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的晚风-第4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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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仍力推卢象升出任边塞，使之身置重地，只要稍有闪失，便可任意治罪。最后卢象升战死边关，朝廷也失去了一位不可多得的将帅。
像这种内耗，在崇祯朝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大明朝步步溃退以至后来灭亡的原因，与其说是外患与内乱，还不如说是朝廷本身。而文官集团对此是要负相当的责任的。像上述的这些内耗，严重地影响了文官集团的精诚团结和统治能力，使其根本无法来应对时局，挽救危机。
文官集团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原因自然很多，但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原先约束该集团的伦理道德——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也是该集团用以立身处世、统治天下的根本武器——在新的形势下沦丧了。道德沦丧，导致文官私欲横流，普遍腐化；而文官不顾一切追求私利，反过来又在更大程度上瓦解道德，造成更普遍的腐败。如此之恶性循环，最终使局面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顾炎武说：“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
明末文官集团的腐败，真是触目惊心！真难想象这些自幼诵读圣贤书的精英们，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对这种情况，崇祯帝在登基伊始就十分清楚。他曾明确提出“文官不爱钱”之语，要求文官自律戒贪。对此，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一针见血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皇上要求文官不爱钱，但现在的世局，何处不是用钱之地？何官不是爱钱之人？皇人亦知文官不得不爱钱，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文官本来就是以钱晋官，做官之后自然要把本钱捞回来！”
韩一良接着就毫不客气地揭露当时的官场风气。他说：
“据臣所闻见，要谋得一督抚之位，至少须用银五六千两；而道府之美缺，也非用二三千两白银不可。以至于州县及佐贰之缺，也各有定价；举监及吏承之优选，俱以贿成，而吏部之始进可知矣。像科道之官、馆选之进，半数也是靠钱通关节而获得的。”
韩一良还以自己为例，来说明当时官场贿赂公行的情形。他毫不掩饰地说：
“臣是从做县官起步的，现居言路做给事中。对官而言，县官是行贿之首，而给事则是受贿之魁。现在只要一提蠹民搜刮，则全归罪于州县官之不廉。然而州县官又如何能廉？！他们俸薪才多少？而开支却不少！上司票取、书仪、岁送、荐谢之费等等，无不要钱。近来则发展至每遇考满朝觐，动辄三四千两白银。这些银子不会从天而降、自地而出，州县官能清廉吗？科道上的官员称之为开市。臣于二月之内就辞谢书仪五百余两。像臣这样交结不广的人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韩譬一良敢于直陈其事，自然难得，崇祯帝不久便提拔他做右佥都御史。不过，文官集团的腐败，却丝毫没有改观，反而是愈演愈烈。到崇祯六年（1634），崇祯帝在文华殿召见群臣时，又提到了官场的腐败行为。他说：
“吏、兵二部，用人根本，近来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近来听说被选官员动辄要借京债若干，一旦赴任，便要还债。这债出在何人身上？还不是要靠盘剥小民。这样怎么能选到好官？选拔的官员又怎么会爱吾百姓？”
崇祯帝心里十分清楚官场积弊，但对这种普遍腐败却无能为力。所以有人在长安门贴上一首诗谣，来讽刺当时的腐败风气。诗云：
督抚连车载，京堂上斗量。
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
官员选拔在这样的氛围中进行，则整个文官集团难免要散发出呛人的铜臭味。靠钱谋得职位的平庸之辈们，最关心的自然是如何捞钱。他们不仅要捞回本钱，而且还要为进一步的升迁准备更多的资金。相比之下，像报效朝廷社稷之类的“琐事”，则显得无足轻重了。
据说崇祯帝后来自缢身亡而被陈尸禁门之外时，农民军的军师宋献策与李岩偕行散步，见2位僧人在为崇祯帝诵经礼忏，而明朝降臣却绣衣怒马，叱道而过，惟恐避之不及，毫无故臣惨戚之意。李岩对此大惑不解，便问宋献策道：
“何以纱帽（指官员）反不如和尚？”
宋献策不屑一顾道：
“此等纱帽原是陋品！”
李岩仍是不解，又问道：明朝科举取士，制度周备，为什么到了国家多事之秋，却不见多少报效之人？对此，宋献策作了一段精辟的回答：
“明朝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格，所以到了国破君亡的时候，鲜见忠义之臣。
满朝公卿，哪一个不享朝廷的高爵厚禄？以至一旦君父有难，各思自保。那些做官不久的人就会说，我这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寒窗辛苦，才博得一顶乌纱帽上头，一事未成，哪有即死之理？这说明科举之不得人也。那些旧任老臣则又说，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翼翼，才熬到这一地位。大臣又非我一人，我即独死无益！这说明资格之不得人也。这两种人都认为功名是自己苦熬而得，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也难怪他们弃旧事新而漫不相关了。可见如此用人，本来就不显朝廷待士之恩。而朝廷却责其报效，不是痴人说梦吗？
而那些依仗权势、通过情面而被提拔的官员，骄慢贪婪，孝悌尚且不能，怎能指望忠义？那些夤缘而进的富豪子弟，既然花了本钱，自然要捞钱赢利，哪里还能顾得上忠义？
这就是近来朝廷取士之大弊也。“
宋献策与李岩的对话，是否真有其事，不得而知。但上述的分析，真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作为当时朝廷的中坚、社会的精英，文官集团要对晚明的悲剧负绝对的责任！
第六章 罪己诏凋敝的陕北
明末的内乱，虽遍布全境，但最终酿成大祸的，却是陕西杀出来的农民军。陕北的局势，之所以会弄到那种地步，则既有陕北的特殊原因，也有朝廷方面的原因，即边政的败坏。
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虽风起云涌，代代不绝，但细究起来，则有明显的地域性。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动乱总是在某几个区域首先开始，然后才席卷各地。陕北就是其中之一。
陕西北部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处于汉民族农耕文明圈与少数民族游牧文明圈的交汇处。在明代，它的涉及范围要远远大于今天。它北控整个河套地区，西、北则是宁夏、甘肃以及青海，明朝西北的防卫全系于此。如果陕北出了问题，外族可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威胁京畿、中原，也可南进关中平原，再东击河南，动摇中原。
也正是因为陕北地处战略要冲，关系重大，所以明廷也十分重视这里的防卫。明长城自晋陕交界的河曲附近，一直西延至嘉裕关，全都在明代陕北的境内。沿长城一线，朝廷广设边镇、卫所，驻扎重兵，以北镇蒙古，西控河西、关陇。因此，兵多可以说是明代陕北的一大特点。
民悍则是陕北的另一大特点。这里地处西北，历来是民族交汇、融合之地。长期的民族融合，加之其他种种因素，养成了此地居民独特的民风。陕北人性格刚毅、凶悍、争强好斗，与中原汉民大不相同。他们往往会铤而走险，甚至揭竿而起。
除兵多、民悍之外，贫穷大概也是陕北的又一特点。且不说明代陕北的那些边缘地区，单就其中心地区黄土高原而言，其自然条件之差，经济水平之落后，也是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黄土高原高低不平，坡陡沟深。更严重的是，这里属半干旱地区，严重缺水。降水量本就不足，而黄土又蓄不住水。由于地形等方面的因素限制，凿井取水也十分不易。因此，即使是正常年份，这一地区的用水也十分吃紧，更不用说到了灾荒之年了。一旦老天几个月不下雨，则干旱必至，而饥荒也就接踵而来了。
除缺水外，这里的气候也很恶劣，其中最严重的是农作物生长期短。像怀远地区，阴历三月尚未解冻，到九月却已落雪。像米脂等地，也是“春当种而冻弗解，秋未收而霜已降”。这种气候是很不适合农业的。
深山巨壑、地瘠天寒、亢旱少雨等恶劣的自然条件，使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严重滞后。像延安地区，农民不知施肥、灌溉，甚至不壅不耕，因此生产效率很低，即使在丰收年份，亩产也不过数斗。农民极其贫困。
相对于农业而言，此地的工业和商业更是落后。此地民众，受传统影响，绝不轻易从事商业。而本地的手工业水平又极其落后，农作物不能制成货品，如有丝无绸，有棉无布，有毛皮而不能制成毯毡，即便像斧斤炉钟之类极简单之手工业，也要依靠外省人。因此，此地商业贸易全由外地人操纵，本地人只能低价销售原料，甘受外人的商业剥削，十分贫困。
像这样的地区，社会经济本已十分脆弱，只要稍有天灾人祸，便会不可收拾，历来就属于难治之地。如果朝廷能派遣得力官员前去抚治，做到政治清明、地方有序的话，则局面尚可勉强维持。但是，明末陕北的吏治却根本做不到这点。
陕北一带，地瘠民穷，交通不便，许多官员都把此地视作畏途，不肯赴任就职。那些在任的官员，也纷纷托关系、找路子，想方设法要调离。因此，明末陕北的许多州县，都不同程度存在着缺官难补的问题。到了农民起义爆发后，这种情形则更加严重。崇祯二年（1629），延安、庆阳、平凉3府的州县官竟已缺额半数以上，却又迟迟补不上去。
从素质而言，陕北地方官也是每况愈下。在正德、嘉靖朝，陕北的地方官尚有不少是进士出身，但至万历朝时，这样的情形就不再存在了。此时的地方官，绝大多数是年老的岁贡或升任的教官，副榜的举人已不多见，进士出身的则更是凤毛麟角。即使偶尔有进士出身的官员赴任，也往往如蜻蜓点水，速调他处。有人曾对万历、天启、崇祯3朝陕北宁州、安塞、延川、安定、安化、真宁等六州县官的出身作过统计，结果是该6州县130位州县官，只有5人是进士出身，而举人、贡生出身的却占95％以上。
这样的官员结构，是不利于吏治的。在明代，科举的身份是被十分看重的。像这些举人、贡生们都是多年场屋失意，没有进一步晋升的机会，才不得已而去补缺的。这些人年老力衰，日暮途穷，已没有什么进取的志向，因此多持得过且过的态度。事实上，朝廷对这些人也不甚重视，甚至会因他们的出身低微而歧视、排挤他们。而地方上的那些豪贾富室，也根本不把这些出身不高、威望不够的地方官放在眼里，照样我行我素，武断乡曲，违法犯禁。“官轻俗悍”的局面也就在所难免了。
既然没有晋升的机会，又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那么，这些被放逐到陕北的地方官们自然也就自暴自弃起来，贪污腐化，不问政事，也就是明末陕北地方官的普遍行为了。这对于本已地瘠民穷的陕北，自然是一种灾难。
不过，这仅仅是明末陕北多灾多难中的一面而已！明季的陕北，灾难不断，尤其以旱灾为最重。在万历朝48年间，陕北有记载的旱灾年份达25年。在天启朝，更是旱灾、蝗灾不断。到了崇祯年间，更是年年旱灾。如崇祯元年春夏，陕北滴雨未下，庄稼全被枯死。到了崇祯二年，旱情更加严重，延安、庆阳一带，便是灾情最重的地方。此年四月，有一位叫马懋才的陕北人给崇祯帝上了一疏，描述了陕北的惨状。
马懋才是陕北安塞县人，天启五年进士，备员行人。他先后到过关外、贵州、湖广等地执行过公务，对各地惨状比较了解。但他认为，各地情形，“未有极苦极惨如所见臣乡之灾异者！”即最惨烈的是陕北。其实际情形远远超出有些大臣所描述的那种“父弃子，夫鬻其妻”、“掘草根以为食、采白石以充饥”之程度。他说：
“臣之家乡延安府自去年以来，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份，百姓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像粪糠皮，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勉强延以不死。到十月以后，蓬草已无，只得剥树皮充饥。榆树皮的味道稍好，所以百姓以此与其他树皮相杂而食，可稍缓其死。到年终树皮啃尽，百姓只得掘山中石块而食。石头性冷而且味腥，稍稍吃点便觉饱胀，几天后便腹胀下坠而死。那些不甘饿死的饥民，便开始相聚为盗，抢掠财物。政府也不能禁止。偶尔有被捉捕的饥民，也毫不在乎。他们称：饥饿而死与为盗而死都是死，与其坐而饿死，还不如为盗而死，因为做强盗而死，犹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