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震-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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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汉。
他抄袭的那篇故事讲的是另一个星系的某一星球，上面住着男男女女额头中间长着一只眼睛的小绿人。这些小绿人只有出售物品，或者提供服务，才能得到食品。这个星球出现了供大于求的问题，没有人能想出任何合乎理智的解决办法。所有的小绿人都死于饥饿。
威尔克森太太怀疑这文章是抄袭之作。佐尔顿也坦言，他只是为了好玩而为之，并没把它当做什么严肃的事情。对他来说，抄袭只是特劳特称之为“小犯规”的举动，相当于“在同一性别盲人面前不恰当地暴露身体”。
威尔克森太太决定给佐尔顿一个教训。在全班同学众目睽睽之下，她让他在黑板上写“我剽窃了基尔戈·特劳特的作品”。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中，只要他在她的课堂里，她就让他戴上一块写着P字的硬纸板，挂在脖子上，悬在胸前①。如果在今天她对学生采取这种措施，人家可以告她，让她吃不了兜着走。但是，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
威尔克森对年轻的佐尔顿·佩帕采用的办法，肯定是从纳撒尼尔·霍桑②的小说《红字》中获得的灵感。在那部小说中，一个女人不得不在胸前佩戴一个代表“通奸”的大大的字母A③，因为她让一个不是她丈夫的男人在她的产道里射精。她不肯讲出那个人的名字。他是一个牧师！
由于达德雷·普林斯说是一个捡破烂的老妇人把小说稿投进了门外的垃圾篓，佐尔顿因此根本没有想到那人会是特劳特本人。“很可能是他的女儿或者孙女。”他推测道，“特劳特本人肯定已经死了多年。我当然希望如此。愿他的灵魂在地狱里腐烂。”
但实际上特劳特就住在隔壁，而且感觉奇好！他处理掉了《B…36姐妹》，一身轻松，因此已经开始写另一篇故事。
从十四岁开始，他平均每十天写完一篇小说。也就是说，每年写下三十六篇。按此推理，这一篇有可能是他的第二千五百篇作品。小说故事不是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而是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一个精神病医生的办公室里。
这个精神病医生的名字，也是这篇小说的标题，是“沙登弗洛伊特医生”①。这位医生让他的病人躺在长榻上说话，这点没错，但他们只能讲些在超市小报或电视聊天节目中看来听来的与他们全然无关的人之间发生的无聊的蠢事。
如果某个病人无意中说出“我”或“自己”或“我的”或“我本人”或“自己的”，沙登弗洛伊特就大发雷霆。他从塞得鼓鼓的皮座椅上跃起，又跺脚又挥臂。
他会把那张发青的脸直接面对着病人，咆哮着嚎叫着说些这类的话：“什么时候才能记住别人对你，你，你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有兴趣，你这个无聊的没用的一堆粪渣？你的所有毛病是自己以为了不起！别自以为是了，要不就抬起你自大的屁股从这里滚出去！”
18
睡在特劳特旁边那张帆布床上的流浪汉问他在写些什么。那是《沙登弗洛伊特医生》的第一段。特劳特说那是一篇小说。流浪汉说也许特劳特可以从隔壁人家那儿弄到点钱。特劳特得知隔壁是美国文学艺术院时，说：“这同华人理发训练学校一样，和我丝毫没有关系。我写的不是文学。
隔壁那些故作文雅的猴子关心的只是文学。
“隔壁那些附庸风雅的蠢家伙，用墨水在纸上塑造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立体的人物。”他继续说，“好极了！地球上已经因为多出了三十亿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立体的人物而正在衰亡，还不够吗！”
当然，隔壁其实只有莫妮卡和佐尔顿·佩帕，还有以达德雷·普林斯为首的值日班的三个武装警卫。莫妮卡给她的办公人员和清洁工放了一天假，赶着去买点圣诞节的用品。他们这批人不是基督教徒，就是不可知论者，或是背教者。
值夜班的武装警卫全是穆斯林。特劳特在离宫时写的《我的十年自动飞行》中说：“穆斯林不相信圣诞老人。”
“在我作为作家的整个创作生涯中，”特劳特在先前的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中说，“我只创造过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立体的人物。那是我把我那器具放在产道里做成的。叮儿——铃！”他指的是里昂，那个战争时期从美国海军当逃兵，后又在瑞典一家造船厂被削去脑袋的儿子。
“要是我把时间浪费在创造人物上，”特劳特说，“那么我就永远无法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真正重大的事情：不可抗拒的自然力，凶残的发明，荒唐可笑的理想、政府、经济等，所有这些东西使男女主人公都感到像猫拖进家的死老鼠一样。”
特劳特也许会说，他塑造的是人物漫画肖像，而不是真正的人物。其实我的创作也是如此。另外，他对所谓的主流文学的敌意，也并非他个人独有。这在科幻小说家中间十分普遍。
19
除了那些不可信的人物之外，特劳特的许多故事严格地说根本不是科幻小说。《沙登弗洛伊特医生》不是科幻小说，除非哪个人没有一点幽默感，把精神病学当做科学。继《沙登弗洛伊特医生》之后，他投进文学艺术院垃圾篓里的是一篇以虚构手法描写的真人真事小说《掩体里的宾戈①游艺会》。那时时震已日益迫近。
这个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的欧洲，在德国柏林一片瓦砾之下的阿道夫·希特勒宽敞的防弹掩体之中。在故事中，特劳特把他经历的那场战争，也是我经历的那场战争，称为“西方文明第二次未遂自杀”。他在平时言谈中也这么说。有一次当着我的面还加了这么一句话，“如果第一次没有成功，努力，努力，请继续努力。”
掩体铁门上方的街面上，苏联的坦克和步兵只有几百码之遥。“希特勒这个人类中最最讨厌的家伙被困在底下，”特劳特写道，“已经是六神无主。与他一起被困在掩体里的还有他的情妇爱娃·布劳恩和几个亲密朋友，包括他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以及戈培尔的妻子和孩子。”
由于已经不存在任何值得作出决断的事可做，希特勒向爱娃求婚。她居然答应了！
故事讲到这儿，特劳特用反问句问了一句，让这句插入语单独自成一段：“见什么鬼了？”
在婚礼仪式当中，每个人都忘却了自己的处境。但是，当新郎吻了新娘之后，婚礼冷场了。“戈培尔一只脚畸形。”
特劳特写道，“但是戈培尔从来就有一只畸形脚。这不是问题所在。”
戈培尔想起了他的孩子们带着一种叫宾戈的游戏纸牌。这是四个月以前布尔奇战役中从美国兵手里缴获来的，完好无损。我本人也是在那场战斗中被完好无损地缴获的。为了节约资源，德国已经不再自己生产宾戈游戏牌。
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掩体里的成年人在希特勒兴起以及现在走向灭亡时期一直忙得不可开交，因此只有戈培尔家的两个孩子知道这牌怎么玩法。他们的邻居家有一副战前的宾戈牌，他们是从那儿学会的。
故事中出现了一个奇异的场面：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解释着如何玩宾戈，成了包括偏执狂希特勒在内的纳粹帝国王朝的中心。
多亏了达德雷·普林斯，我们现在才会有《掩体里的宾戈游艺会》以及其他四篇特劳特在时震之前扔在文学艺术院门前的小说。在头一遍，也就是那个十年尚不是复制品的时候，普林斯一直相信那个捡破烂的女人把垃圾篓当做信箱，知道他会透过钢板大门的猫眼观看她那疯子的舞蹈。
这一点莫妮卡·佩帕根本不信。
每当普林斯拿到一篇小说，他就苦思冥想，希望发现密藏在其中的天旨神谕。不管是不是重播，下班以后，他是个孤独的非洲裔美国人。
20
二○○一年夏天在离宫，达德雷·普林斯将一卷故事稿子交到了特劳特的手中。特劳特本以为，卫生部早已将他的手稿或者焚烧，或者掩埋，或者倾倒到了远离岸边的海中，除了他本人以外，不再会有人阅读。根据他自己对我说的话，当时他裸体盘膝坐在欧内斯特·海明威套间的大床上，满心不悦地翻阅着那一捆邋遢的稿纸。那天天气炎热，他刚从“极可意”浴缸①中出来。
但那时他的目光停落在小说的一个场景上：两个小反犹太分子正在教穿着戏装般军服的纳粹高级将领如何玩宾戈。特劳特从来都认为，作为作家自己一文不值，但此时他对自己写下的精彩片断惊叹不已。他称赞这段描写是《圣经》中《以赛亚书》的回响：“狼将和羔羊同居一穴，豹和幼羚并卧歇息。幼狮和仔畜相处为伴。一个小孩带领它们。”
“仔畜”指的是育肥待宰的幼畜。
“我读了那一段，”特劳特对我和莫妮卡说，“然后我问自己，‘这东西我是怎么弄出来的？’”
我不是第一次听到一个人在干成了一件出色的工作后提出这样的讨人喜欢的问题。早在时震发生很久以前，我在科德角的巴恩斯特布尔村有一幢老式的大房子，在那里我和我的第一个妻子简·玛丽·冯内古特——她的娘家姓是考克斯——一起养育着四个男孩和两个女孩。我从事写作的耳房已摇摇欲塌。
我把耳房全部推倒拆走，雇用与我同龄的朋友泰德·阿德勒按照老耳房的模样再重造一间。泰德是个技术不错的打杂工。他一个人建起了墙基。搅拌水泥车来浇水泥时也是由他监工。他亲自把水泥板安放在墙基上面。他造了整个耳房的构架后，铺上屋顶盖板，钉上披迭板，盖上木瓦，排设电线。他安上门窗，又在内壁将石膏灰胶纸夹板固定好。
固定石膏灰胶纸夹板是最后一道工序。室内外的油漆由我自己来刷。我告诉泰德我至少想参与一点，不然他连涂漆的事也一起做掉了。他完成了所有工作，把我不想要来做引火柴的余料碎片扔刊垃圾堆里后，叫我同他一起站在外面，从三十码之外欣赏我的新耳房。
接着他问了这个问题：“这东西我是怎么弄出来的？”
直到一九九六年的夏天，这句问话一直是我最爱引用的三句话之一。三句话中的两句都是提问，而不是任何类型的善意规劝。第二句是耶稣基督的话：“他们视我为何人？”
第三句来自我那个当小儿科医生、爱水彩画、吹萨克斯管的儿子马克。我在另一本书中已经引过这句话：“不管是什么，我们都要互相配合，一起克服。”
有人会提出异议：“亲爱的冯内古特医生，我们不可能全去当小儿科医生。”
《掩体里的宾戈游艺会》中，纳粹分子在玩牌，由那个也许是历史上效率最高的宣传部长高声喊出玩牌人配出的胜方和负方。这些深藏在地下的战争罪犯，在纸牌游戏中得到了解脱，就好像那些温顺的老女佣至今一直能在教堂聚会中缓解痛苦一样。
好几个战犯都佩戴着铁十字勋章，这种勋章德国只授予在战场上表现出极度勇敢精神的人。这样的勇士足以归入精神变态者之列。希特勒佩着一枚。是他在西方文明第一次未遂自杀企图中当下士时得来的。
在第二次笨拙的自杀行为中，我是个陆军一等兵。像欧内斯特·海明威一样，我从来没向任何人开过枪。也许希特勒也从来没玩过这个大把戏。他不是因为杀了很多人而获得国家的最高表彰。他是作为一名异常勇敢的通讯兵而获得勋章的。在战场上，并不是每个人只管杀人，不管其他。我本人是个情报侦察兵，到我方尚未占领的区域，侦探敌情。如果遇到敌人，我不是去同他们作战，而是要潜藏隐蔽起来，保存自己，以便向上级汇报敌人在何方，据我所观察他们在干些什么。
那是寒冬腊月，而我本人也被授予了等级倒数第二的勋章，因长了冻疮而得紫心奖章。
战争结束后我回到了家中。我的叔叔丹朝我背上猛击一掌，大声吼道：“你现在是个男子汉了！”
我差点儿平生第一次打死了德国人。
让我们回到特劳特那篇以真人真事为素材写的虚构小说：就好像真有上帝的安排，元首突然间大呼一声：“宾戈，成了！”阿道夫·希特勒赢了！他说，真是难以置信。当然，他讲的是德语。“我无法相信。我从来没有玩过这种牌，但是我赢了，我赢了！这不是奇迹是什么？”他是个罗马天主教徒。
他从桌边的椅子上站起来，两眼仍然望着面前的那一手赢牌，按特劳特的说法就是，“就好像那是都灵裹尸布的碎片”①。那个混蛋问道：“这难道不说明事情并非我们想像的那样糟糕吗？”
爱娃·布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