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与事件民间观察-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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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散步回来，一进1号楼，就坐在门左边的沙发上休息。李天增将深圳写好的、作参考的纸条拿给小平同志，纸条上拟写了几条：深圳特区报、深圳青年报、大鹏展翅；这张纸条曾给吴南生同志看过，他又加了一条：坚持改革开放，继续办好特区。邓小平一看，说：〃要写这么多呀？〃李天增说：〃这是深圳同志拿来的，不受这个限制，您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邓小平随手丢开纸条，胸有成竹地走向办公台，拿起了笔，才写了几个字，粘住了。李天增暗骂自己笨，房间里有暖气，蘸在毛笔上的墨粘结了。他赶紧添水研墨后，换张纸，邓小平重新提起了笔。这一次，他一挥而就：〃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落款日期是小平同志离开深圳的日子1月26日。
当天下午，广东省委接待处派专车将张荣送回深圳。
题词这天本是2月1日，邓小平为什么将日期写在他离开深圳的1月26日呢？他到达深圳那天就曾说过〃我暂不发表意见〃。显然，题词的内容是邓小平在深圳经过两天全面而深入的调查考察后深思熟虑的结果。
第二天，恰是干支纪年新一轮的第一年甲子年大年初一。邓小平为深圳特区的题词，一大早就通过深圳电视、广播及《深圳特区报》和大家见面了。上午大年初一的黄金时间，香港电视台立即转播，每隔5分钟播放一次。邓小平的题词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
1985
陈文鸿打响〃特区失败论〃的第一枪
狄更斯说，这是最好的时候，这也是最坏的时候。
就在深圳沉浸在不绝于耳的赞歌声中的时候，一些敏感的人，很快听见一个专业狙击手从80公里以外的地方，猛然扣响扳机的声音。
1985年5月，香港《广角镜》杂志在第152期发表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陈文鸿博士的文章《深圳的问题在哪里？》。
这是打响〃特区失败论〃的第一枪，这一枪揭开了〃深圳第一次大围剿〃的帷幕。
陈文鸿的文章是在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之后写就的，文章搜集了大量的数据，对一系列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文章说：〃中央和深圳政府对深圳经济特区的期望，是建成能发展成为以工业为主体的综合体经济，可是，深圳事实上直至目前而言，工业仍从属于贸易，经济是以贸易为主。就这方面而言，深圳这方面的成绩还未如理想。〃
该文言之凿凿，用详细的分析，指出了深圳的突出问题，对深圳提出了最具杀伤力、最具影响力、最具传播价值的批评。
最引人注目的是两点结论：
第一，深圳特区没有做到所说的三个为主。资金以外资为主、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是中央给深圳定下的发展目标，但事实并非如此。1983年进口却大于出口，引进的主要是被香港、日本淘汰不用的设备；引进的外资只占30％，这30％中又主要是港资；1983年深圳工业总产值7。2亿元，而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为12。5亿元，做生意赚的钱比工业挣的钱多得多。
第二，特区赚了内地的钱。他亦庄亦谐地写道：〃更妙的是，一些上海人跑到深圳买了一把折骨伞，发现竟是从上海送去香港，又转回深圳的。上海人很高兴，说是比在上海买少花了几块钱；深圳人也高兴，说赚了几块钱。香港百货公司也高兴，同样说赚了几块钱，真不知谁见鬼了！阿凡提到井里捞月亮。〃
接着，文章又对转口贸易在深圳的特殊发展进行了分析，认为深圳的经济是依赖贸易而在贸易中又主要是对国内其他地方的转口贸易，无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转口商品主要是进口商品、或包含相当比例的进口商品。外引内联的资金之所以投资深圳，主要是因为这个宠大的贸易和由此而来的高利润。深圳五年多发展以来的表面繁荣，也主要根植在此。
陈文鸿文章所引用的数字，几乎全是摘自内地的报刊，几乎全是特区报刊公布过的。陈文鸿通过对这些数字的引伸、推算而得出自己的结论。比如，〃陈文〃根据深圳公布的1983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人口总数，推算出深圳市的人均社会购买力高达4170元人民币，而在同一时期，上海的人均社会购买力为912元，北京为896元，广州为504元。深圳比上海、北京高出三四倍，比广州高出七倍多。这可能吗？正常吗？文章又从此出发，继续深入，发现内地的报纸说，深圳市场上的家用电器和成衣，80％以上为内地顾客所买去。由此文章得出结论说：深圳的市场繁荣，主要是靠内地顾客维持的。
这篇专揭深圳〃短〃的文章，石破天惊。它对沉浸在喜悦中的深圳人犹如一盆冷水，让他们再次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失落和彷徨；又犹如一块砸向湖面的大石头，在国内外激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经济特区失败论的大合唱，各种议论纷至沓来。
中央高层首次暗示拔掉〃输血的针头〃
1985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刚创刊的《追求》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特区市长》的封面文章，作者不吝赞美之辞饱含激情地描绘了梁湘的抱负、气魄和胆量：
从大鹏湾到深圳河畔，高楼连接着高楼，建筑奏鸣曲日夜回荡在天空，可是，他仍然感到不够满意这，不过是小孩过家家一样的小打小闹。要干，就应该往大里干他要的是更加宏大的场面。
他把他的开拓者们聚拢来，提出了一个宏伟的计划：要从引进中小客商的小额投资，转向引进大财团、跨国公司；要从引进三来一补项目，转向引进技术密集型的项目；要从特区零星分散的开发，转向成片开发，连成一体他的胃口好大哟！
第一个合作者请来了，这是香港合和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应湘先生。
……投资20亿港元，开发福田新市区，占地30平方公里的协议，就这样签订了。
改造罗湖火车站工程，修筑罗湖至南头高速公路工程，兴建70万千瓦的火力发电站（厂）等大型项目的协议。也这样陆续签订了。
深圳的上空，响起一声春雷。这雷声，震动了香港地区的工商金融各界，它的冲击波，到了东南亚和日本，于是，大财团、跨国公司代表，纷至沓来……
从这篇文章中，读者们强烈感受到，深圳早已是一派狂热如沸的大跃进情景。
但是，经济的高速运转，暴露出了更多的问题：基建摊子铺得过大，经济发展出现失衡现象，投资结构不尽合理，产业结构的规划不够，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不高，产品的外销竞争能力不强……
此外，还出现了一些奇怪现象和社会问题：人们发现，深圳的一些商品，如家电、尼龙布、服装、雨伞等，竟是从内地出口到香港，通过奇妙的价格差作用而倒流回来的。
一位有心的记者曾对深圳特区市场进行调查，当时国货占市场的80％到90％；但这时，他不仅发现到处是洋货，而且港币几乎成了特区的主要货币，外汇券的内地牌价是1∶1，在特区却是1∶13，1∶15，甚至1∶20！
1984年11、12月间，中央一位主要领导同志在视察珠江三角洲后说：〃广州、深圳、珠海等地，由于设备原料大部分进口而产品则大部分内销，使外汇短缺，黑市猖獗。如不及早解决，势将捉襟见肘，冲击人民币。〃〃进口设备、原料，生产'洋货'内销赚钱不是办法，不顾一切拿外汇进口高档消费品等牟取暴利也好景不长！由于目前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竞争激烈，反销产品偿还外资的办法，前景也不宽广。〃
对深圳存在的问题，中央其实早就有察觉。
据《蛇口通讯》说：1985年4月25日，南下考察粤闽两省及四特区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视察蛇口时就特区经济发展和深圳特区实行管线管理，发行特币等问题，与袁庚作了交谈。
姚依林对蛇口的建设表示满意，说：这个建设速度是难能可贵的。他认为：特区的经济发展光靠国家长期〃输血〃来维持是不可能的，现在看来，要果断地拔掉〃针头〃。
袁庚说：不能一下子拔掉，这样特区会〃性命难保〃。
姚依林问：你说怎么办才好？袁庚答：可以100cc减到50cc，然后逐步递减，帮助自身的组织〃功能〃恢复才成。
当时陪同姚依林到蛇口视察的还有深圳市市长梁湘。在姚依林谈完这段话后，袁庚又说，请姚依林就蛇口工业建设，特别是建材工业的发展和一些产品的出口等问题向有关部门打个招呼，高抬〃贵手〃，不要〃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姚依林说：抬的不是贵手，也不会殃及池鱼。
〃城〃当指深圳，〃池鱼〃自然是指蛇口，这是不言而喻的。
这是中央高层首次暗示，要逐渐拔掉〃输血的针头〃。
姚依林关于拔掉〃输血的针头〃的讲话，使深圳一下子陷入了12级台风的中心。
京官南下力保特区
1985年伊始，梁湘成为《半月谈》杂志的封面人物，被推举为全国十大新闻人物之一。
风头陡转，下半年，一位广东省政府的高级领导以罕见的严厉公开点名批评深圳和梁湘。
1985年8月31日，新华社发布任免消息：免去深圳市长梁湘的职务
8月31日，新华社发布了李灏出任深圳市长的消息；与此同时，广东省委任命李灏为深圳市委副书记。
1986年5月，李灏又接替了梁湘的市委书记职务。香港的报刊登出大幅标题：〃京官南下，力保特区〃。
李灏出任深圳市长，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此前，香港的报纸早已报道说将由邹尔康接替梁湘的职位。
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一位负责人说，1984年8月他在北戴河时曾提出过让李灏到香港去，中央领导没有同意，结果还不到一年，就把李灏调到深圳来了，所以他感到很奇怪。
李灏是广东人，时任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党组副书记，此前曾先后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国务院工交小组、国家进出口委工作，1978年谷牧出访西欧五国，李灏也是随员之一。
1999年1月14日，李灏对采访他的一位记者坦率地说：
〃让我来当市长，第一个感觉就是突然。但我对特区是不陌生的，我是广东人，1979年在进出口委工作，参与了这方面（指特区筹建）的工作，参与了两省文件的起草。此后我差不多年年来这里。1980年我还到香港考察，差不多看了所有的中资机构，就差一个招商局没去。当时袁庚还说，你为什么看不起我们，不到我们招商局来？我一看还有半天时间，就连忙跑了去。当时香港的中资机构里还有人反对办特区，我还批评了他们，说中央已经定了的事，不同意可以保留。
〃第二个感觉就是当时我确实不想来。原因很简单，就是好多人劝我不要来，说你到那里去干什么？跑去送死呀？说得这么绝对的都有。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些原因，一个是这是一个完全新的工作，搞特区就是要闯出一条路子来，不像有些事，别人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了，你去做就行了。特区是个什么样子？怎么建设？并没有现成地摆在那儿。要你去闯嘛，就是小平同志讲的要杀出一条血路嘛！还有我去了班子是要调整的，但我同他们都是朋友，弄不好弄得都不是朋友了就麻烦了。
〃第三也是主要的，我怕自己干不了。当时也有愿意来深圳的，所以我说我最好不去，我跟谷牧同志、田纪云同志等都提了，我说我从来调动工作都没有说过不同意见，惟独这一次。现在则讲是最后一次了，因为我已经退休了。谷牧同志说我也是想留下你，但中央定了的事你能改变吗？我只好变不自觉为自觉，因为事情一定下来，你不早些进入角色，就会使工作受损失。所以我马上就来了。
〃当时组织部长是尉建行同志，他找我谈话，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说困难不多，但有一两个问题不好办。他问我是什么呢？我说一个是发行不发行特区货币问题，当时好多同志对我说，三年内可以不考虑，算是还有三年的'缓刑期'。
〃再一个就是在特区这样一个开放地区，我要做到把精神文明搞好，这个问题非常大。组织部的同志说，你说的这两个问题都是问题，但你最先遇到的可能是人事方面的问题。我说这方面的事在什么地方也是会遇到的。我说我个人不是抱着什么个人目的去的，我按党的原则办事，自己以身作则，我相信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的。
〃但是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头痛的，我单枪匹马来，是不容易的。在新机制里，风险是很大的。�
