教育者”，反而印象并不怎么好。我们中的一个，是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位著名教授的儿子，对每一个年龄比他大的村人，不分男女，一律低眉顺眼，不敢高声说话，恭敬得几乎到了信徒对神父的地步。那在他是很虔诚的，因为他自觉背着一个“臭老九”子女的包袱。我们听到村人们背后议论他：“那孩子，怎么那样假酸捏醋的啊。真叫人受不了。”我们就启发他，教他和我们一样，如何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有天锄地，他突然大喊一声：“老张头，来支烟！咱爷们儿到你们这里三个多月了，还没抽过你一支烟呢！”喊罢就上前翻老张头衣兜，翻出烟来，大大咧咧地叼一支在嘴上，剩下的半包，“借花献佛”，分了。
从此，老张头对他倒格外近便起来。过端午节，还单请了他一个人到家去吃粽子。他悟性大开，万分感激我们对他的启发。
我们也是受到姚医生启发的。他不论跨进哪家门槛，赶上饭，便盘腿往炕头一坐，回到自己家里似的，饱吃一顿。有时甚至进门就嚷：“嫂子在家吗？我替你看孩子，你给我做顿好吃的吧！这几天食欲不佳，体内缺‘卡’了。”
被称作“嫂子”的女人，虽然绝对不晓得什么叫“卡”，但却会很慷慨地将鱼、肉、鸡、蛋，凡属好吃的，统统做了给他端上桌子。看来他对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个中道理，深通谙达。
他尤其受到队长的器重，是队长心目中的一个人物。队长觉得他这个人物，为本村增了不少荣光。
队长做主，“赐”给他一匹好马。那是一匹菊花青色的儿马。当地的马，都是苏联马与中国马杂交的后代，既有中国马的温良性情，也有苏联马优美而高贵的体态。长腿，长腰，长耳，如若头生叉角，特像驯鹿。他请村里一位“大嫂”按照他自己设计的衣样，裁做了两套紧身衣裤，一套春秋穿，一套夏季穿。除了冬季，他就穿着黑色或白色的紧身衣裤，在这一带村庄之间驰来奔去。他是个好骑手，骑姿潇洒极了。不是他，而是另一个人如此这般，当地民众肯定会按照当地惩罚“纨绔子弟”的传统做法，将这个人衣服裤子上刷遍面汤，贴满鸡、鸭、鹅毛，游村示众。对他，却非但不加丝毫指责，反而都挺为之自豪地说：“瞧咱们姚医生，多神气！”这使我们不无嫉妒，怀疑他靠什么狡猾而高明的手段，才将贫下中农们迷惑了的。我们几个“插姊插妹”对他的嫉妒，与“插兄插弟”们对他的嫉妒有着质的区别。女性对男性的嫉妒，总不免掺杂别的成分。我们姑娘间都不愿彼此公开承认这一点罢了。
他对我们倒非常友好，俨然以“大插兄”自居，常到我们的集体宿舍来，来时总带着一架破旧的手风琴，和我们一块儿唱歌。我们不高兴唱，他就独自唱给我们听。他的嗓音很淳厚，男中音。在那样一个缺少文化娱乐的村子里，每天能听他唱几首歌，也算欣赏了。他唱的既不是“语录歌”，也不是“诗词歌”，都是外国歌曲，大多是苏联歌曲。他好像并不觉察我们心中都对他暗暗有些嫉妒。我们对他的嫉妒心理因此而渐渐消失。
冬天，下第一场雪后，他就不再骑马了，他自己制作了一副滑雪板。他还是个挺不错的滑雪运动员呢，每天滑雪巡回医疗于各村。这个人使我们感到他太会生活了，太无忧无虑了，太快活太自由了。在这么一种几乎可以说是地角天边的地方，能够自得其乐，而且受到公众的尊敬，说到底，还是一件令人嫉妒的事。我们都做不到。
村里有个叫刘栓的中年汉子，常酗酒，醉了就打老婆。一次又打老婆，惊吓了他们不到一岁的孩子。他不请姚医生，怕姚医生训斥他，挖苦他。这刘栓有他自以为聪明的办法，说来也算不得聪明，更算不得智慧，亦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