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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

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 作者:沈国凡-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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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黄二人可说是“心心相印”。在五棵松,黄克诚也是不服管教的一个“罪犯”,当他知道彭德怀也被关在这个院子里时,就经常对着哨兵大喊大叫,时常与专案组的人员顶牛,故意将声音弄得很大,让另一间囚室里的彭德怀能够听见。 
             
        每当这个时候,彭德怀总是将耳朵紧贴着门窗,听外面的动静,听战友的声音,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最大的安慰。     
        后来,专案组干脆就让黄克诚陪着彭德怀挨批斗。北京军区、第二炮兵、防化兵、装甲兵、铁道兵、工程兵司令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勤学院、高等军事学院、第六研究所以及中央直属机关等首都的各大军、兵总,各大机关团体,前后召开了十二次的万人以上的批斗大会,对彭德怀实行“公审”。有很多次,都押着黄克诚一同去接受“教育”。 
          
        在批斗会上,两位老战友用目光相互鼓励。     
        1967年9月28日至12月6日,专案组对彭德怀进行了共八次审讯,目的是要他承认自己是“假党员”。彭德怀怒对专案人员,大声地说:“你们对我以同志式的谈问题可以,但如果用审讯的方式,我就拒绝回答。我在1928年入党,那时你们这些人还在什么地方?” 
          
        一句话顶得审讯的人哑口无言。     
        他们只得又去审黄克诚,要他说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黄克诚是位儒将,进来后就站在那里,专案组的人让他先念挂在墙上的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黄克诚看也不看,拖着很长的声音大声对着窗外说:“我——知——道——”     
        有人大声喝道:“知道为什么不念?”     
        黄克诚大声回答:“看——不——见——”     
        这样的声音,不知道彭德怀能不能听见?但无论如何黄克诚都是在想法用声音给战友传递信息。     
        这次,黄克诚的“顽固态度”没有被打下去,却被打掉了眼镜,逼问他彭德怀的“假党员”问题。     
        黄克诚听后气愤地说:“能有这样的‘假党员’吗?面对敌人真刀真枪的拼杀,用自己的生命在炮火中接受考验,几十年如一日,你们这些‘真党员’能做到吗?” 
          
        问得专案组的人无话可说。     
        后来他同彭德怀一起被转移到罗道庄。     
        由于这个“俱乐部”里的这两名主要头子不老实,转移后对他们就加强了监视,并开始对他们进行了虐待。     
        更为残忍的是不让他们睡觉,彭德怀每天晚上刚一睡着,哨兵就在外面不停地拍打门或柱子,想方设法地将他弄醒。     
        1987年9月13日零点30分,彭德怀为此与哨兵争吵起来,他气得拍着桌子,向哨兵喊着,那声音如同一只猛虎在山岗上恕吼。哨兵在当日的《看守日记》上写道:彭德怀这时“……大发雷霆,发出虎叫狼嚎般的声音”。 
          
        彭德怀吼道:“你们敲什么,我又不会死!”     
        哨兵见彭德怀醒了,就不再敲柱子,而是命令他:“必须脸朝外面睡。”     
        彭德怀被这么一折腾,根本就无法再睡,他索性坐起来,抬头看着头上的电灯,放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夜半歌声,低沉嘶哑,越过高墙,传给心心相印的战友。     
        彭德怀没有忘记一同被关押的战友,他除了大声抗议,让隔壁的战友能够听到他的声音之外,还利用上厕所的时间,从黄克诚的囚室经过的时候,在外面装着咳嗽,让里面的战友能听到自己的声音。 
          
        有一天,彭德怀对看守的战士说:“我的战友情况怎么样?请你帮我给问他好。”     
        接着,彭德怀又说:“他的一举一动,说话咳嗽的声音我都听得出来。”     
        彭德怀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就是天塌地陷,他也愿意自己一个人承担。在他的内心深处,对于黄克诚这样一批因为自己而受到无辜牵连的人感到十分不安,感到对不起他们,可是又没有办法解救他们,每次审讯他都据理力争,决不放过一切机会,他要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办法,来减轻这些无辜者的痛苦。只要能够为他们洗清身上的不白之冤,哪怕粉身碎骨他也在所不惜。 
          
        1970年7月2日,江青不断地催促专案组要尽快结案。     
        7月21日,专案组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这个报告中提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 
            
        除了杀头,共和国开创者之一的一代名帅彭德怀,被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的最高徒刑。     
        没有上军事法庭,没有进行法庭调查和必要的律师辩护,也没有让彭德怀本人了解案情和实行申辩,一切法律程序都被强权强奸了,玷污了。     
        我在为写作《共和国大审判》一书采访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特别法庭审判员王文正大法官时,他不无忧虑地告诉我说,如果不是当时的形势有所变化,“四人帮”一伙对“顽固不化”的彭德怀大开杀戒也很有可能。 
          
        我问为什么呢?     
        王文正告诉我说,就在1970年江青一伙向中央上报彭德怀一案综合报告的时候,当时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向中央建议要对王光美“判处死刑”。毛泽东阅后批示:“暂时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犯人都宜调查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到有出路,以便保存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此事不妨请中央一议。”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于7月28日传达到当时的各个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对于这个传达仍不甘心,又向上请示。这个请示一共谈了两个问题:上报材料时对案犯提不提处理意见,二是如果不提,去年10月政治局会议研究时提的意见,还提不提?如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长期关押。 
          
        8月14日,黄永胜对专案组意见答复说:“原来讲送材料不提处理意见,现在看还是可以提处理意见,判刑意见亦可以提。提了以后再写一段:以上意见仅供参考。根据对王光美的批示,究竟如何判刑,请中央讨论审定。” 
          
        1972年1月5日,彭德怀、黄克诚等与“俱乐部”有关的24名(又增加了七名)“案犯”,从什坊院被秘密转运到位于复兴门外木樨地运河边上的政法干校。 
          
        这是彭德怀被押回北京后第四次转移关押地点。     
        彭德怀被关押在一间较大的屋子里,编号为第五号,彭德怀从此也就失去了真正的姓名,被叫做“五号”。黄克诚则在他旁边的一间,编号为四号。     
        这时彭德怀的腿上、臀部、背上都长满了红疮,使得他浑身上下疼痛难忍。双腿上许多糜烂的斑块,正向着身上四处扩散。他的身上仍然穿着从成都来时的一套内衣裤,上面已沾满脓血。袜子已破得不能再穿,棉裤破得四处都露着棉花。 
          
        在此之前,彭德怀应红卫兵要求,曾写过四份材料,即《挖思想根源》、《建军问题的错误》、《评军衔过程》和《为什么在庐山写信给毛主席》。材料被送到中央文革,康生批示:“彭德怀写的材料是又一次的向党进攻,材料应送毛主席、林总、总理阅。” 
          
        毛泽东阅了这份材料,只批了这么几个字:“林周阅后,退康生同志存案。”     
        没有表态,没有具体意见,更没有任何的结论。     
        然而,没有表态即是表态,没有意见即是意见。江青、康生便指示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加紧了对彭德怀的审讯。     
        这一天,一群红卫兵将彭德怀叫去,劈头就说:“彭德怀,你就是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黑干将!”     
        彭德怀大怒,对他们吼道:“你们有什么证据,就这样不负责任地随便给人扣帽子!”     
        一群人无法回答,便要他交待“军事俱乐部”的事情。     
        彭德怀生气地说:“又是什么俱乐部,这纯粹是造谣!”     
        一群人拿来了纸和笔,对彭德怀叫道:“把你那个俱乐部的活动写出来!”     
        彭德怀将笔扔在地上,大声地说:“你们别问了,没有什么俱乐部!”     
        一群人见彭德怀如此态度,就对他吼道:“写,今天你非写不可,把你的组织名单写下来!”     
        令这群人没有想到的是,彭德怀一听说写什么“名单”,又要借此加害别人,顿时一股血气直往头顶上冲,只见他怒目圆睁,“啪”的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大声地吼道:“没有,杀头也没有!” 
          
        第十八章     
        彭德怀——中华五千年的史册上,一个即将流传千古的伟大囚徒!     
        他的这份交待材料(自传)整整写了十万言之巨,作为一个戎马一生而又并非擅长文字的职业军人,这需要多大的毅力与勇气!               
        令人惊叹的是,到了此时此刻,这位彭大将军仍然像战场上一样横刀立马,铁骨铮铮,在这份交待材料(自传)的最后,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吼声:“我仍然挺起胸脯,大喊百声问心无愧!” 
          
        深夜,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回到位于中南海西花厅的家里,刚想躺下休息,突然家里的红色电话响了。     
        他拿起电话,听了后生气地说:“你们卫戍区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不严加监护?”     
        对方解释说:“总理……”     
        周恩来不等对方说话,接着便命令道:“你们明天把胸片送来我看一看。一定要执行我的命令,注意保护彭德怀的安全,不准任意批斗,更不准他们(红卫兵)打人!” 
          
        接着周恩来强调说:“你们卫戍区没有尽到责任,为什么让人随便打人?你们马上将彭德怀送到医院去检查,治伤,今后没有中央的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批斗彭德怀,你们卫戍区要绝对保证彭德怀的安全!” 
          
        说完,周恩来挂上电话,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电话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打来的,他在电话中向周恩来报告了彭德怀在接受批斗中被打伤的消息。听到周恩来的批评,傅崇碧觉得有些委屈,因为作为军人他对于彭德怀一向是敬重的,更何况有总理指示,他更应该保护他。 
          
        在彭德怀被押往北航批斗时,傅崇碧就根据周恩来的要求,派专人向韩爱晶等人传达周恩来的五条指示,即五不准: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武斗,不准游街,不准开万人以上的批斗会。 
          
        就在当天下午,当傅崇碧得知彭德怀被批斗打伤的情况后,感到十分气愤,他责备自己没有完成好周恩来的命令,没有保护好自己一向崇敬的彭德怀元帅,立刻打电话给韩爱晶,指责他为什么不执行周总理的指示。 
          
        韩爱晶仗着有中央文革撑腰,根本就不听他的,并将情况报告了戚本禹。     
        戚本禹接到报告,便告诉韩爱晶说:“不要武斗,但对彭德怀不要限制过多。”     
        可是,由于中央文革在这场“大革命”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周恩来对于许多场合已失去了控制,尽管他想尽办法,但仍然没能保住彭德怀无辜的命运。     
        几天之后——1967年7月20日,武汉的广大群众和部队官兵,出于对中央文革执行的极左路线不满,将中央文革派往武汉的“特使”王力住地包围,数十万军民走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这次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中央文革小组称为“反革命七?二○事件”。     
        林彪为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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