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的晚风-第5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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貂皮；以实际占领区划定两国边界等等。以清兵当时的优势而言，皇太极开出的这些条件，虽说咄咄逼人，但也算是基本合理。
不过，对明朝的许多官员而言，这一条件是相当苛刻的，简直就是宋金和议的翻版。因此，当这一内容被百官知悉后，群情激愤也就在所难免。
在马绍愉等返京之前，朝中已就不很太平。起因是大学士谢升对议和一事说三道四，被言官获悉而上了奏疏，以致传到了外廷。崇祯帝只得将谢升削籍，以塞众口。未料不久风波再起！马绍愉带回的有关议和材料，竟被陈新甲的家僮误为塘报而被抄传，群臣百官意外获悉密件内容，一再传闻的议和消息终获证实。一时间群情汹汹，朝野哗然，令崇祯帝、陈新甲措手不及。
陈新甲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
不过，陈新甲却认为，此事虽是由自己一手操办，但始终是奉旨行事，并未出格。因此，他态度强硬，甚至还有点有恃无恐的样子。他哪里知道，崇祯帝面对群臣的指责，为保全自己的面子和尊严，又要故伎重演，委屈他人了。陈新甲已是在劫难逃了。
七月底，陈新甲被逮入狱。当陈新甲知道崇祯帝要让自己做替罪羊时，急忙遍托人情，希望能起死回生。但崇祯帝决意要杀他以谢天下，谁的人情也没用！九月二十二日，陈新甲被斩于西市。
陈新甲被杀，议和之事便自然停顿下来了。
既然议和无望，皇太极于是决定派兵再次奔袭关内。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十月，皇太极任命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与内大臣图尔格率领满洲、蒙古、汉军各固山额真等军进攻明朝。皇太极此举也可算是对明朝不肯议和的报复。皇太极除要阿巴泰等注意不要妄杀之类的事项外，还另外交待了两点：一是大军无权与明国议和。如明廷要议和则须直接与清国皇帝进行。二是大军如遇农民军，则应善言相待，不能造成冲突，如果他们有使者求见或有书信，则应速转等。
当时明朝的防御情况是这样的：关外、关内分设辽东总督、蓟辽总督，另又设保定、昌平总督；巡抚则有宁远、永平、顺天、保定、密云、天津6个；总兵则有宁远、山海、中协、西协、昌平、通州、天津、保定8个。表面上可谓是星罗棋布、无地不防，而实际上是事权不一，未必有效，更何况松锦大败，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已经尽失，明朝已虚弱得不堪一击了。
战争的进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清兵自界岭口突入长城后，击败蓟辽总兵白腾蛟、马兰峪总兵白广恩，连破迁安、三河等地，分道一趋通州，一自柳树涧趋天津。
崇祯帝随即宣布京师戒严，令勋臣分守各门，征诸城镇兵入援。
由于朝廷无法组织起有效抵抗，各地官吏或望风溃逃，或献金帛迎降，清兵在畿辅、山东如入无人之境，先后攻陷兖州、顺德、河间3府，以及18州，67县，共88城，降1州5县共6城。鲁王及乐陵、阳信、东原、安丘、滋阳诸郡王遇难。府州县官吏死难者数十人。被俘人口36万余、牲畜32余，被缴黄金1万余两、白银200余万两、珍珠4千余两、彩缎5万余匹。清兵可以说大获全胜。
面对清兵的奔袭，崇祯帝及其大臣们却是一筹莫展。直到崇祯十六年（1643）四月初，阁臣周延儒在万般无奈下自请督师，但直到二十日才出京。而到四月二十八日，清兵已沿原路北归。周延儒率诸援兵始终跟随其后，不敢与之交战，犹如列队护送一般。
这是清兵入关前的最后一次奔袭，历时7个月，大获全胜。此次奔袭，严重打击了京畿、河南地区，使这些地区更加凋敝残破。同时，此次奔袭，更暴露了明王朝的不堪一击，增强了皇太极等人夺取天下的信心。皇太极本人虽于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英年早逝，没有亲眼看到江山一统的盛举，但他的后继者却不负其志，不到一年，便完成了他未竟的大业。
第七章 深谷寒风亡国之君（1）
大明朝在崇祯帝手中已掌管了16年，至此已到了穷途末日的地步了。
至崇祯十六（1643）年，天下将崩已成定局，剩下的只是早晚而已。
崇祯帝或许已有预感。早在崇祯十二年（1639），一向迷信的崇祯帝，屡屡梦到有一神人在其手掌中写“有”字。他深感惊异，便询问朝臣是何征兆。群臣纷纷称贺，说此为贼平之兆。只有王承恩一人大哭，群臣一片愕然。崇祯帝也在大惊之余，急问何故。王承恩说：“请皇上赦奴婢不死，奴婢才敢直说。”崇祯帝忙令王承恩直说无妨。没想到王承恩讲出了一番石破天惊的言语来。
王承恩说，依他看来，这是神人托梦告诉皇帝，大明江山将失过半！
崇祯帝大惊失色，忙问其故。王承恩跪下叩首后，接着说道：
“有”字，上半截是“大”字少一捺，下半截是“明”字少一“日”。合起来看，大不成大，明不成明，是大明缺陷之意。神人借此而警示贼寇可虞之至矣，请皇上仔细考虑。
崇祯帝听后，当然很不高兴，但也没有办法。在那时，崇祯帝虽已知国事艰难，却仍抱有幻想，或许尚不认为江山会真的这么快就失掉。不过，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他大概就已感到了大限即将到来。
大明朝弄到这种地步，当然非崇祯帝一人之过。但他作为大权独揽的最高领导，自然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点是毋庸讳言的。
平心而论，崇祯帝从登基伊始，就一直兢兢业业，十分操劳，一心想成为中兴之主。与其祖父、皇父、皇兄相比，崇祯帝在这一点上是十分出色的。几乎是所有的史籍都众口一词，充分肯定了崇祯帝为大明王朝的中兴而付出的努力和心血，并不厌其烦地把诸如励精图治、慨然有为、沉机独断、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等赞语加在他的身上。
而事实上崇祯帝也确实如此。自从正式登基后，他几乎是天天忙忙碌碌，很少有什么享受。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张献忠分别攻占洛阳、襄阳后，崇祯帝因劳累过度，筋疲力尽，以至于有一次在谒见刘太妃时，竟然坐着睡着了。一觉醒来，崇祯帝感到有失体统，忙向太妃道歉道：
“神祖时海内少事，而今则多灾多难。连着两昼夜看文书奏章。未尝合一下眼，心里烦闷，不思茶饭。没想到在太妃面前，竟如此不能自持。”
太妃心疼得直流眼泪，崇祯帝也跟着流泪，吓得宫人们都不敢抬头。
不过，对崇祯帝治天下的手法及效果，则有不少人提出批评。如亲身经历过明末战乱的张岱，就有这样一番评价。他说：
“先帝（指崇祯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不亦枉却此十七年之精励哉？”
张岱此言，确实是一语中的。崇祯帝的许多做法，在当时的形势下，不仅无济于事，反而直接导致了局势的更加恶化。如在用人方面，可以说崇祯帝是满盘皆输。张岱对他的评价是：“用人太骤，杀人太骤，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堕诸渊。以故侍从之臣，止有唯唯否否，如鹦鹉学语，随声附和而已耳。则是先帝立贤无方，天下之人无所不用，及至危急存亡之秋，并无一人为之分忧宣力。从来孤立无助之主，又莫我先帝若矣。”
综观崇祯帝的前后用人之策及最后结局，确是如此。
温体仁是崇祯帝最宠信的重臣之一。他表面上唯唯诺诺，貌似朴实无华，忠心无二，骨子里却是奸猾无比。在他入阁期间，正是朝廷多事之秋，而他未尝建一策、献一言，相反却终日为自己盘算，与善类为敌。温体仁最大的特点，就是能讨崇祯帝的欢心，能利用崇祯帝性格上的短处。也正是因为这点，温体仁才能被崇祯帝长期宠信，在阁达8年之久。直到崇祯十年（1637），温体仁才被罢免。
温体仁之后，内阁进行了改组，张至发做了首辅，刘宇亮、薛国观等入了阁。张至发在才智、机变上根本不及温体仁，谈不上有什么创举，也没有得到崇祯帝宠爱，因此不久就被削职回籍。张至发之后，依次有孔贞远、刘宇亮、薛国观、范复粹等出任首辅。这些人都是庸劣之辈，滥竽充数，难得崇祯帝信任，因此也被走马灯似不断更换。
在此期间走红的是杨嗣昌。杨嗣昌于崇祯十年十月出掌兵部尚书，并于崇祯十一年（1638）六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仍掌兵邵。一年未满，杨嗣昌就位极人臣，这充分显示出崇祯帝用人太骤之特点。
杨嗣昌与温体仁不同，他努力想有一番作为，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做法。不过，他对卢象升的战死、熊文灿的失败、孙传庭的被捕等，都负有责任。但是，崇祯帝竟不予追究，刻意宽容，最后竟让杨嗣昌亲赴前线督师。结果是不仅没有挽回败局，反而导致了崇祯十四年（1641）春天形势的急剧恶化，杨嗣昌本人也命丧湖北。虽说杨嗣昌对此不应负全责，但也难辞其咎。崇祯帝也没有通过此事，对自己那种押宝式的用人之道进行反省，从中汲取教训。
崇祯帝的最后一位宠臣，则是周延儒。周延儒早年被温体仁算计，罢归故乡宜兴，至崇祯十四年（1641）十月被召再次入阁，担任首辅。而周延儒之所以能再次被用，是因为有复社首领张溥等人的支持。据说冯铨、侯恂、阮大铖等各出了数万金，交由张溥等人为之活动，交结近侍，打通关节。其条件是周延儒复出后要反过来支持张溥等人。
对周延儒的能力和品行，争议历来很大。他是状元出身，且能位极人臣，不能说他无才。但他最大的毛病，一是贪，二是没有原则，怕负责任。不过，崇祯帝却对周延儒寄予厚望，施之以师礼，并说什么“朕以天下听先生”之类的话。他甚至在崇祯十五年（1642）元旦，还向周延儒等3位阁臣深深作揖，说：“宗社安危，惟诸先生是赖！”真可谓是宠信之极，无以复加！崇祯帝对周延儒的态度，又是其用人太骤的一个生动例子。
事实上，周延儒也无回天之术。在赴任之初，他尚能有一些革旧布新之举，颇得声誉。但时间一长，他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渐渐便有人弹劾周延儒了。但崇祯帝根本听不进去，仍一意姑息。崇祯十六年（1643）四月，周延儒自请督师抗击清兵，却又不敢交战，事后还谎报军情。崇祯帝不问真假，竟要给他加太师衔，荫其子为中书舍人。当得知真实情况后，崇祯帝恼怒之余，要予以严办，不久却又改变主意，让周延儒坐驿站车马回家，还赏路费等。不过，崇祯帝最后又一改初衷，令周延儒自杀。
崇祯帝之所以能如此宠信温体仁、杨嗣昌、周延儒等人，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能迎合崇祯帝的心意，讨得崇祯帝的欢心。刚愎自用的崇祯帝，就十分喜欢这般能鹦鹉学舌、随声附和之人。相反，对那些敢于发表意见的忠谏之臣，崇祯帝就不太喜欢了。
崇祯帝口口声声要广开言路，但当他真遇到忠诤之臣时，便是另一副嘴脸了。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刘宗周和黄道周两位直臣的遭遇。
刘宗周是浙江山阴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他敢怒敢言，好得罪人。早在天启年间，他就得罪了魏忠贤。魏氏对他还算客气，仅斥之为“矫情厌世”，便让他辞职回家。崇祯帝登基后，他被召回做了顺天府尹。上任之后，他竟斗胆上疏，指责崇祯帝求治太急，“不免见小利而速近功”。崇祯二年（1629），后金入侵，京畿告急，刘宗周又上疏直言，指责崇祯帝的用人之道，并说用太监典兵，是亡国之兆，弄得崇祯帝很没面子。
到了崇祯八年（1635）七月，吏部奉旨推举孙慎行（不久病卒）、林和刘宗周3人入阁，由皇帝作最后定夺。在崇祯帝召对时，刘宗周竟不分轻重，再次当面指责崇祯帝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烦，进退天下士太轻。他要崇祯帝以收拾人心为本，御外以治内为本，并说如能以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则天下自平。
平心而论，刘宗周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更难能可贵的是，刘宗周竟能在大家不敢讲话时直抒其言。对此，崇祯帝即使不舒服，也不应该报复。但崇祯帝最终还是没有让刘宗周入阁，而是改授工部左侍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