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高利益-第5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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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方连连点头，应和说：“是的，是的，老领导，你的为人峡江的干部群众谁不知道？这阵子大家都挺怀念你哩！现在市委大院里议论可真不少，都说你老领导懂得保护干部，连我小妹妹李北方都这么说，怪我当初不听你的话。”
赵启功摆摆手：“东方啊，这些没原则的话不要听，也不要往心里去！我这个人啊，过去就是太讲感情，太善良，总把人往好处想，结果，才在用人方面犯了这不少错误，也给峡江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损失，给你们这届班子添了麻烦！”说到这里，他停下了，似乎很随意地问，“哦，东方，怎么听说你小妹妹也卷进去了？”
李东方也尽量显得很随意：“经不起考验嘛，四年前收了一家电脑公司的回扣，被举报了，主动退了赃，检察院说可以不抓，我没同意，让他们抓了，就是前天的事。”
赵启功拍拍李东方的肩头：“你老伙计就是过得硬！”想了想，却又以一副朋友式的口气说，“不过呀，也别走极端！该关心还是要关心，毕竟是你亲妹妹嘛，你真这么板着脸公事公办，老百姓还会骂你！骂你什么呢？骂你只爱惜自己的羽毛，骂你没人味！对自己的亲妹妹都没人味，对老百姓还会有人味呀？啊？”
李东方也跟着苦笑：“老领导，这理可全在你手上，我算服你了……”
正说到这里，省政府一个秘书长过来了，说是和欧洲代表团中国问题专家的会谈马上就要开始了，请二位省市领导入座。李东方和赵启功这才中断了暗藏锋机的交谈，步入多功能国际会议厅。
那天很有意思，和赵启功一番唇枪舌剑，接下来，和欧洲那十几个中国问题专家的会谈也是暗藏锋机。欧洲这个代表团里，有个叫威廉的中国问题专家是欧洲议会议员，据我方翻译介绍说，曾八次来华访问，一直关注着中国正在进行的这场历史性改革。
威廉议员在会议一开始就开门见山说：“对中国的事，我有三个不理解：一、你们有一首著名的歌曲唱道：‘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小平同志在中国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圈怎么这么起作用？”
赵启功微笑着，很有风度地回答说：“小平同志画圈的地方就是深圳，就是决定搞特区，搞特区的这个决定符合中国人民打开窗口看世界的渴望，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所以，这个圈就起了作用。”
威廉议员反问道：“我想请教一下副省长先生：这是不是一种个人迷信？”
赵启功反应机敏：“议员先生是中国问题专家，想必知道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不幸历史。如果说个人迷信，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是相当利害的，可是，毛泽东在邓小平问题上画圈，三次把把小平同志打倒，因为违背了人民的意志，最终没有起作用，小平同志还是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
威廉议员提出了第二个问题：“你们开会的时候，只有一个官员讲话，怎么台上坐了这么多官员？他们坐在台上干什么？愿意这么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吗？”
赵启功笑眯眯地把球踢给了身边的李东方：“议员先生，我们就请这位经常坐在主席台上的峡江市的最高党政官员李东方先生回答这个问题吧！”
李东方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回答，论这种政治机智他真不如赵启功。可球在脚下转着，不说又不行，只得斟词酌句说：“这是我们中国目前政治生活中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也是我们力求改革掉的弊端之一。形成这种弊端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比如，它是一种判断标准：台上官员坐得多与少、官员职位的高低，证明有关方面对这个会议的重视程度。有些会议我并不想去坐，我有许多更重要的事要干，可是，不坐却又是不可以的，人家会以为你对这个会议不重视。”
赵启功风趣地插话道：“李东方先生是个务实的官员，所以不愿坐，但是，并不是所有官员都不愿去坐。我们有些官员已经成了会议的奴隶，我看，除了坐主席台，只怕什么都不会干了，开什么会知道自己该坐什么位置，如果会务人员放错了牌子，让他坐到了低于他级别的位置上，那将引发事件，——先生们，是事件啊！”
威廉和会议厅里的十几个洋人友好地大笑起来。
李东方见赵启功谈得很放松，也就放开一些了，继续说：“问题还不仅仅是官员，老百姓也逼着我们的官员都往主席台上坐：该你出现的场合你不出现，谣言便会四处传播，以为你这个官员已经倒台了。”
赵启功又风趣地插话道：“——所以呀，我们在改革会议上的许多努力，迄今没有太大的收获，和我们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改革成果相比，是很令人沮丧的！”
这时，威廉提出了第三个问题：“我经常看到中国媒体上出现关于普法教育的报道——我这里说的不是对一般民众的普法教育，而是对政府官员的普法教育。我不明白，你们政府官员不懂法怎么施政？你们现在还要普法，是不是说以前就不守法？这个问题，我很希望听听副省长先生的高见。”
赵启功便侃侃而谈：“中国的法制是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中逐步完善起来的，现在的法律文件之多，分类之细，任何一个官员已不可能耳熟能详，除非他是一位法律研究方面的专家。我们对官员的普法教育，就是要教育倡导官员们依法办事，依法施政，不要在施政时违反相关法律，而不幸成为被告。先生们，由于法制的日趋健全，中国官员和权力部门被民众告上法庭的事例经常发生，如果哪一天我们西川省政府被几个普通中国民众告上法庭，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嗣后，又有几个客人谈到了人权问题、法轮功问题，赵启功均礼貌而不失原则地给予了回答。观点虽然全是中国政府反复向世界宣布过的观点，可从赵启功嘴里说出来，就有了一种微妙的说服力和亲和力，也就和客人达成了某种程度的沟通。
看着赵启功谈笑风生的面孔，李东方又生出了一番感叹：这么多年在一起搭班子，他心里太清楚了，论工作能力和聪明才智，赵启功真不在钟明仁和现省委任何一个主要领导之下。钟明仁要把赵启功当做未来的省长人选向中央推荐是有根据的。赵启功若是草包一个，钟明仁就不会推荐，他在长达八年的合作期间也不会这么臣服于此人。遗憾的是，此人聪明过了头，心里从来就没有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只有他一己的政治利益，而且，也爱玩政治权术了，这就把他自己毁了，也把手下的许多干部毁了，更把党和政府的形象以及这场改革事业毁了……
也就在这一天，在省市机关流传了许久的一个消息终于得到了证实：中央有关部门对赵启功的问题很重视，中纪委和中组部的一个联合调查组已飞抵峡江，就赵启功的问题展开了全面调查。和赵启功共同接待欧洲政治文化代表团的那日晚上，联合调查组的一位中组部领导同志把李东方请到了柳荫路44号省委招待所，和李东方进行了一次严肃认真的谈话，谈话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包括赵启功的政治品质。这时候，心灵上饱手创痛的李东方已把赵启功的本质看透了，再没有任何犹豫和迟疑，本着对党和人负责，和实事求是这两条原则，把自己知道的、想到的，全向联合调查组的领导同志做了汇报。
尽情地倾诉过后，披着满天星月离开省委招待所时，李东方心情难得如此舒畅，有一种卸去包袱、大快淋漓的感觉……
58
李东方在全市党政干部大会上讲话时提到河塘村以后，河塘村的名气骤然大了起来，连躺在医院的大老板钟明仁都注意到了。钟明仁专门把贺家国找来谈了一次，了解有关情况，看法和李东方完全一致，认为河塘村的选举结果意味深长。
钟明仁指出：“……问题不在于选了一个算命先生上台，而在于我们的党员同志人家老百姓一个不要！河塘村32个党员中不可能一个好人没有，为什么人家就是不要呢？以前的党员干部太腐败嘛，老百姓一旦有了民主权利，不赶你下台才怪呢！实际上警钟早就敲起来了，我们有些同志就是充耳不闻，就不愿多想想怎么做好这个人民公仆，怎么好好为老百姓服务，还在那里为了自己的所谓政治利益机关算尽，想着法子保护腐败分子，我看呀，这不但是失职了，也很愚蠢——我就不信搞民主选举老百姓会选他赵某人做省长、副省长！”
钟明仁一边批评赵启功，一边也冷静地进行了反思，头一次把贺家国当做了自己的同志和朋友，说得诚恳而坦然：“……当然，平心静气地想想，也不能说赵启功对我的批评就不对，此公是不是别有用心，是不是搞政治讹诈，我们先不管他，可他的观点基本上是对的，一把手现象确实存在，决策不民主，用人不民主的现象，不但在峡江市，在西川省存在，在全国不少地方也存在。改革开放之初，左的那一套还很有市场，不这么干不行，政治形势需要有乔厂长这种人拳打脚踢去开创局面，所以一部《乔厂长上任记》才会风行全国。以后政治形势稳定了，政治生活正常了，再这么干就不行了，势必要走到事物的反面，走上主观和客观相背离的道路……”
那天钟明仁情绪不错，针对民主说了不少话，说到最后，又一次主动问起了国际工业园，要求贺家国一定说真话。贺家国见钟明仁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都还不错，才把有关情况说了——仍没敢说透，怕钟明仁一下子接受不了。说完后，还趁机向钟明仁推荐了两本环保方面的书，一本是《寂静的春天》，一本是《大熊猫深思录》。
话虽然没说透，钟明仁已经有点吃不消了，这位大书记怎么也不相信国际工业园的污染会这么严重，而且除了关园，竟然无路可走。15年了，钟明仁看到的，听到的，全不是这么回事。钟明仁听罢虽然没有发火，可态度还是有所保留的，他深思着说：“如果你和李东方说的这些情况都是真实的，那么，钱凡兴就从没和我说过真话。”贺家国也不客气了，把钱凡兴的所作所为如实汇报了一番，包括在时代大道资金问题上“逼宫”的设想。钟明仁气坏了，这才知道自己差一点被逼上梁山，连叹了几声“可怕，可怕”，感慨说缺少民主作风真是害己害人啊。
贺家国担心钟明仁的心脏吃不消，不敢多说了，建议钟明仁以后搞点微服私访。
钟明仁苦笑起来：“——你这狗娃，又异想天开了吧？我搞什么微服私访啊？现在还是微服私访时代啊？有了电视以后，我这个省委书记就成西川最大的明星了，走到哪里人家认不出来？！”叹了口气：“我对电视这东西真没有什么好感，害得我连上街逛逛的自由都没有喽！”
……
从钟明仁那里回来，贺家国向李东方进行了一次汇报，李东方觉得时机成熟了，准备把国际工业园15年来的污染材料陆续送到医院，让钟明仁自己看，自己作出判断，以便促成问题的早日解决。同时，李东方要求贺家国根据钟明仁的这个谈话精神，把河塘村的材料好好搞一下，尽快在《内部情况》上发出来。李东方把话说得很明白：在廉政风暴越刮越猛的时候，就是要把政治警钟敲响一点，在长鸣的警钟声中，进一步统一全市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
贺家国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情绪却不太高。
河塘村的民主试验并不成功，除了警钟长鸣的意义，几乎没有其他实际意义，贺家国心里最清楚：他的民主理想已被现实无情地粉碎了。河塘村的新村委会开了三次会吵了三次，第三次还打起来了，一个姓王的村委被飞起的烟灰缸打破了脑袋，缝了五六针。除了一个为风水改村门的决议外，什么决议也没作出来。村主任甘子玉一看玩不转，干脆不管事了，整天忙于给人算命看相，据说陈仲成被捕前就找他算过，算得还很准，甘子玉的名气就越来越大，一段时间内，省市不少小车直开河塘村，影响极坏。副主任聂端午倒干事，却也不是什么带领群众奔小康的正事，而是不断上访，从镇上到县里，带着十几个人三天两头跑个不休。不但告前任三届村委会的党员干部，也告甘子玉，说甘子玉有意包庇甘姓腐败分子，和腐败分子同流合污。
计夫顺只要向贺家国汇报起来就叫苦连天，骂骂咧咧。
这时候又发现，计夫顺也把他坑了一把，市农行把 300万贷出去后才知道：那88亩地过有转让金太平镇一分钱没交。想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