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震-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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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宝，但他活着的时候只卖掉过两幅。“他自知容貌丑陋，讨不了女人的欢心，同我的情况一样。但这不是全部原因，虽然肯定也是原因之一。”特劳特说。
“凡·高和我的主要共同之处在于，”特劳特说，“他作的画使他感到震撼，虽然所有其他人都认为它们一文不值。
我写的小说使我感到震撼，虽然所有其他人都认为它们一文不值。
“你还能有多幸运？”
对于他的行为和他的作品，特劳特需要的惟一评判鉴赏者就是他本人。这就使他能对时震后的重播坦然处之，毫不感到吃惊。在他个人以外的世界中，有的只是更多的蠢行，就如战争、经济崩溃、瘟疫、海啸、电视明星或者其他任何东西一样，全令他嗤之以鼻。
自由意志刚刚闯入的那一刻，特劳特在文学艺术院附近地区能够成为理智清醒的英雄，在我看来那是因为他与我们其他人不同。他并未发现似曾经历过的错觉中的生活与真实材料的生活两者之间有何显著的区别。
时震后的重播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是一场灾难，而他却不受多少影响。关于这一点他在《我的十年自动飞行》中写道：“我不需要一次时震来教我懂得，活着只是烂屎一缸。我从我的童年、十字架上的蒙难和历史书中早已了解了这一点。”
下列故事以供备案：在国家卫生研究院工作的弗里昂·苏诺科是个富翁，他雇用盗墓人替他去找去世的门撒国际①成员的脑子。门撒国际是个全国性的俱乐部，其成员必须是在智商测试，或叫IQ测试中获得高分者。这是一种由语言和非语言技巧组成的标准化测试，将参加测试者与普通的某某某某对立起来，同Lumpenproletariat②对立起来。
他派出的盗尸者也去替他找来在一些愚不可及的事件中丧生的蠢人的脑子，以供比较，比如在车辆如流的街上闯红灯，野餐生炭火时用汽油等。为了不被人怀疑，他们用从附近肯德基炸鸡店偷来的提桶．一次送一个新搞到的脑子。
不用说，苏诺科的上司根本无从知道他一天天工作到深夜究竟在干些什么。
他们显然确实注意到了他对炸鸡的酷爱，总是让人用小提桶整桶整桶送来，而且从来不分点给别人吃。于是他们总是心中诧异：他为何仍然骨瘦如柴？在正常上班时间里，他干他拿这一份工资必须干的活，那就是研制开发一种新的避孕药片，能使性乐趣丧失，这样就可以防止青少年发生性行为。
然而到了晚上实验室没有其他人的时候，他就把高智商的大脑切开，寻找微型无线电接收器。他认为那东西不可能是用外科手术植入门撒国际成员脑中的。他认为接收器与生俱来，因此肯定是血肉制成。苏诺科在他的秘密日记里写道：“人的脑子只不过是三磅半重布满血丝的海绵体，仅够狗当一顿早餐。如果没有外来支持，不可能写出《星尘》这样的作品，更不用说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了。”
一天晚上，他在一个门撒国际成员的内耳侧发现不大于一颗芥籽的一小块鼻涕颜色的隆起物，而此人读初中时一次又一次在拼写比赛中获胜。Eureka！①他又重新检查了一个低能者的内耳部位。此人穿着滑轮溜冰鞋去抓一辆疾驶而过的车辆的门把手。她两边内耳都没有鼻涕色的隆起块。Eureka！
苏诺科又细查了五十个脑子，一半来自笨得难以置信的人，一半来自聪明得难以置信的人。只有几名火箭科学家的内耳部有隆起物。聪明仔们为何智商测试结果那么好。隆起物肯定是原因所在。人体中那么小的一粒，如果仅仅是多余组织的话，那么就像丘疹一样不可能有所作为。
它一定是台无线电接收器！不管问题如何深奥晦涩，肯定是这类小接收器向门撒国际的成员、学校的优等生、电视智力竞赛的参加者输送了正确的答案。
这是诺贝尔奖性质的重大发现！因此，苏诺科在把新发现写成论文发表之前，就去给自己买了一套去斯德哥尔摩领奖穿的燕尾服。
２８～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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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劳特说：“弗里昂·苏诺科从国家卫生研究院大楼跳入下面的停车场死了。他身上穿着那套永远也到不了斯德哥尔摩的新燕尾服。
“他意识到，他的发现证明，做出这样的发现他没有什么功劳。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凡是做出了像他那样伟大成就的人，都不可能只凭人的大脑，只凭脑壳里面狗的一顿早餐，就可成功。他只有得到了外来的帮助才能为之。”
十年的间隙过后，自由意志再次闯入时，特劳特从似曾经历过的错觉状态转入无限生机，这中间的过渡十分平稳。
重播把他带回到时空连续统一体的某一个环节，他又重新开始写那个脑袋长在两腿间该长家伙的地方、而他的家伙却长到该长脑袋地方的英国士兵的故事。
没有任何预兆，重播突然无声无息地结束了。
这对任何正在操作自行驱动运输器械的人或乘坐这种器械、或站在这种器械路径当中的人来说，是灾难性的一刻。因为十年来，机器像人一样重复着它们前一个十年的动作，当然也常常出现致命的后果。正如特劳特在《我的十年自动飞行》中所写的：“不管是否‘重播’，现代交通是一场生死就在几寸之间的游戏。”但是，来第二遍的时候，造成所有伤亡的责任在于打嗝的宇宙，而不在人类。有些人看似在驾驶，但并没有真正在操作。他们不能操作。
再引一句特劳特说的话：“老马自识回家途。”但当重播结束时，这匹老马——从轻便摩托车到大型喷气式飞机的任何东西都有可能——却不认识回家的路途了。必须有人告诉它下一步该怎么跨，不然的话就完全成了牛顿运动定律的超道德的玩具了。
特劳特坐在文学艺术院墙壁自己的帆布小床上，操作的是既不危险也不难驾驭的圆珠笔。自由意志闯入时，他只是接着写下去。他写完了小说。那呼之欲出的故事，展开翅膀将它的作者带过了裂着大口的陷坑，而我们中大部分人都有跌落的危险。
只有当他完成了自己全身心投入的工作，即他的小说，特劳特才有可能去注意外面的世界中，或者说整个宇宙中正在发生些什么，如果正巧有事情在发生的话。由于他是个没有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的人，他有特别的自由可以在几乎任何场合使用奥卡姆剃刀，或称节俭法则。也就是说。
对某一现象最简单的解释，十之八九要比花哨玄乎的理论更接近真理。
讲到他如何完成那篇被耽搁了那么久的小说，特劳特的解释全没有传统论证的那一套繁琐：什么生活的意义啦，宇宙的能量啦，如此等等。正因如此，这位老科幻作家能够直截了当地切中最简单的真理：过去的十年里每个人都经历了他所经历的一切。他没有发疯，没有死去，没有下地狱，只是宇宙突然收缩了一下，然后又继续膨胀，使得每个人、每件东西都成了木偶，重复着自己的过去。这同时也证明了，过去是不可更变、也是不可摧毁的。这正是：
巨手划过时空。写下历史，
完成了篇章又挥笔不止。
所有的虔诚和智慧。都无法
使它回头，或使半行消失，
再多的泪水也冲刷不掉
已经写下的一句一词。
接着，二○○一年二月十三日的下午，在纽约远离市区通向地狱的西一百五十五大街，以及所有地方，自由意志突然之间破门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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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人也在一系列连续性的行为中从似曾经历过的错觉过渡到了无限生机。旁观者可能会说，自由意志一出现，我即刻驾驭了它。但事实并非如此：时震开始前的一瞬间，我正好将一碗热鸡汤面打翻在膝盖上，从椅子上跳起来，用两只手把滚烫的鸡汤和面条从裤子上抹去。重播结束时，这就是我要接下去做的动作。
自由意志重新闯入时，我不假思索地继续把面汤从裤子上抹去，不让它透过布料，渗到里面的内裤上。特劳特说得不无道理，我的动作是条件反射，缺乏主观创造性，不能被认为是自由意志主导下的行为。
“要是你在进行着思考，”他说，“那么你就会解开裤子．褪到脚踝处，因为裤子已经浸透了，不管怎么疯狂地拍打抹擦都无济于事，阻止不了汤一路渗透到内裤上去。”
不光在远离市区通向地狱的西一百五十五大街，而且在整个广阔的世界中，特劳特肯定也属于最先意识到自由意志闯入的人之一。对他来说，这是件非常有趣的事，而对其他人则全然不同。其他大多数人在他们的错误、厄运、虚幻的成功被无情地重复了十年之后，用特劳特的话来说，“对正在发生的事或者将会发生的事，已经漠不关心”。这种综合征后来有了一个专门的名称，叫PTA，亦即“时震后麻木症”。
特劳特现在做了一项我们很多人在重播开始时曾试过的实验。他故意胡诌一些不成意思的东西，例如“嘟嘟——哒——嘟，叮叮当当，啊嚏福气，哇，哇”之类。回到第二个一九九一年的时候，我们当时也都想说些这类的东西，希望以此证明，只要努力，我们仍然可以说我们想说的话，做我们想做的事。当然，我们无法如愿。但是在重播结束之后，特劳特试着说“蓝貂双焦点透镜”之类的话，果然他张口就成。
毫不费力！
自由意志闯入的时候，欧洲、非洲、亚洲人正在黑夜之中。大部分人都睡在床上，或坐在某处。而在这个半球上，绝大部分人根本不处在睡眠状态，因此摔倒的人大大多于其他地方。
不管在哪—个半球，如果一个人正在走路，两只脚支撑的体重不平均，他会失去平衡，朝他或她正在行走的方向倒下。自由意志闯入时，即使是在车辆如流的马路中央，行人由于“时震后麻木症”必然会倒下，躺倒在地面上。
你不难想像自由意志阔入后，尤其在西半球，楼梯和自动扶梯底下是怎样的一幅惨象。
这就是你的新世界！
我的姐姐艾丽真正生活在世界上只有四十一个年头，愿上帝保佑她的灵魂安息。她认为栽倒是人的行为中最滑稽的事情。我这里指的不是因为中风或心脏病发作或腿腱断裂或其他原因倒下的人。我指的是那些十岁或十岁以上、不同种族和性别、身体状况良好的人，在平平常常的某一天突然间全都栽倒。
在艾丽弥留之际，虽然已时日不多，我对她讲某人栽倒的故事，仍然可以给她带来快乐，或者说，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绘她一点顿悟。我的故事不是从电影里看来，也不是道听途说得来的。它一定是我亲眼目睹的说明地球引力的原始例证。
我讲的故事中只有一则是来自专业喜剧演员的。那是很久以前，我很幸运能在印第安纳波利斯阿渡罗剧院的舞台上看到歌舞杂耍表演。那是这类表演消失前的临死挣扎。其中一名演员是我眼中的圣人，十分出色。他表演过程中总是有这样一段插曲：从台上掉进乐池，然后头戴着一面低音鼓爬上舞台。
我所有其他故事——对这些故事艾丽百听不厌，直到她钉子似的僵直地死去——涉及到的都是业余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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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艾丽十五岁我十岁的时候．有一次她听到有人从我家的地下室楼梯上栽了下去：扑隆通，扑通。扑通。她以为是我。于是站在楼梯上端，差点没把她那颗傻脑瓜笑掉。那一年应该是一九三二年，进入大萧条的第三年。
但是掉下楼梯的不是我，是煤气公司来抄表的一个家伙。他拖着沉重的身子从地下室爬上来，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怒不可遏。
另有一次，大概是艾丽十六岁或更大一些的时候，因为那时艾丽已经驾车了。我坐在她开的车中，我们看见一个女人水平地从停在路边的一辆街车中出来。她的鞋跟被勾住了。
我在其他地方写到过，在与人谈话中也提到过，这个女人的狼狈相使我和艾丽笑了好几年。她没有伤得太厉害，自己爬了起来。
还有一件只有我看见但艾丽喜欢听的事，是关于一个巴结一位不是他妻子的漂亮女子、教她跳探戈的家伙。那是在一个渐入尾声的鸡尾酒会的最后部分。
我想那个男人的妻子没在场。他妻子若在场的话，我难以想像他还会去献那份殷勤。他不是个专业的舞蹈教员。包括男女主人在内，在场的总共大约有十来个人。那是流行留声机的年代。酒会的男女主人将一张探戈音乐醋酸酯唱片放上留声机，犯下了一个策略上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