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天下:南明痛史(全文)-第4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于是,明廷诏下,拜熊文灿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
熊“总理”得诏后,闻知明将左良玉兵精,立刻调其六千精兵为自己贴身护军,又招募广东当地人两千多名,携“高科技”火器赴任。
过庐山时,熊文灿见到昔日好友高僧空隐。大和尚劝他说:“流贼不同海贼,招抚之计不可轻用。如果师出不胜,性命不保。”
熊文灿悔得肠子发青,却只能硬头皮前行。
左良玉乃桀骜宿将,其下属与广东兵说话如鸡同鸭讲,天天边走边互骂殴击,乱成一团。不得已,熊文灿只得打发粤兵回家,但左良玉兵又不听他指挥。杨嗣昌知道情况后,另调五千边兵归熊文灿调度。
杨嗣昌在崇祯面前拍胸脯说:“三月平贼。”他自己确实卖力,严肃纪律,大用赏罚,加上陕西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庭以及曹变蛟、贺人龙、左光斗、黄得功等将领有才略有勇气,在甘肃、四川等地打得李自成等部连连败退,几乎全歼农民军主力。
自崇祯十一年秋至十三年秋两年多时间内,李自成只有百十号人在河南深山老林里瞎转悠,官府认为他非死即伤,基本不再注意他的动向。
当时,张献忠、“闯塌天(刘国能)”、“过天星”等部农民军势大,在官军大力围剿打击下,逐渐不支。惧怕之下,他们提出要投降。
如果遇上洪承畴或孙传庭等人,肯定不吃这一套,农民军假降诈降不是一两次,歼此“穷寇”,可谓千载一时。可巧,一直吃惯了“安抚”甜头的熊文灿“总理”见京营军民屡战屡捷,自己寸功未立,心里很急。他一到安庆,就派人去正在湖北麻城一带活动的张献忠和刘国能处招降。
刘国能首先投降,这位庠生出身的“贼头”为母所劝,还是真降。张献忠不死心,四处流窜,他本人几乎被左良玉打死。穷蹙之下,他只得表示投降,送给熊文灿大笔奇珍异宝“孝敬”。朝中杨嗣昌听说此事,怕张献忠诈降,主张趁机剿杀。关键时刻,崇祯帝自作主张,下诏主抚。于是,张献忠在谷城外造房数百间,买地种粮,与民间交易往来,看似解甲归田,实则伺机待动。
半明半灭大明朝(7)
崇祯十一年到十二年五月间,由于张献忠、刘国能的“示范效应”,农民军头目罗汝才、“整十万”、“十反王”、“托天王”等人纷纷向熊文灿表示投降。得到同意后,这些人并非立刻被遣散,而是分营于当地驻扎“待处理”。也就是说,“受抚”期间,农民军得到了最宝贵的喘息和休整机会。特别是张献忠最富心机,在狮子大开口向明政府要粮饷的同时,本部人马高度戒备,刀不离身。
在熊文灿及杨嗣昌等人斡旋下,张献忠得地,得官,得关防。罗汝才(绰号“曹操”)在房县倒没有索饷,但其所部一直保持战时编制,只是暂时不打官军不掠民财而已。
一直杀气腾腾搞“十面三网”杀绝农民军的杨嗣昌,看主子崇祯皇帝脸色,也附和起熊文灿主抚招降。当时,也有头脑清醒的地方官如郧阳抚治戴东渂密奏,希望朝廷下令让农民军缴械,然后乘机剿杀,以绝后患。对此建议,崇祯朝廷未尝不想。但边警忽起,皇太极的清兵嗷嗷而至,明廷一时间顾不过来,没有认真对付这些闭齿似瞑的群狼。
崇祯十一年(1638年)秋八月,极擅用兵的皇太极自己统领一军在大凌河一带做出大举进攻状,把不少明军牵制在自己附近。同时,清军真正入侵的主力在豪格、岳托以及多尔衮率领下,分成数队,远攻明朝内地。
岳托一军直奔密云,破边墙而入。依理讲,密云的墙子岭长城隘口十分险峻,但守此处的明朝总兵吴国俊正给派来军中当“监军”的邓公公过生日,兵将们大多正排队叩头祝寿,痛饮寿酒。清兵来袭,明守军猝不及防,故而任由辫子兵们一鼓作气杀入长城以内。多尔衮所部进展也顺利,在青山关口破墙而入。两部清军于通州会师,弃北京不攻,到涿州后再分成数部自北而南,在华北平原上纵情驰骋蹂躏。
崇祯帝赶忙下令京师戒严,命令各地人马赶来勤王。
清军此次来,算起来已经是第四次入口侵掠。此次防御作战的重任,落在了宣大总督卢象升身上。
卢象升,江苏宜兴人,天启二年进士。虽然文士出身,但这位白皙颀长的俊雅男子善骑射,娴将略,能治军,乃真正的文武全才。自崇祯六年开始,卢象升以按察使身份在山西等地“讨贼”,屡立战功,成为农民军最惧与之交战的方面大帅。清军入口时,卢象升正丁父忧,闻难奉诏,穿孝服督师。
听闻朝内杨嗣昌和太监高起潜暗中主持与清廷和议,卢象升痛心疾首,入京见崇祯帝慷慨主战。心中无底的青年皇帝闻此,为之色动心壮,发内帑万金犒军,支持他与清军正面交战。
由于主和的兵部尚书杨嗣昌和太监高起潜暗中阻挠,卢象升的军事计划多不得实现。他当时名义上是总督“天下援兵”,其实手中不过一万多兵马。由于不久陈新甲(原宣府巡抚,也被“夺情”视事。此时恰好杨嗣昌、卢象升、陈新甲三位重臣,皆是孝服在身,其兆不祥)又至昌平,卢象升只能又分兵马与他,这使得自己军力更单薄。
面对汹汹而来的清军,卢象升主张合集数路援军,齐锐共击清军,崇祯帝不纳。无援无饷之下,卢象升手下只有几千疲卒,在巨鹿附近屯兵。
畿南三郡父老闻言,苦请他召集民兵,休整再战。卢象升感泣:“自从我与流贼相战,数十百战未尝败绩。今手下仅疲卒五千,大敌西冲,援师东隔,事由中制,加之食尽力穷,死在旦夕!死则死尔,为国为民,我不愿连累百姓遭兵。”乡野村民闻言,哭声雷动,纷纷捐出家中仅存的口粮给卢象升当军粮。
阴历十二月十一日,卢象升进至贾庄。当时,太监高起潜拥关宁铁骑重兵在五十里以外的鸡泽(地名),卢象升派人求援,高公公怯战不应。
卢象升行至蒿水桥,突遇大队清兵,双方遂战。从半夜战至天明,清军铁骑数万,里三层外三层把卢象升几千明军包围。卢象升指挥兵士,拼死力战。“自辰迄未(六个小时),炮尽矢穷”,最终明军士兵皆战死,惟剩卢象升一人,身中数创,仍旧手提三尺剑,亲手杀掉数十清兵。刀剑矛枪之下,卢象升壮烈殉国。
对于如此战场牺牲的大明烈士,太监高起潜逃回城后,竟掩盖他的英勇战死的事迹。杨嗣昌小人,也想上报“下落不明”来阴构卢象升“临阵逃脱”。最终,当地父老寻得大英雄尸身,杨嗣昌竟然连扣了八十多天,不验尸,不上报,仇及死人,真是奸刻大阴。
卢象升殉国时,年仅三十九岁。其后,其家族死于国难者一百多人,可谓一门忠烈。
清军大掠河北后,呼啸奔驰至山东,四处杀掠,并攻陷坚城济南,生俘明朝宗室德王朱由枢。清军在济南展开大屠杀,近十六万人被杀,整个城市被抢个精空。
这时候,各地的明朝勤王军已有十来万人,由大学士刘宇亮以及陈新甲统领。明军人虽众,但他们怯生生一路尾随清军,根本不敢进攻。
转年二月,多尔衮等人携无数金银财物及数十万被掳汉民、牲畜,自天津渡水还东北。明将皆远远观望,没有一部敢于趁清军半渡运河时出击,眼睁睁看着清兵满载而去。
此次冀鲁侵掠,清军克七十多座城池,杀明官明将一百多人,生擒德王等宗室三人,平民被杀二十多万。
半明半灭大明朝(8)
此后,崇祯十五年深秋,松锦大战后清军又攻掠了山东一次,杀掉鲁王朱以派(被俘自杀)。清军转战八月有多,俘汉民近四十万,掠财物无数,饱抢而归。这第五次入口杀掠,也是清军入关前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掠扰。
杨嗣昌柄权以来,丧师丢地,言官为此上章弹劾。崇祯皇帝刚愎自用,认为是他本人亲自擢用杨嗣昌,听不得异议,贬逐上书言官。同时,他对这位书生臣子宠眷不衰,让他负责评议“文武诸臣失事罪”,追究清兵入口以来各地守官的责任。
杨嗣昌十分卖力,详细列出五等罪:守边失机、残破城邑、失陷藩封、失亡主帅、纵敌出塞,然后按罪抓人,大兴刑狱,共杀包括巡抚、总兵、总监在内的官员三十六名,而他——这位最重要的廷中指挥者,则没有任何责任。一时间朝野大哗。
清军饱掠而去,明廷稍稍松了口气。杨嗣昌不闲着,于崇祯十二年初出主意,欲从各镇边兵中抽练精兵。经过“精密”计算,数目可达七十余万。崇祯皇帝很满意这个数字,觉得手中如果真有七十多万虎狼之兵,平“贼”平“虏”应该有足够的把握。但是,说话容易,行事极难。练兵七十万,军饷哪里出?崇祯十年时加派“剿饷”税,本来是一年的暂征,现在根本未停,又多出一笔庞大开支。
杨嗣昌自然有办法:增派“练饷”,很快搜刮到七百多万两白银。这些人民的血汗钱,绝大多数打了水漂,各地将领、官员玩命虚报兵员数字,无非是借名搜刮敛财,没有几两银子真正用于“练兵”。
更坏的后果是,横征暴敛使得饥民雪上加霜,纷纷抛荒田地逃散。所以,崇祯十三年看似空前的“自然灾害”,实则是加派“练饷”敛赋的人祸。如此,精兵没练成,更多的农民逃亡,不少人加入农民军,明政府实际是得不偿失。
清兵进犯的压力减弱后,明廷注意力自然转向在谷城附近“就抚”的张献忠等部农民军,暗中调兵遣将,准备一劳永逸解决掉这群人。
张献忠大奸巨猾之人,在政府军内多有耳目,他来个先发制人,在崇祯十二年夏五月重新造反,攻占了谷城县城。罗汝才等部农民军闻讯响应,几路合军,打下房县。令朝廷惟一可幸的是,均州一带投降官军的王光恩等五部首领“耻于反复”,歃血为盟,效忠朝廷,这才保证了均州的安全。
收受张献忠无数金银财宝的“总理”熊文灿听说“贼军”复反,如五雷轰顶,慌忙派左良玉部自襄阳出发杀向房县。
此部明军粮食供应匮乏,一路上除杀马外,不得不采摘野果充饥。明军苦行军十天抵达房县,在播箕寨正落入张献忠的埋伏圈,一万多人被打死。左良玉命大,仅带千把人逃出。均州部分早先“投降”的农民军闻官军败讯,除王光恩一人外,余皆叛去。
崇祯帝气得发疯,立即削去熊文灿官职,逮之下狱。老熊坐在狱中几乎后悔死,又撞墙又搧自己耳光,后悔自己在太监公公面前讲大话。不然的话,他现在正在两广安享荣华富贵。
杨嗣昌人精,当然不会再保他(当然,疏中杨嗣昌也说熊文灿“劳苦功高”,实际上是私庇老熊以烘衬自己无过)。熊文灿被关一年多,问成死罪,秋决时押赴西市砍头。
思来想去,觉得“流贼”复炽闹得遍地燎原太伤脑筋,臣子中实在无合适人才可用,崇祯帝就直接批示给他的“心肝宝贝”杨嗣昌,让他以阁臣身份(其兵部尚书一职当时由前四川巡抚傅宗龙代任)出朝督军,任剿贼“前线总指挥”。
在朝内“诸葛亮”当了好几年,多处大误皇帝没加追究,现在指派自己出去干事,杨嗣昌还真不好也不能借辞推托。他急趋宫内,丑表功作忠勇状,奏称:“君言不宿于家,臣朝受命,夕启行!”崇祯皇帝闻言大悦:“卿能如此,朕复何忧!”
君臣二人上演一场让人“感动”的好戏。
转天,崇祯下诏赏赐杨嗣昌金银帛缎大笔,并赐宴送行,亲手斟酒三杯,御赐赠诗:“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盐梅乃人生不可或缺之物,比拟宰相(内阁大学士),意即指老杨以相爷之尊出为大将,可立汉朝周亚夫(其营上曰“细柳”)那样的不世功勋,并希望他一举成功,回朝后仍旧辅帝教养民生。
为臣子送行斟酒赐诗,崇祯帝一朝为开天辟地头一回。杨嗣昌感动得边拜边泣,誓要成功。临别,他又获皇帝赐膳。于是,杨嗣昌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率军高举“盐梅上将”的旗标,浩浩荡荡从北京出发,直达襄阳城。
阴历八月二十九日,杨嗣昌在襄阳建大本营。十月初一,大誓三军,湖广巡抚方孔诏、总兵左良玉、陈洪范等人咸来拜见听命。
由于左良玉言辞慷慨,能言善论,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