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阻挠刽子手-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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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对，”戈尔杰耶夫赞许地点了点头道，“这家实验室有一位专家，年届六旬，领导很礼貌地劝他退休。我真有点儿搞不明白，怎么能让这样的专家退休呢？应该想方设法留住才对呀，要是将自己所掌握的东西泄露给敌方怎么办？很显然，实验室里有人需要他的职位，或者是有人想报复他，总之，他被人撵走了。但我们的犯罪侦查鉴定中心收留了他。我们倒不是有多么高尚，只是因为老头儿对我们合适，对于一个有用的人才来说，即使他已是一个60岁的老头儿，我们也完全可以把他当做小伙儿。1990年，有一位年轻的姑娘自杀，找到了她所服的毒药，自然要进行鉴定。这位专家辨认出了这种毒药，凭记忆说出了配方和工艺。要我说，他不仅仅是一名鉴定专家，简直就是一笔财富。”
“尤尔采夫所服毒药也是他鉴定的？”娜斯佳满怀希望地问道。
“不是，娜斯佳，我们很不走运，”戈尔杰耶夫摊了摊手说道：“老头儿死了。他1988年到我们这儿来时是60岁，去年去世，你算算他有多大了。但所有记录都留下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毒药是如何落到尤尔采夫手中的。”
“那1990年自杀的姑娘又是如何弄到毒药的？能解释清楚吗？”
“要是能解释清楚的话，”戈尔杰耶夫叹了口气道，“那案子就不会成为悬案了，但有一点很明确，毒药是她自己喝下去的。但是，我的孩子们，这还不是最糟的。今天有一条消息，这在不久前是严格保密的。总统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也自杀了。这使我产生了一个十分愚蠢的念头。”
“您是不是想说，在对付完马利科夫集团之后，有人开始向总统班子里的人开刀了？”
“难道你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吗？”上校问道，“你不这样认为吗？”
“我暂时还不能确定。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2月16日，也就是总统发表历史性演讲的第二天。”
“今天是26号，”娜斯佳提出了疑义，“若是幕后有人，那么他们已在十天内收拾了五六个人。不过，他们实际只用了一周时间就把马利科夫集团给消灭了。戈尔杰耶夫，我还是不太明白。若这些毒药的产量真有那么大，那他们用来干什么？也只不过有两个人服这种毒药自杀。费了那么大劲，偷文件，冒险，这一切图的是什么？这么多年总共就用了两次？我不相信。”
“我就知道你会提出这个问题，”戈尔杰耶夫笑道，“你的怀疑是对的。这两起案子都是在莫斯科发生的。而全国有多少？独联体呢？各地封锁了消息，使这些案件无法联系起来。我向两个老朋友打探了一下俄罗斯两个州的情况。每个州都有用不明毒物自杀的案件。自杀本身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也就没有刨根问底，没有追查这些毒药的来源。他们也没有去查这些毒药究竟是什么样的毒药。鉴定专家们说这是一种迅速生效的毒药之后，所有的人就已经感到满意了。没有人再去追查，费那么大劲干么呀？如果他们，当然包括尤尔采夫，确实是自杀的，那一定有一个歹徒在生产并向他们提供这种毒药。”
他的脸色又变得凝重起来，娜斯佳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刚进他办公室时，他显得那么焦急，也许，他对米沙·多岑科说的也是这一番话。
米沙也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好消息。参加石油商人聚会的商人们谁也没有见到过一个有着一双明亮的黑眼睛、高个子的白头发男人，也没有见到过一个小个子的招人喜欢的亚美尼亚人。但有人看到过这样一个人：中等身材，微胖，长长的鬈发，戴一副细边眼镜。但谁也不认识这个人……
他们走出戈尔杰耶夫办公室的时候已是傍晚7点钟左右了。科罗特科夫同娜斯佳一道回办公室。
“你的医生们怎么还没有消息？”她一边点燃开水炉，准备煮咖啡，一边问道：“你可已经发过誓了，要首先查清阿萨图良的案子。”
“我总共才不过送给他们一瓶酒。一瓶酒管什么用。要是想彻底查清，恐怕得送五瓶酒。我可没有那么多钱。”
“好吧，我们现在还是从沙巴诺夫着手吧。尽管谁也没有向我们提供有关他的消息。但毫无疑问，他是总统的亲信。依我看，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碰到这样棘手的事情了，对吧？尸体一个接着一个，但我们什么头绪也没有理出来，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毫无结果。白头发的男人至今还没有查清。阿萨图良的死因还未查明。尤尔采夫的死因也是如此。巴扎诺夫为什么要向卢琴科夫射击还不甚明了。现在又有沙巴诺夫……”
她的话被内线电话铃声打断了。
“娜斯佳，”话筒里传来多岑科的声音，“有尤拉的电话。”
“叫他转到这边来。”科罗特科夫嚷道。
半分钟后，另一部电话机响了。尤拉抓起了电话，听到声音之后，他朝娜斯佳丢了个眼色。但从他简短的答语中，娜斯佳还猜不出谈话的内容。最后，他放下了电话，很欣慰地笑了。
“你刚刚还抱怨说医生没有消息。现在一切都明白了。在阿萨图良的肺部血液里发现了麻痹神经的气体。”
“这就对了，”娜斯佳兴奋得差点跳到自己的桌子上，“我感觉上也是这样的。有人用气体枪向他射击，气体正好喷到了脸上。之后，凶手坐到了方向盘旁，平静地轧过了受害者。准确的表述是，凶手先将受害者击倒，再将他平摊开，打开汽车前灯，为的是看得清楚些。为了万无一失，他小心翼翼地驾车向阿萨图良碾了过去。不仅富有创造性，而且简便易行。不流血，也不用追逐，没有打斗，衣服上也不会沾上血。干净、利落。我们遇到了一个聪明人！我真想看看他究竟是怎样一个嘴脸。”
“你最好先看看你的开水炉吧，”科罗特科夫建议道，“水都漫到地上了。”
水早就开了，此刻正在锅里“咕嘟咕嘟”地直冒泡。她急忙拔下插头，但还是有一些水漫到了地上。
“喏，这给你，”她可怜巴巴地对科罗特科夫说道，“我再烧一壶水，真是太马虎了。”
“你喝吧，”尤拉笑道，“幸好还没有放咖啡。”
尽管他们的性格完全不同，但他们还是很亲近，也许，正是因为性格不同他们才能如此亲密无间。尤拉外向、好冲动，娜斯佳则内向、安静。科罗特科夫容易陷入绝望，但能很快地调整自己，振奋起来，挽起袖子投入工作。而娜斯佳则十分看重失败，她会仔细地分析失败，再从中找出经验和教训。要想让她陷入绝望，则需要同时有许多失败。但一旦她沮丧起来，那持续时间就会很长，什么样的意外惊喜、劝说都不能将她从这种情绪中拽出来。这时，她走起步来会很轻，一件小事也会使她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说起话来很慢，就像在照本宣科。她从沮丧中摆脱出来的唯一办法是：娜斯佳本人明白，她的这种状态已经影响到了她和她周围的人。当她看到工作受影响了，她就会努力振作起来，她会对自己说：娜斯佳，够了，应该正常工作了。她作了一番自我调整，深吸一口气，让新鲜的空气进入肺里。这之后，眼眶内的泪水神奇般地干涸了，言语也恢复了正常，生动而又活泼，不久前使她沮丧的事情开始变得可笑和不值得关注。当然，这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的。有时，这段时间会有几小时，但娜斯佳最终会通过自身的努力恢复常态。任何外部的影响对她都不起作用。
娜斯佳和尤拉·科罗特科夫配合得很默契，有时两人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同一件事。眼下，他们默默地喝着咖啡，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尤拉打破了沉默，他刚说了几个字，娜斯佳已猜出他下面要说什么了，好像她非常清楚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似的。
“阿萨图良身上有一个记事本……”科罗特科夫开始道。
“而另一个人，实际上就是第一个人，因为他被杀得早，为什么他身上什么也没有呢？口袋里空空如也。钱夹和钱留下了，其他东西都拿走了。尤拉，你是男人，你说说看，男人会这样吧？除了钱，身上什么也不带，女人我知道，若她只是拿着钱包和塑料袋去最近的商店买面包，倒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若她带着包，包里就会应有尽有。而且钱包里除了钱之外，还有一些别的东西。什么票据啦、名片啦、记电话号码的小本子和郊区公交车辆时刻表之类的东西，有些人的钱包里还放着身份证。男人是怎样的呢？”
“也和女人差不多，”科罗特科夫笑道，“他们的钱包差不多就像一个城市档案馆。口袋里也会放一些东西：手帕、梳子、香烟、打火机、避孕套。眼下还时兴放软盘、电子记事簿之类的东西。”
“杀害阿萨图良的凶手一点儿也不在乎警察会很快追查到他。也就是说，凶手对此无所谓。若杀害白头发男人的凶乎和他是同一个人，那他为什么会尽量掩饰，不让警察查清他是谁呢？”
“你是想说，他们是被不同的人所杀，而且动机也不同？”
“不，尤拉。我想说的是，白头发男人有所不同。我们白白地浪费了许多时间去调查加里·罗伯托维奇的关系。有人诱使我们这么做，我们上当了，就像两个小傻瓜。我们调查了石油商人的许多熟人，可以肯定地说，调查这些人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追查到凶手。白头发男人的案子为什么会有所不同呢？也许是他和凶手的联系太紧，查到死者的身份，我们就可以立刻查清凶手是谁，或者是有别的什么原因。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行啊，你！”科罗特科夫说道，“你还真理出了点儿头绪。而我脑袋里简直是一团浆糊，搅也搅不开。怎么样，回家吧？”
“走，”娜斯佳同意道，“反正绞尽脑汁也不会想出什么了。”
他们穿好外衣，一道出门，但并不急于去地铁站。娜斯佳回家应该在“特维尔斯卡亚”站上车，但她不愿意路过水洼和泥泞的地方，所以她决定去“契诃夫”站乘车。
“走到‘大剧院’站乘车吧！”他说道，“我们透透空气。”
娜斯佳顺从地与他并行着。她一开始并不准备散步，但想到尤拉的女朋友快过生日了，也许他想买件礼物送给她，希望娜斯佳给他做参谋。
果真如此，科罗特科夫拽着她去了几家商店。最终，他们为柳德米拉选了一套孔雀石饰物，娜斯佳也为自己买了一件连裤袜。
帕维尔的自我感觉非常不好。但他知道，这很快就会过去，只需忍耐一段时间。同他领导的小组的其他成员一样，他也有特异功能，但他的功力较弱。他可以迫使一个人呆立不动、虚弱无力、不反抗，但这也会使他大伤元气，发完功之后，他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但丽塔做这些事就毫不费劲。控制一个人的意志，改变其想法，帕维尔·绍利亚克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至于说列米哈伊尔·拉尔金，那他可是无所不能。
帕维尔出生在匈牙利，他父亲是一名武官。他的童年是在戒备森严的苏联使馆里度过的。
那时，他的名字叫弗拉基米尔，姓也跟现在不一样。他是一个能干、快乐和容易相处的男孩，能熟练他说两种语言——俄语和匈牙利语，因为父母没有送他到为大使馆孩子开设的俄语学校上学，而是把他送到市里为党、政高级干部子弟设立的匈牙利语学校学习。瓦洛佳有许多朋友，他经常到同学家去做客，这是其父母与自己儿子的朋友的父母接近的非常好的、便利的机会。
那时候，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就是后来当上了克格勃主席并改变这个容易相处的小男孩、武官的儿子一生的人。可当时谁会知道呢……
在匈牙利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全家搬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发生之后，他们举家返回了莫斯科。那时他17岁，正好中学毕业，能自由地用匈牙利语和捷克语对话。他顺利地考进了克格勃高级学校。当然，在入学之前，他还需要在军队服役一段时间。瓦洛佳并不惧怕这一点，他的身体很棒、很健康，同时他也很守纪律。
当兵对他来说确实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的表现很好，可以说，他是心甘情愿地服役的。按时作息，整理内务，训练，擦地板——这些对他来说都显得很轻松，一点儿也不觉得是一种负担。因为，父亲从小对他灌输的就是这些。无条件服从上级，铁的纪律和遵守规章制度。不应该有丝毫个人想法，不应该有丝毫迟疑，你的任务就是服从，瓦洛佳能够做得很好。
服役过后，瓦洛佳开始在高等学校学习。他很能干，记忆力好，反应也快，拥有外语天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