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城 作者:[加拿大]阿瑟·黑利-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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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数字都有五呎高，看上去象只巨型路程表，靠了一个全国性新闻报道系统，一分钟一分钟记录着本年度的汽车生产进度，数字是十分准确的。随着全国各地完工的汽车一一开出流水线，这里的总数也就逐渐增长。
这时，东部时间地带的二十九家工厂已经开工，各厂的生产数字正在补充进来。过不了多久，中西部的十三家装配厂也纷纷开工，跟着加利福尼亚州还有六家工厂也开了工，数字就变动得更快了。本城那些乘坐汽车的人，正象医生量血压，或者股票经纪人翻看道·琼斯索引一样（美国资产阶级统计学者查理·道和爱德华·琼斯联合编制的几种主要股票市场价格的索引。译者注），来对固特异轮胎广告牌上的数字。有些参加汽车协作组织的乘客（汽车协作组织，指一些自备汽车主进行协作，规定各人轮流驾驶自己的汽车，让其他人作为乘客。译者注），每天用一早一晚的统计数字来打赌。
离广告牌最近的汽车生产单位，是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两家工厂——在大约一哩路外的哈姆特拉姆克的道奇厂和顺风厂，从早晨六点起，每小时都有一百多辆汽车陆续不断开出流水线。
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现任董事长，在过去也会顺路到厂里去，看看开工的情况，还亲自检验一辆完工的车子。可是眼下他难得这样做了，今天早晨，他这会儿还待在家里，喝着咖啡，随便翻看《华尔街日报》。他妻子去闹市区参加艺术协会的晨会前，就亲自端来了咖啡。
在以前，这位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主要负责人（当时他是新任的总经理），是所有工厂中一个办事特别巴结的人，这一则是因为正在衰落、没有起色的公司需要这么一个人，再则因为他决心要摘掉“管帐的”这顶帽子，凡是不靠推销经售、不靠工程技术、而是顺着财务这条道路提升上来的人，这顶帽子总是一直戴在头上。在他掌管之下，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经历了兴衰两种局面。长达六年一个周期的景气，使他赢得了股东的信任；第二个周期，财政上敲响了警钟；接下来，含辛茹苦，厉行节约，费尽心血，才再一次减少了财政危急，所以有些人就说，碰到艰难时刻或者倒霉年月，公司总是大显身手，最有作为。总之，没有人再认真相信，克莱斯勒汽车公司那尖儿细细的“五角星”（指车型。译者注）会越出轨道——这是靠自力更生得来的不大不小的成绩，使得公司董事长如今赶得少了，想得多了，要阅读什么就阅读什么了。
这会儿，他正在阅读埃默森·维尔最近的一篇抨击文章。《华尔街日报》上登的这篇文章，虽不象《底特律自由新闻》写得那样浮夸，但是，维尔就是叫人讨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董事长发现，这个汽车评论家的意见，翻来复去的，总不脱老一套。过了一会，他就去翻看地产新闻了，此类新闻报道倒是比较中肯些。虽然还不是人所共知的事，可是在过去几年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已经建立起一个地产帝国，这不仅使公司业务多样化了，而且在今后几十年内（或者梦想如此吧），还会叫现在的“老三”至少也跟通用汽车公司一样大。
这时候，董事长就是这样轻松自在地心里有数，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在哈姆特拉姆克和其他各处的工厂，仍然在滚滚不尽地开出汽车来。
就这样，今天早晨，汽车业三大公司也照往常一样，都在努力维持这个局面，另一方面，规模较小的美国汽车公司，靠了威斯康星州北面的工厂，也在源源不绝地添上一批批数量较少的“大使”、“大黄蜂”、“标枪”、“小妖精”等等牌子的汽车。
二
在费希尔高速公路北面的一家汽车装配厂里，副厂长马特·扎勒斯基，一个头发花白的汽车工业老手，很高兴今天是星期三。
倒不是因为这一天没什么迫切的问题，没什么未了的事务——这样的日子可从没有过。今天夜里，也是夜夜如此，他会浑身乏力回家去，一边觉得自己已经不止五十三岁，一边深信自己在压力锅里又活过了一天。有时候，马特·扎勒斯基巴不得精力再旺盛得象年轻时代，或者象刚刚参加汽车生产那时，或者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空军投弹手那时。有时候，他追怀往昔，还想到，在战争年月，尽管他在欧洲枪林弹雨之中，有着令人难忘的战斗经历，也没有现在担任老百姓的职务这样危机四伏。
他走上装配厂车间的夹层楼面，进了他那间玻璃办公室还没有几分钟，甚至在脱外衣那会儿，就已经匆匆看了一下办公桌上一份盖着红火漆印的备忘录——工会的申诉书，他马上明白，如果不及时处理得当，可能引起全厂罢工。在旁边一叠纸堆里，不用说，还有叫人担心的事情——其他头痛问题，包括紧张物资缺乏（这类事，每天总会有一些），或者要求抓好质量，或者机器发生故障，或者以前谁也没有想到过的一些新的难题，这类问题，不管哪一项，或者统统在内，都能中断流水线，停止生产。
扎勒斯基正象往常一样，矮胖的身子扭了几下，往灰钢办公桌旁边的椅子里一埋。他听到椅子咯吱一响——提醒他注意身体越来越过重了，如今腆着个大肚子了。他想想也不好意思：B…17型轰炸机那狭窄的前舱，现在休想挤进去了。他巴不得人一发愁，体重就减轻；可是，看来反而在增加，特别是在弗雷达去世后，夜里冷冷清清的，他只好去打开冰箱，找点吃的啃啃，因为没有别的事好做。
但是，至少今天是星期三呀。
头等大事头里做。他按了下通总办公室的对讲机开关；秘书还没有来。
接话的是值班记录员。
“给我找帕克兰德和工会委员，”副厂长吩咐道。“叫他们赶快到这儿来。”
帕克兰德是领班。外面不会不清楚他指的是哪一个工会委员，因为他们不会不知道他办公桌上那份盖着红火漆印的备忘录。在厂里，坏消息传播起来就好比着了火的汽油。
那叠文件现在还没有碰过，但他过会儿总得去翻阅一下。看到了文件，他就回想起，刚才一直在闷闷不乐地想着那许多足以使流水线中断的原因。
不管出于什么理由，中断流水线，停止生产，对马特·扎勒斯基来说，总象一把刀子顶着腰眼。他这个职务的作用，他本人所以存在的理由，就是要让流水线运行，以一分钟一辆车的速度，从流水线尽头开出装好的汽车来，不管这个戏法是怎么变的，也不管有时候他是不是觉得自己象个耍把戏的，将十五个球同时抛到了半空中。上级经理部门对把戏怎么耍不感兴趣，对任何辩解也漠然置之。事关紧要的是结果：定额，日产量，生产费用。但要是流水线停了，他马上会听到。耽误一分钟，就等于没有生产出一辆完整的汽车，这个损失是怎么也弥补不了的。所以，即使中断两三分钟，也要损失几千块钱，因为流水线停了，工资和其他费用却还是要哗啦哗啦花出去。
但是，至少今天是星期三呀。
对讲机卡嗒一响。“他们来了，扎勒斯基先生。”
他没好气应了一声。
马特·扎勒斯基喜欢星期三，理由很简单。星期三离开星期一已经有两天，而星期五还要过两天才来到。
星期一和星期五，在汽车厂里，是经理部门最伤脑筋的日子，因为旷工的多。每逢星期一，计时工资工人不来上班的，比其他日子多；星期五也差不多。这是因为往往在星期四，工资支票一发出，许多工人就酗酒的酗酒，吸毒的吸毒，开始过个长长的周末，过后，星期一不是成为补个觉就是醒个酒的日子了。
就这样，每逢星期一和星期五，一个大问题把其他许多问题都压下了，那就是不管人手奇缺，也得生产下去。拿人当棋盘上的棋子一样移来移去。
把有些人从做惯的工作中调走，让他们干从来没有干过的活。平时只管拧紧轮胎螺帽的工人，可能会不知不觉在安装前挡泥板，往往只给他指点一下就算了，有时根本也不指点。把有些人从后备雇工中，或者从装货上车、打扫卫生等一类不要多少技术的岗位上，匆匆忙忙拉出来，什么地方还有空缺，就分配到什么地方去顶缺。有时候，他们做这种临时工，一下子就学会了；有时候，可能把整班时间都花在安装水箱皮管箍，或者类似的事上——搞得乱七八糟的。
结果是势所难免的。星期一和星期五生产的汽车，很多是马马虎虎装配起来的，早给车主种下了祸根，内行人象是碰到一块烂肉一样远而避之。几个大城市经销商都知道这个问题，再加他们经销的数量很大，对工厂也有影响，所以他们坚决主张卖给大主顾的汽车必须是在星期二、三、四生产的，有时候，那些熟悉内幕的顾客，也为了这个目的，去找大经销商。公司经理和他们朋友的汽车，总是规定在那几天生产。
副厂长办公室的门突然推开了。他叫人去找来的那个领班帕克兰德，连门也不耐烦敲，就大踏步走了进来。
帕克兰德生就宽肩膀、大骨架，年纪不到四十，比马特·扎勒斯基大约小十五岁左右。如果他进大学，大概是个橄榄球后卫，他跟今日的许多领班不同，看起来象是掌得了权的样子。这会儿，看起来又象是料到要发生什么麻烦，而且也已经作好应付的准备。领班的脸恶狠狠的。扎勒斯基看到，他的右边颧骨底下有块乌青。
扎勒斯基不去理会他进来时的那副神气，朝他指了指一把椅子。“不要尽站着，坐下来平平气。”
他们隔着办公桌，面面相觑。
“我很想听听，你对于发生的那件事是怎么解释的，”副厂长说，“可别浪费时间，因为照这上面看起来”——他手指摸了摸盖着红火漆印的申诉书——“你给我们大家搞出了件棘手的事啦。”
“才不是我搞出来的呐！”帕克兰德朝上司瞪了一眼；乌青块上方的脸涨红了。“有个家伙给我开除了，因为他揍了我。还有，我打算一不做，二不休，你要是有点胆量，讲点公道，最好还是撑我的腰。”
马特·扎勒斯基把嗓子扯得仿佛公牛吼叫，这是他从工厂车间里学来的。
“别那么胡说八道，快给我住嘴！”他可不想让事情闹得不堪收拾。他比较讲理地嚷道：“我刚才叫你平平气，说的是真心话。时机一到，我自会决定撑谁的腰，为什么要撑腰。什么胆量啊公道的，你可别再胡扯了。懂吗？”
他们互相瞪着眼。帕克兰德首先垂下眼帘。
“好吧，弗兰克，”马特说。“再从头来吧，这一回，你可要一开头就跟我说实话。”
弗兰克·帕克兰德这个人，他认识很久了。这个领班为人清清白白的，对待手下的人也一向公正。他会这样恼火，一定出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
“当时有个活搞乱了，”帕克兰德说。“那是方向盘支柱螺钉，就是那小伙子干的；想来他是个新手。他挤到第二个人那儿去了。我要那个活恢复正常。”
扎勒斯基点点头。这类事是经常发生的。派定担任某项专门工种的工人，在每一道工序上，比规定的时间多花了几秒钟。随着那接踵而来的汽车在流水线上一一移动过去，他的工位也逐渐逐渐改变了，这一来，没过多久，他就闯进了下一道工段。领班一发现这种情况，就有责任帮助这个工人恢复原位，该在哪里就到哪里。
扎勒斯基不耐烦地说：“往下说吧。”
他们还没继续谈下去，办公室门又给推开了，进来的是工会委员。他身材矮小，脸红彤彤的，戴着一副厚玻璃眼镜，一副大惊小怪的样子。他名叫伊利亚斯，本来也是流水线上的工人，在几个月前的一次工会选举时才选上委员。
“你早，”工会委员对扎勒斯基说。他跟帕克兰德随随便便点了点头，没有吭声。
马特·扎勒斯基指着一把椅子，向刚进来的人挥了挥手。“我们刚讲到正题呢。”
“你要是看一下申诉书的话，就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啦，”伊利亚斯说。
“我看过了。可是，有时候我想听听另一方的意见。”扎勒斯基做了个手势，要帕克兰德继续讲下去。
“我只做了这么件事，”领班说，“就是招呼另一个人过来，对他说，‘帮我让那人的活恢复正常。’”
“可我说你在扯谎！”工会委员身子向前一伛，一副指责的神气；这会儿，他朝扎勒斯基倏一下转过身去。“他当时说的原话是‘让那小子的活恢复正常’。事也凑巧，他谈到的那人，而且称做‘小子’的，刚好是我们的一个黑人弟兄，对他来说，这样称呼十分无礼。”
“啊呀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